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如丝，丝丝入魂
第一章 "悬办"
这是萧顺德有生以来遭遇的最大的一桩蹊跷事：明明昨天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谭处长跟他谈话时说得很清楚的，让他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充实干部处领导班子，待到他今天拿着市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前往市局报到时，扬帆副局长跟他见了面，说了几句话，这事儿就不见影子了！
要说扬帆，跟萧顺德也算得上半个熟人，皖南事变后扬帆担任新四军军法处长时，萧顺德就是军部警卫团的连指导员。尽管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可是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再怎么着也混了个脸熟。萧顺德从华东军区教导团政治部主任位置上转业到地方，也是扬帆亲自给他打电话发出邀请，他才决定来公安局的。
可是，今天萧顺德见到扬帆后，扬帆只是礼节性地寒暄了两句，谈到工作安排时只说了句"你的具体工作岗位组织上还没决定，你先去‘悬办’吧",就算结束了。
悬办？
萧顺德走出扬帆办公室时，有一种脑子里被灌进了一勺糨糊的感觉。下了楼，站在被市局大楼团团包围着的大院子里，看着不时进进出出的美制吉普车，他有点儿不知所措。
萧顺德这年二十九岁，参加革命已有十一个年头。他是上海浦东人，出生于周浦镇上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自幼聪颖。旧时教育界对特别优秀的学生实行"跳级"制度，萧顺德在小学、初中时各跳级一次，十二个学年他只读了十年就完成了，然后就考进了交通大学。在交大，他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当时，抗日烽火已经遍地燃起，大一还没读完，装了一脑袋进步思想的萧顺德拿着上海地下党组织出具的介绍信，去皖南投奔新四军。
新四军对前来投奔的热血青年的安排是有讲究的，如果之前在地方上加入了地下党、地下团组织，说明已经受过革命斗争考验，可以作为可靠分子使用。比如扬帆，1939年初，他以作家、记者身份组织并率领"上海人民慰问第三战区将士演剧团"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进行慰问演出，演出结束后，他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此前两年，他就已在北平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且是北大学生领袖，因此一参军就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政治指导员，没多久又调去当了副军长项英的秘书，接着就军法处科长、副处长、处长一级级晋升上去了。而像萧顺德这样的，接触地下党还不到一年，基本上没为党做过工作，出身也不是无产阶级，那就只好分门别类下基层。萧顺德在连队当文化教员，也发枪，部队跟日本鬼子、伪军、土匪开打时，跟战士一样参加战斗。
萧顺德经受了这种特殊考验，命也算大，经历皖南事变，前有日军封江、后有国民党军队追杀，他竟然安然无恙。于是就被任命为警卫部队的连指导员，当时他已入党一年有余了。
连指导员是八路军、新四军最基层的政治工作者，通常也是我军各级政治军官的第一个台阶，此后的七年内，萧顺德从这个台阶一级级晋升到华东军区教导团政治部主任。教导团的级别要比部队其他团大一级，因此他这时已经是副旅级干部了。初解放时干部很缺，一个副旅级干部转业到上海公安系统，当个分局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在局机关，弄把处长交椅坐坐也很正常。昨天市委组织部谭处长跟他谈话时明确说过，萧顺德是去充实市局干部处领导班子的，那么，再不济也该是副处长了。可是，今天扬帆副局长却说工作岗位还没决定，让他先去"悬办".这个变故太突然，萧顺德没有思想准备！
他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形成了凡事都先要从政治上去考虑的职业习惯，现在当然也得从政治方面去考虑。
刚考虑了个开头，从二楼窗口里伸出一颗硕大的脑袋，居高临下用山东口音喊道："喂！下面院子里有一位萧顺德同志吗？萧顺德！"萧顺德抬头朝那人看着，马上被对方的目光锁定："是你吧？来207室。"
上楼时萧顺德还寻思，那大头会不会是干部处的领导，正等着他去报到呢？来到207室门口才知道自己猜错了，那扇栗色的橡木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书"悬办"两字。可此时此刻，萧顺德还不知"悬办"是公安局的什么部门。
大头自我介绍，原来是"悬办"主任杨宗俊。这杨主任比较有趣，没忘了在后面加上一句："我的头比较大，同志们另外赏了我个别名‘杨大头’。"萧顺德是个性格严肃的人，不擅长开玩笑，没接这个话茬儿，跟办公室其他三人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继而直截了当问："对不起，我还不知道咱们这个‘悬办’是个啥部门哩，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此话一出，周围人脸上都露出惊奇的神色。
杨宗俊说："老萧你还没去过干部处啊？扬帆局长的秘书打电话说你到了，我还以为你已经去过干部处了呢！"他这一说，萧顺德才意识到自己被刚才的突然变故弄昏了头，竟然连去干部处报到都忘记了。杨宗俊把新沏的一杯茶端到他面前，说不着急，喝杯茶抽支烟休息一下，等吃过午饭，下午再去报到也不迟。萧顺德暗忖这是什么话，还有组织性纪律性没有？不过他表面上还是保持着微笑，说我还是先去干部处走一趟，把一应报到手续都办了吧。说着，就出门而去。
再次回到207办公室，萧顺德已经清楚"悬办"是一个什么部门了。
1927年至1949年这二十二年里，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遭受过难以计数的损失。由于条件限制，仅对其中部分案件进行了调查，大多数都成为悬案。但是，中共并没有忘记这些案件，早在抗战前，中共中央在一个文件中就表明了对此的态度：一旦时机成熟，所有案件都将被彻底调查，挖出幕后策划人和台前执行者，哪怕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也必须一一缉拿，送上审判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随即就着手布置落实当年中央文件中的构想。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及解放军等相关情报部门接到中央通知，要求清理各自所掌握的相关材料后上报。
1949年11月上旬，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及中央有关部门联名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中南局下辖之公安情报部门发出文件，要求对被列入件内的发生于建国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据资料记载，上述中央诸部门在1949年11月至1958年10月这九年里，一共下发过十三批此类文件，在此期间各地破获的重大历史悬案多达上千起。
由于历史原因，中央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调查量比较多，而在华东局所辖范围内，又以上海居多。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经过研究，决定责成上海市公安局组建一个临时部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这个部门的名称唤作"历史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
刚才，干部处顾处长在向萧顺德介绍"悬办"时说："萧顺德同志，根据局党委的决定，分派你去‘悬办’，具体干什么工作，杨宗俊主任会告诉你的。"萧顺德一听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了。听这位顾处长介绍，"悬办"只是个临时部门，按级别来说最多团级而已（后来知道，杨宗俊主任两个月前从山东调来上海时，其职务不过是青岛市公安局下面的一个分局长，副团级），而自己是副旅级别，按照通常情况来说，即使安排他去"悬办"当个正主任一把手，组织上谈话时还得说句"委屈你啦",多少抚慰几句，而眼前这位顾处长没这样客套，这就意味着，他这次去"悬办",不是当官，而是打工。
于是，萧顺德就觉得自己的心脏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闷得慌。不但慌，还有疑惑：从昨天市委组织部谭处长告诉他来市公安局干部处充实领导班子，到今天市局干部处顾处长让他去"悬办"听杨大头的安排，中间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党的组织工作是一桩极为严肃的事情，组织上一旦作出决定，不可能朝令夕改。除非一种情况———你具有某种特长，而某部门因某种意外突然出现空缺，你的特长正好适宜顶替这个空缺，组织部门才会改变决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组织部门也会象征性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至少要提前告知，一般不会这样突然袭击。况且，萧顺德寻思，"悬办"是纯侦查案子的部门，自己却并无侦查方面的特长，组织上把他调过来干什么呢？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组织上发现某个即将被安排到重要岗位上的同志有比较严重的历史或者现行问题，因问题还未查明，所以不适宜安排到原定的岗位上，也不便安排到其他相同级别的职位上，就打发到某个临时部门，待问题查清再作计议。可萧顺德想来想去，自己并无历史或者现行问题。他的家庭出身虽非劳动人民，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帮会恶霸、反动军官之类，头条号：声呐研究所而且，当年他赴皖南参加新四军不久，他的全家已在日军对浦东的一次轰炸中全部罹难，房子自然也成了废墟。此刻，他本人已经算是无产阶级了，社会关系也简单清白，根本不存在上述情况。
尽管如此，萧顺德暗暗告诫自己：要相信组织，无论怎样安排，都是党委集体决定的，之所以如此决定，肯定是有原因的，无论如何自己都要好好干。
见萧顺德回来了，杨宗俊给在场几位每人发了一支香烟，屋里顿时烟雾缭绕。在袅袅的烟雾中，杨宗俊向萧顺德介绍了另外两位同志———"悬办"副主任黄祥明和内勤兼材料员小许。然后，就说到了对萧顺德的安排：这次北京下达给华东局的案件中，分派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的有六起，根据局领导的指示，"悬办"将组建六个专案组，每组负责调查一个案件；萧顺德是第三专案组的组长。
杨宗俊也没象征性地征求一下萧顺德的意见，甚至没看他一眼，自顾往下说："市局就这么点儿地方，没有房间安排给专案组做办公室了，只好向下面的分局借用办公室作为驻地，第三组的驻地在北站分局。老萧，一会儿派辆车送你过去。"尽管刚才萧顺德已经进行过自我告诫，可是听说这个决定后，他还是忍不住开口了："我的档案组织上肯定是看过的，从来没有干过侦查工作。杨主任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能够领导一个专案组去侦破历史悬案吗？我知道，作为党员，不应该跟组织讨价还价，可我这会儿如果不跟领导说清楚，正式开展侦查工作后说不定就会出问题，那就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是对人民的犯罪。"杨宗俊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观其脸上的神情，似是也透露着些许无奈。待萧顺德说完，他朝黄祥明、小许使了个眼色，那二位立刻出门。
杨宗俊走到萧顺德身边，轻轻叹了口气："老萧，你的工作安排是市局党委交代下来的，我没法儿改变。我想，领导肯定是知道你的经历的，你说是不是？你是老同志了，资历比我老，革命工作的经验也比我丰富，能力那更是强得多，所以我也就不说大道理了。我相信，凭着你老萧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一定能够胜任专案组长的岗位。"萧顺德自是无话可说。同时暗忖，这个安排透着蹊跷，难道组织上有什么用意吗？不过，即便有，他一时半刻也无法参透。那就别多想了，眼下，既然让他当专案组长，那他这个组里自然要有几个组员吧？杨宗俊告诉他，"悬办"已经把侦查员的人选定下来了，这两天就通知他们来报到，不过还没考虑具体怎么分派。"要不这样吧，你负责的第三组连你一共是六个人，我把即将调来的全部侦查员的名单给你看看，你可以自己挑选。"萧顺德接过名单，粗粗浏览了一遍，发现上面没有他的姓名，倒是有杨宗俊、黄祥明和许光一（小许）的名字，这说明制作这份名单时，组织上还没决定让他来"悬办".名单后面的日期是1949年11月22日，也就是昨天。如此看来，那个导致他从干部处处长或副处长位置下降到"悬办"一个专案组长的决定，还真是刚刚作出的。
其实，在一份除姓名、性别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名单上挑人是没有意义的，但这是杨宗俊的好意，萧顺德就随手勾出了五个名字：庄敬天、钟梦白、彭倩俪、马麒麟、李岳梁。这五人中，有两个熟人：庄敬天和钟梦白，其中小庄还曾是他的部属。彭倩俪是女性，萧顺德想到查案子有时可能需要女性出面，所以选择了她。
杨宗俊挺痛快，说这五个人明天上午就去北站分局驻地报到。
这次被调到"悬办",山东小伙儿庄敬天倒是挺高兴的。小庄是条一米八的大汉，二十三岁，1947年参军，上海战役时是萧顺德担任团
政委的步兵团的一名副排长。上海解放后，组织上安排他转业到嵩山分局当了一名便衣刑警。这天早上，他从住宿处步行前往北站分局报到，一路走着，还兴冲冲地哼着家乡小调，没想到马上就要当众出一回洋相。
行至距北站分局一箭之地的一条小马路口时，庄敬天看见前面聚着一群人，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扯着尖嗓门儿在说着什么。听下来，这女人是受了站在她面前的两个男青年的欺负。她在马路对面的点心店排队买油条时，觉得肩上的小包动了一下，低头一看，外侧已被划开了一道口子，急忙打开查看，所幸未曾被窃。暗松一口气后，眼睛一扫，便疑上了排在她后面的那个男青年，二话不说一把揪住了就叫"抓小偷".男青年一脸无辜地辩称自己与划包无涉，还主动把自己的衣兜一个个翻得底朝天，确无刀片。女人不肯罢休，油条也不买了，揪着对方不放。点心店的老板出来了，说二位你们有什么过结请挪个地方计较去，我这门前要做生意的。于是，女人就揪着男青年穿过马路，在拐角处驻步继续争辩。
不知从哪里又冒出了一个男青年，为前一位帮腔。庄敬天过来时，争辩已升级为吵架了。
庄敬天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就分开人群挤到中间，说三位你们这么吵是吵不出结果来的，还是去分局让民警给解决吧。这句话是引火烧身，二青年立刻把矛头指向庄敬天，指着他骂骂咧咧，飞溅的唾沫星子直喷脸面。庄敬天火了，一把抓住那个后出场的帮腔分子，说我看你小子不像个善主儿，没准儿划包的就是你也难说，你敢像他那样把衣兜翻个底朝天让大家看看吗？
后来知道，还真让庄敬天给说着了，这二位真是扒窃同伙，前一位划包被发觉后，趁女人检查是否丢失了什么东西的空当儿，迅速把刀片转移给后一位，此刻刀片就在他口袋里藏着呢。如此，他当然要拒绝翻兜儿。庄敬天更认定这二人必有问题，一手揪住一个："二位，这事儿还是去分局解决吧，不远，就在前面。"对方怎么肯去分局？两人挣扎不脱，便动了手。
庄敬天身高架大力不亏，幼时练过拳术，在部队又接受过擒拿格斗训练，以一敌二对付这种小混混儿自是不在话下。使他难堪的一幕就是在他把两个扒手撂倒后发生的———他正准备将两个扒手扭送公安局，忽然觉得身后有异，急往旁边一闪，让过了一个三十五六岁、穿黑色皮夹克的汉子的偷袭。对方偷袭失手，似是微微一愣。庄敬天二话不说便反击，哪知正中对方下怀，他要的就是贴身近战。庄敬天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两条胳膊已被缠住，然后，脚下挨了个绊子，连同对手一起跌翻。对方往下的招术庄敬天就更不懂了，不用拳掌，只是在翻滚扭打中，用灵活的四肢像蛇缠猎物似的控制他的手脚关节，最后竟然把他如同钉子钉木板那样牢牢地"钉"在地上，仰面朝天，动弹不得！
"皮夹克"用身体压着庄敬天："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两个同伙正要动手，围观人群中有人喊"解放军来了".话音甫落，"皮夹克"连同两个扒手立刻作鸟兽散，庄敬天这才获得了解脱。他爬起来不无狼狈地拍打着衣服上的灰土时，眼光忽然扫到了人群外一张戴着玳瑁架眼镜的白净脸，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暗道：倒霉，怎么正好让他看见了这场"好戏".
白净脸不但与庄敬天相识，他的名字也已经被萧顺德勾进了第三专案组———钟梦白。庄敬天埋怨："小钟，你小子怎么这等没眼色，看见我遭难也不救驾！"钟梦白解释："不是我没眼色，我根本没认出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的是哪位，我还以为是流氓打架哩！""就是流氓打架你也得站出来啊！你是光荣的人民警察，街头打架你有责任阻止。我刚才就是为阻止扒手犯罪才挨了‘皮夹克’的暗算嘛。""那你吃了亏，为什么不喊一声‘我是警察’呢？你喊一声，围观群众也会帮你啊。"庄敬天不以为然："请注意，我是便衣警察，这身份是不能在社会上公开亮明的。""我也是便衣警察呀！"
钟梦白跟庄敬天同龄，虽然没穿过军装，可是他的经历要比庄敬天复杂些。他是上海本地人，1946年考入复旦大学国文系，在学校接触进步思想，大二时被发展为地下团员。1948年因起草"反饥饿"游行的传单稿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不久，内线获得情报称，上海市警察局长、"保密局"大特务毛森亲自圈定的对全市各大学大逮捕的名单中有钟梦白，组织上于是通知钟梦白"即刻撤离"。根据组织安排，钟梦白立即去了浦东，从奉贤渡海前往浙东四明山游击队。
这时国共武装斗争的胜负趋势已经甚为分明，中共浙东地下武装力量时不时袭击县城、城镇，或者剪除敌枭、恶霸，每次行动前都准备告示，行动后公开张贴，广泛宣传，展开政治攻心战。但游击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每每只好临时征用当地教书匠、账房先生之类的笔杆子代书，于保密工作不利。因此，钟梦白的到来被游击队领导视为天上掉落的一个宝，不但安排小灶，还派了四个短枪警卫昼夜护卫。
钟梦白在四明山过了半年不是首长胜似首长的日子，因上海战役即将开始奉命返沪，隐蔽于浦东乡下，参加上海地下党迎接解放的工作。上海战役打响后，钟梦白奉命在萧顺德担任政委的那个步兵团驻地三官镇协助军方做群众工作，他跟时任警卫部队副排长的庄敬天就是那时结识的。一次敌机袭击三官镇，为救护在野战医院帮忙的一个当地姑娘，钟梦白负伤。伤好时，上海已经解放。组织上把他分派去了上海市公安局，先是在秘书科做文字工作。钟梦白过惯了四明山那段大爷样的日子，对整天蹲办公室不习惯，强烈要求下基层，两个月前调到了邑庙分局搞情报，也是一名便衣警察。他跟庄敬天多日未联系，后者并不知道他已经去了邑庙分局。
两人一起走到北站分局门口，这才弄清楚原来都是去"悬办"报到的。庄敬天说："梦白老弟啊，当初你在三官镇为了救那姑娘挨了子弹，还是我把你背到野战医院的，军医说幸好送得快，否则失血过多人就没了，当时我还给你输了血。所以啊，你是三官镇那个叫俞什么的闺女的救命恩人，我呢，是你的救命恩人。"钟梦白不解地瞅着他："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从现在起，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了，你得尊重我，就像尊重领导一样———没准儿我被任命为专案组长什么的也难说！我可是立过三次功的，再说原本就是排长，大小也是个干部嘛，组织上不会不考虑的。"钟梦白提醒："副排长算不上干部。"庄敬天说："再怎么着，副排长管的人比专案组长要多，我当个组长还算是大材小用降级了呢。反正既然在一起工作了，你处处都得听我的，明白了？那好，庄领导的第一道命令是：不准把一号机密向任何人透露！"一席话把钟梦白说得直翻白眼；"啥叫一号机密？""就是刚才的事嘛，这是老子的奇耻大辱，回头我得刻苦练武，找到那小子报一箭之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