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7日，北京的中南海，毛主席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好像在思考着什么。突然，他在窗前站定，招呼秘书把笔拿来，郑重地说：“龚维蓉的任命书，我一定要亲自写。”
只见任命书上出现好几行大字，上面写着：
“兹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任命龚维蓉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
最后毛主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不禁会想，这个名叫龚维蓉的人到底是谁？毛主席为何会亲自给她写下任命书？
龚维蓉，出生在合肥龚家，龚家乃合肥四大望族（龚张李段）之首。翻开《合肥百年有影响的百名女性》，龚家入选了7位，其中就包括了龚维蓉。
身为龚家的千金，龚维蓉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善良的内心，她还拥有一手精湛的医术，救死扶伤。
她是“合肥龚”的骄傲，也是合肥人的骄傲。
龚家有女初长成，学医不成誓不回
1900年10月9日，龚维蓉出生于合肥。民初的时候，合肥人龚积炳在山东当财政厅长、内务司司长兼代民政长，他的堂弟龚积义任山东军法处处长和日照、平度等县的县长。
13岁那年，龚维蓉跟着母亲来到济南，和父亲龚积义会合，一家人得以生活在一起。
到达济南后不久，龚维蓉上了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她虽然出生在官宦家庭，但从小便接受到新文化新观念的熏陶。所以，龚维蓉思想开放，向往民主自由。
那个时候，龚维蓉和许多青年人认为，只有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才能摆脱国家的现状。为此，她考取了山东女子医学校，开始接受严格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训练。
1919年的春天，龚维蓉听说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无理拒绝中国的正当要求，他们还想将战败国在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人，这使得整个济南学界彻底沸腾。
当时，全国的有志青年都站了出来，5月4日这天，他们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大游行，也就是“五四运动”。
身为一名进步学生，有骨气的中国人，龚维蓉十分痛恨外国列强欺负中国，欺负中国人。所以，她义愤填膺，顶住家庭带来的压力，毅然决然地加入到学生运动的行列中。
最后，这场斗争的结果，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免去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不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龚维蓉更加坚定了决心，她一定要学医，将来用自己的医术报效社会，服务人民。
要知道，学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旧社会女子学医本就少之又少，可谓是凤毛麟角，但龚维蓉却不管这些，她坚定不移，发愤图强，一定要创出一片新天地。
然而，就在她刚刚升入四年级不久，一场姻缘就找到了她。
那时候，合肥北乡元疃集的项家带着他们18岁的儿子来到济南，目的是接新娘。
项家的孩子名叫项以鼎，他和龚维蓉之间的这场姻缘，还有一个故事呢！
据说，当时双方父母在大烟馆里对吹，指定了项家项以鼎和龚家龚维蓉结成“娃娃亲”，刚好那时候合肥流行“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于是乎，大项以鼎三岁的龚维蓉，自然便成了项家的好“儿媳”。
龚维蓉看见这个十几年未谋面的“未婚夫”来找自己，她听从了父母的安排，没有反对这门亲事，同意和项以鼎结婚。
不过，龚维蓉有着自己的要求，她不想立刻回去，一定要等念完书，把医学学好才回去，甚至在说出这话的时候，语气都是非常坚定的。
就这样，他们的婚事在济南举行，婚房就设在龚府，而项以鼎，也留在济南龚家“伴读”。第二年，龚维蓉有了第一个孩子，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学业。她将孩子交给家人抚养，自己则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中。
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龚维蓉在学校苦读7年终于结束了。1925年，龚维蓉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她在医学方面的知识也有了一定的积累。
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取名为项有彬。
医院没了，还能再建，只求继续行医
1928年，山东济南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三”惨案，短短几天，就有三千多名中国军民被杀害，其中，还包括了蔡公时等17为中国外交官。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彻底激起了济南各界人士的公愤。当时在济南女师代课的龚维蓉和师生们一起，到政府请愿，她和学生老师们一起露宿街头，坚决要求侵略者退出济南。
看见无数家庭遭到迫害，街上充斥着人们的哭声和呐喊声，龚维蓉落泪了。要知道，她是多么坚强的一位女性啊！但面对如此情景，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会流下眼泪吧。
不过，眼泪并没有将龚维蓉打倒，她书写标语，拿到街上进行义卖，再将这些收入捐给死难者的亲属，帮助他们摆脱困难。
这场斗争持续了好几个月，龚维蓉和济南人民在一起，共度困难，直到第二年，日军被迫撤出济南。
1929年，龚维蓉从济南迁返合肥的四湾，随后又来到距合肥60华里的元疃乡下。令人没想到的是，之后在龚维蓉身边发生了一系列变故，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先是丈夫染上了烟瘾，花钱如流水，然后又是龚维蓉的母亲病故，父亲解甲归田。最严重的是，项家不知何故得罪了人，处处遭到针对。
一系列变故发生之后，龚维蓉回到娘家，可娘家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她只好开始变卖当初陪嫁的首饰，换得一点生活费，维持生计。
可这样的生活真是龚维蓉想过的吗？不，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子，有一个医学之梦，她还要救死扶伤，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更多人摆脱疾病带来的痛苦，报效社会。
在这种强大愿望的支撑下，龚维蓉拖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合肥基督医院住下，成为一名实习医生。
这个医院属于教会医院，用的是英文，而龚维蓉早期在济南学的是德文医科教材。为了方便工作上的交流，她白天看门诊、查病房、进手术室，晚上则补习英文、照看孩子，一点空闲的时间也没有。
在实习期间，是没有工资的，龚维蓉的生活只能继续靠变卖陪嫁时的一些首饰来维持。有时候，丈夫还会前来吵闹，甚至掀翻桌子，要她回农村去。而龚维蓉则含泪忍耐，力求独立，让她的两个孩子在城里念书，直到第二年升为住院医师，才有了每个月十块大洋的工资。
由于龚维蓉在医学方面的知识很扎实，加上爱岗敬业，刻苦勤奋，她渐渐从住院医师转为主治医师，薪水也从原来的10块大洋调至50块大洋，暂时衣食无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战火迅速向安徽蔓延。从10月份开始，合肥频繁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就连基督医院也没有幸免于难。
第二年5月14日，合肥沦陷，项以鼎被敌人杀害。那时候，日本侵略者在合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侵略者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频繁向英、美、荷等国家挑衅。合肥基督医院的美籍院长柯普仁决定医院暂时散伙儿，外籍人士返回自己的国家。临行之前，柯普仁给每个中国职员发了从医经历和资格证明。
图 | 合肥基督医院
在如此形势下，龚维蓉没有苟且偷生，她先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到大后方学习，而后自己带着医院分给她的医药、器械，和几名医护人员冲过沦陷区，徒步500里，来到安徽省临时省会立煌县，开设了合肥基督医院立煌临时诊所，重新开始救病治人的工作。
可就在诊所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候，1943年1月，日军扫荡大别山，火烧立煌县城。当时龚维蓉还在外面，等她回来之后，面对的又是一片狼藉。这时的她，已经成了有家不能回，一无所有的“难民”了。
但龚维蓉生性倔强，她重新抬起头，决定从头干起。那时候，她住在病人家的过道上，白天出诊行医，经常要走10多里的山路，脚磨破了，磨肿了，也不喊一句苦。
慢慢地，龚维蓉的医术和医德在当地得到了很好的宣传，报纸上的鸣谢启事也越来越多，收入增加了，她又在那里盖起了诊所，恢复到往日繁忙的景象。
战时的省会，来找龚维蓉看病的人有很多，不仅有达官贵人，也有慕名而来的老百姓。每次遇到那些没钱治病的穷苦百姓，龚维蓉都会伸出双手，给予援助。
在国殇家难的时候，龚维蓉坚强地站了出来，履行作为医生的职责，她以坚韧的献身精神，顽强地工作着，并不断前进。
光明的未来，无私的奉献，毛主席亲自书写任命书
如果说龚维蓉的前半生是在苦难中挣扎过来的，尝尽了人间百味，那她的后半生，则是迎接光明，让子女在大浪淘沙中追求进步。
1948年的冬天，龚维蓉的儿子项有彬带着未婚妻董善涵从南京回到合肥老家，龚维蓉脸上堆满了笑容，她热切地希望儿子能留在自己身边，一起迎接光明。可在那天晚上，项有彬却提出了别的要求。
图 | 项有彬
项有彬对母亲说：“我想去山东参加革命，请您同意。”
听到这里，龚维蓉沉默了，她慢慢抬起头，笑了笑，说：“去吧，男儿志在四方。”接着，便强忍离别的痛苦，为儿子收拾行李。
出发的那天，龚维蓉看着儿子踏着皑皑白雪走向远方，而自己则孤身一人留在合肥。
新中国成立后，项有彬从山东经上海调回皖北日报工作，龚维蓉一下子好像年轻了10岁，她眉头舒展开来，高兴地说：“我从未看到有像共产党干部这样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我们大家一起好好干吧！”
这个时候，龚维蓉已经是50岁的人了，她工作起来仍是生龙活虎，上午门诊，下午查病房，有时手术要到很晚才能回来。
在她的行医经历中，曾为妇女摘除过30多斤重的卵巢肿块，也让一些患有白内障的病人重见光明，这些在解放时期的合肥医院可以算得上是大手术了。
另外，龚维蓉还积极响应省妇联的号召，发动医院职工捐钱捐物，支援抗美援朝的战争。她还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做好妇女工作。
由于龚维蓉立场坚定，工作十分热情，她在不久后就被任命为省立和平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
1952年，龚维蓉不仅被推举为省人民代表、全国妇联代表，还被毛主席亲自任命为安徽省第一届委员，也就是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
图 | 毛主席
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并没有让龚维蓉沾沾自喜，她感到责任更加重大。她说：“我过去的工作，只对自己和病人负责，现在还要对党和政府负责，我不光要搞好本单位的工作，还要跟上形势，完成党和政府交给我的其他任务。”
所以，从那以后，龚维蓉在钻研业务的同时，还加强了政治学习，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经过学习，龚维蓉主动退出基督教会，搬出解放前住的小洋楼，并要求减少薪水。她说：“我过去的工作单位是教会医院，拿的工资比较高，但现在我应该拿干部工资，与医院职工同工同酬。”
在工作中，龚维蓉能够根据需要，服从组织的分配，到设备简陋的妇幼保健院，参加该院的初创工作，东奔西跑为产科病房安装暖气，为婴儿室增添保温箱，以保障妇女婴儿的身心健康。
土地改革时，龚维蓉请在乡下的姑子，把家中地契全部转交给当地政府，并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龚维蓉在信中写道：“这些土地契约，都是上辈遗留下来的，我与子女都能自食其力，留下这些土地也没有多大意义，现在全部转交给人民政府。”
这封信件，在当地土改大会上被公开宣读，受到了热情赞扬。另外，龚维蓉还将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少量医疗器械上交给单位，人们纷纷赞扬。
老年闲居在家，但医者之心丝毫未减，还能继续发光发热
1978年以后，龚维蓉没有再去工作，也没有回到医院居住，而是来到原合肥晚报社的一间办公室内生活。
虽龚维蓉结束了工作，但她的医术一直在人们心中有着很好的声誉，一些老病人经常上门来找龚维蓉治病。
无论是什么人上门，龚维蓉都不会拒绝。她凭借着50多年的行医经验，给病人做检查，用手给孕妇校正胎位，用手帕放在孕妇肚子上听胎音，既不收钱，也不受礼，耐心检查，反复讲解，总是让每一位患者和孕妇笑呵呵地走出房门。
在那段时间，龚维蓉和许多病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家人们陪她走在街上，总有人与她打招呼，向她问好，或站在路边讲个半天。就是到百货大楼购物，也有一些营业员前来问好，帮她挑选商品。
1979年3月1日，已经79岁高龄的龚维蓉还参加了省政协三届四次全委会，这样的经历让老人十分兴奋，她感到浑身都是劲，就算眼睛视力不太好，也要戴着老花镜，耐着性子书写提案。
也许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龚维蓉因为过度劳累，在一次吃饭时，突患脑中风，急送医院进行抢救。
经过医生三个月的诊治，龚维蓉虽然神志清醒了不少，但吐字还是不够清晰，而且右手右脚也不能自由活动。
身为医生的她知道，这种情况如果不锻炼，将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非常严重的偏瘫。
为了控制病情，防止进一步恶化，龚维蓉专门请人帮她针灸、按摩，做一些有益于病情恢复的运动。
当然，国家也没有忘记龚维蓉，组织上也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比如安排干部病房，派特别护士护理。
龚维蓉的家人更是全力以赴，悉心照顾，几个孙男孙女轮流照顾，让龚维蓉的病情有了很大的改善。
可是，人终有生老病死，这是一项自然规律。1982年的秋天，龚维蓉老人离开了人世。
图 | 龚维蓉
龚维蓉老人逝去的消息在《安徽日报》上登出以后，全国各地的唁电纷至，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等人也发来了唁电。中共合肥市委副书记丁之亲自为她治丧。
龚维蓉老人的追悼会，有数百上千人参加，在哀乐中，人们怀念她，哀悼她一生清贫、治病救人，追求进步、不断革命的精神，寄托着无尽的哀思。
龚维蓉逝世后，她的子孙后代继续接过她手中的接力棒，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龚维蓉的儿子项有彬和儿媳董善涵都是新中国第一代报人，孙女项贤峻曾是合肥电视台第一位女台长，两个孙子远赴澳大利亚创业有成。
更值得宽慰的是，龚维蓉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省立医院和合肥市妇幼保健院的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台台精密的仪器设备令人烟花缭乱。
如今，我们的医疗条件已经今非昔比，但人们还是忘不了那些走在前面的先辈。后背将继承先辈的遗志，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多做贡献。
最后，祝愿所有医生工作胜利，祝愿所有病患尽快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