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潘璐 通讯员 宋浙江 文/摄
每周一，是93岁的周一志老人，去浙江医院看望老伴吴伟琳的时间。
老人清晰记得，今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也是他和老伴结婚69周年的纪念日——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特地选在党的生日这天，写下一辈子的誓言。
在记者镜头前，吴伟琳老人从周一志手中，小心地接过党旗，脸上全是笑意。
每次去见老伴，周一志都会早早起床，整理好花白的头发，穿上正式的藏青色盘扣上衣，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仿佛回到了自己十多岁的时候。
彼时的他，虽然只是一名上海照相馆里的学徒，却从不惧危险地从事着地下革命工作。
这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2020年春节时，父亲突发脑梗，女儿周肖红赶紧拨打了120，四位医护人员想用担架把父亲送上救护车。然而，意识模糊的周一志，用枯瘦的手紧紧地拉着床单不肯离开，嘴里反复重复着“是谁出卖我的”、“我哪里都不去”。
如果不是这次意外，周肖红或许永远不会知道，父辈曾经历的这一段埋藏在十里洋场的照相馆下、热血而又危机四伏的过往。因为在周一志看来，这似乎是当时的年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他只是普通革命者之一，“没必要讲的”。
周肖红想起了父亲有时候凌晨听到警报声难以入眠的反常，想起父亲尤其喜欢看谍战片——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想起父亲提起上海，仍是1949年之前，“复杂得很，不安全”的印象……原来，正是那段地下革命的岁月，成为了父亲生命的底色。
1949年3月，在上海解放前夕，周一志加入中国共产党。而那时候，16岁的吴伟琳，在地下党员哥哥的带动下，正在工人夜学里教工人们识字。1951年，她和周一志因工作相识。
父母的爱情，在共同的革命经历中渐渐萌发，并走过了数十年的岁月……
他从没害怕过，如果害怕就不去做了
这是一段被尘封在老照片里的历史。照片里十多岁的周一志梳着油光发亮的大背头，穿着笔挺的西装，眼前的93岁老人精神矍铄，穿着整洁，眼神依然明亮。“上海人讲究穿着，给人家拍照也要像模像样的。”1943年，14岁的周一志从宁波来到上海，在姑父开的照相馆里做学徒，同时也一脚踏入了工人运动的浪潮中。
年轻时的周一志
“当时身边的师兄们都加入了益友社，一开始做的是维护职工权益，反对资本家压迫的宣传工作。”照相馆里年龄最小的周一志也加入其中。他印象中，益友社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有的组织游行抗争活动，有的组织群众发展。
中共上海党史资料选辑中描述，益友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的一个以店员为主的群众性业余联谊团体。因为表现积极，周一志成为了照相行业干事会里的一员，他才知道益友社不仅是为了改善职工们的生活，也是地下党进行联络、团结群众的外围组织。
益友社创立五十周年的纪念照片（前排左一为周一志）
两年里，周一志辗转了上海的五家照相馆。“待久了不安全，容易暴露，老是要开会，老板也会有意见。”他落脚的照相馆大多在城郊，便于进城搞宣传，又便于撤退到乡下。因为怕灯光吸引注意，宣讲往往在一片黑暗里进行。一旦听到纷乱的脚步声或是警笛声，他们就迅速地往周边的菜地里散去。有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身边就消失了几张熟悉的面孔。
“这工作很危险，我们有很多战友当时被捕，但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如果害怕的话就不会去做了。”和周一志一样，无数青年人在黑暗中传递火种，试图照亮那个晦暗而动荡的时代。
因革命结缘70余年，她在病榻上只认出他
93岁的周一志对年轻时的大多数事情只有模糊的印象，但当我们问起他入党的时间，他转了转眼珠，清楚地回答是1949年的3月。
时值上海解放前夕，在作为地下党员的大哥的带动下，16岁的吴伟琳在工人夜学里教工人们识字。照片里的吴伟琳留着利落的短发，眼睛细细长长，是战友们印象中风风火火的“假小子”。
年轻时的吴伟琳
1951年底，周一志开始担任一支工作组的组长，吴伟琳则是工作组中的团员。“当时是她追我的。”说起两个人看对眼的经过，周一志的嘴角出现几条笑纹。在周肖红的印象里，母亲从不吝啬对父亲的尊敬和欣赏：“说父亲的工作很出色，参加活动也很积极，长得又帅，她就赶紧找了自己的小姐妹去说媒。”
共同的革命经历让这对伴侣有着超乎寻常的默契。客厅里的书柜底下，还放着一本半开的《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电视里没放新闻的时候，周一志和老伴就会坐在沙发上看书。眼睛退化后容易流泪，周肖红常看到父亲边用纸巾擦眼泪边看书。
在母亲得老年痴呆症之前，周肖红常常觉得母亲对父亲的爱是更多的。但当她和哥哥提出，把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母亲送到医院时，遭到了父亲近乎激烈的反对。一家人聚餐时，父亲也总会望着桌上的菜发呆，良久说了一句：“你母亲最爱吃螃蟹，她心里肯定不好受。”
周肖红渐渐意识到，父母不曾对子女言说的，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热血和勇敢，因为母亲的生病，被父亲愈深地埋藏在了心底，就像被夹在相册中间的益友社创建五十周年纪念照。只有当每周一风雨无阻地去医院探望母亲，两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将布满皱纹的双手交握在一起时，父亲才会重新拥有倾诉的欲望和活力。
“我妈不认得我们，只认识我爸。”周肖红无奈地说，每当这时，母亲就会让她和哥哥去上班，表示她要和父亲单独说会话，“她就拉着我爸的手，笑着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
四分一支的棒冰和十几年不断的捐赠
周肖红记得，小时候自己和哥哥是整个大院里最听话的孩子。因为一旦和别的孩子起了矛盾，母亲的大嗓门总会伴随着被揪耳朵的痛楚及时到来，“家里没有零食，只有发烧时，我妈才会给我买四分一根的赤豆棒冰吃。”
相册里的吴伟琳永远是一头短发、方框眼镜、白色的的确良衬衫配上黑色的长裙，“一条带点的，一条不带点的，穿了三十年。”父亲则显得温和，即使教育孩子也只是用报纸卷成筒轻轻地敲两下脑袋。
解放后，周一志接手筹办华东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父亲一起去单位值班的时候，周肖红就会看到父亲办公室里写得密密麻麻的黑板和桌面上一沓沓的小纸条。“农村看电影多难啊！”周一志喜欢看电影，他记得自己小时候跑几里路去隔壁村的电影展的兴奋感，他也想让更多农村的孩子看上电影，“我们搞电影学校（现为浙江艺术学校），就是想培养更多放映员。”
周一志任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总经理
周肖红并不理解，为什么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那么严格，对其他小朋友们总是大方又笑眯眯的？为什么父母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为什么每次逢年过节，他们总有接不完的电话和送来的饺子？为什么疫情形势好转后父亲就急着想去上海？
直到因为采访整理老照片时，周肖红才从被父母塞在储物箱里的“特殊党费”收据和捐赠纪念证窥见一斑。周一志在筹办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时，曾经从部队里抽选了几位骨干，老王就是其中的一位。老王的妻子是随军家属，老王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完全无法负担家里八个孩子的费用。“能帮一把是一把，我们也用不着。”周一志并不觉得把工资的三分之一拿去资助同事的子女有什么特别。就像吴伟琳每个月寄往上海的信件，她一直记挂着当年战友们的近况，碰到有困难的就想帮衬帮衬。
周一志并不忌讳和子女们聊起死亡的话题。“去世后能和这么多战友葬在同一片土地，也是一件挺好的事。”周一志还想着，趁还能走动，这个月去一趟上海，见见许久没见面的老战友，再看一看曾经工作和奋斗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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