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迷失的大国之路
第十四章 古希腊的民主，为啥容纳不下苏格拉底？他太能嘚瑟了
要证明这一点，可能要把古代希腊的历史重新审视一遍，但这肯定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把一些对于古代希腊的描述放在这里。通过这些描述，大家自然会找到古希腊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答案。
古希腊商业贸易产生于克里特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1200年)。据文献记载，“克里特在这时也有繁盛的商业。贸易往返使它接触到埃及和西亚的古老文化。从王宫的高处，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诺萨斯城北的港口，那里舟蚁如织，和爱琴海诸岛、希腊大陆、埃及、西亚、塞浦路斯岛以及西地中海进行繁忙的交易”。
在《荷马史诗》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记载：在贸易中，铁和铜、皮革、牲畜等等同为交易的媒介，还可以看到用铁换酒的实例。
在出土的文物中，在克里特的诺萨斯和南希腊的迈锡尼，都发现埃及新王国的手工业品，包括黄金、象牙制品和陶器等等。而在埃及也出土了当时爱琴海诸岛的产品，这些都证明了，在古希腊社会商品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
和古希腊商品经济一起发展的，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虽然中国一直有无商不奸的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商品经济的实质是公平、公正、公开。这种公平、公正、公开在商品交换一开始，就是商品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和要求。
虽然古代人的大脑容可能会小那么一点点，他们可能没有我们有这么丰富的知识，但胳膊往里拐是个动物都有的常识，作为人类当然不可能独独在这一点上发生退化。所以当为了生活，为了让自己的日子更好一点，而进行商品交换的时候，谁也不愿意让自己吃了亏。在这种大儒家们认为是斤斤计较，是肮脏的逐利的商品交换之中，真正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意识产生了萌芽。这种商品交换，起码在交换的双方看来，必须是公开进行的，谁也不会傻到去买一件想象的东西；而且也必然是公正和公平的，是当事人觉得可以接受的，除非商品交换的一方，有一个二傻子。
而当以经营商品为生存方式的商人出现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上，再加上一条，那就是诚信。除非有的商人赶上了一笔特别大的买卖，能满足他以后的生活和他所有的贪心，否则的话，即便是为了他的职业，他也要把诚信坚持到底。
把我们的目光拉回到航海大时代，许多人都会对于一个不大丁点的小国，荷兰能成为世界性的大感觉到万分的惊奇。但下面这个故事也许能给你提供答案。
1596年到1598年，一个有名的人叫巴伦支，他是荷兰的一个船长，他试图找到从北面到达亚洲的路线。他经过了三文雅，现在一个俄罗斯的岛屿，但是他们被冰封的海面困住了。
三文雅地处北极圈之内，巴伦支船长和17名荷兰水手在这里度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做燃料，以便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保持体温；他们靠打猎来取得勉强维持生存的衣服和食物。
在这样恶劣的险境中，8个人死去了。但荷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丝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
冬去春来，幸存的商人终于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他们用生命作代价，守望信念，创造了传之后世的经商法则。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也给荷兰商人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赢得了海运贸易的世界市场，也让荷兰最终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这个故事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商品经济秉承的是，而且必然是公平、公正、公开再加上诚信的原则，否则商品交换只能是一锤子买卖，商品经济永远也成不了社会的主流。
而当一个社会把商品经济当成它主要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民主就从中诞生了。
民主从其字面上来看（源于希腊文δημος demos；人民；κρατειν kratein；统治），代表着由人民统治。至于民主的统治方法、以及其“人民”的构成范围则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一般的原则是由多数进行统治。
可能有人对古代民主来自于商品经济的结论，不以为然。但问一下，古代的民主思想是怎么来的呢？来自于天性吗？不可能！人的天性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都相信拳头大的是哥哥。来自于专制的制度吗？不可能！没有一个人，一个阶层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否则的话我们的前辈，也用不着拎着两把菜刀闹革命了。来自于自己顾自己的小农生产吗（原始的生产只能是自己顾自己的生产，而且只能是有关农业的生产。专业的手工生产以及大规模的工业化前提，必然是商品经济，否则第一个开始这么做的人只有一个结果，饿死。）？不可能！这种小农生产让人们只会关心天气，会关心别人是不是占了他两根垄沟，只会嫉妒他邻居的收成。是掠夺吗？更不可能！掠夺本身就是对他人人权最残酷的践踏。
民主只能产生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原因在于，商品交换的基础，在于公正、公平、公开。起码在商品交换的两个当事人之间，必须做到这一点。而在权力的影子之下，这种公正、公平、公开必然要受到影响。
记得一个笑话。说有个市长到一个汽车专卖店去参观，店主想讨好这个店主，于就就指着一款最漂亮的车对市长说，这今款今天打特价，只卖十块钱。市长一听，乐坏了。大嘴一咧来了一句：我给你一百块，给我拿十辆。
这就是权力对于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伤害。权力，尤其是没有约束的权力，对于商品经济来说，是天生的敌人。可以想象，没有一个商人，敢和一个可以决定他命运的官员，或者说一个官僚去进行公平交易。这个商人面对可以决定他命运的官员的时候，不以十块钱的价格卖给人家一辆车，只能说明他不想混了。
商品经济社会对于绝对权力的排斥，还在于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绝对权力（集权或者曰专制）的出现，私有财产的存在只能成为泡影。因为这种绝对权力（集权或者曰专制）可以随时拿走你的私有财产，而且不需要理由。所以在古希腊的社会制度上，我们看到的是对于权力的绝对的限制。
古代希腊人实行的是城邦制。所谓城邦，就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希腊语叫“波里斯”（Polis）。这样的城邦虽然往往叫做一个国家，但按某个历史学家的说法，不过是屁股那么大的地方，当然谁也不可以有那么大的屁股。这样的国家当然小得可以，最大的一个城邦雅典不过一千平方英里，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其他都不过只有雅典城邦的三分之一甚或十分之一那么大，有的则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乡。历史上通常所谓古希腊，就是由这些屁股那么大的小城邦组成的。
这些城邦的民主制实行的非常彻底，管理国家的行政长官是选出来的，由公民“轮流坐庄”，而且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一旦下台，与普通公民无异。比如彼奥提亚的将军帕梅农达斯落选后，就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参战。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作为主人，他们有拿起武器保卫城邦的义务（顺便说一句，他们的武器、甲胄和马匹全都是自费的），也有参加邦内议事和审判的权利（也顺便说一句，参加这些工作起先都是不领薪水的，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劳务费、出场费）。在伯里克理斯时代，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对诸如宣战与媾和之类的城邦大事，握有最高决策权、监督权和终审裁判权，这就叫“主权在民”。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上都有选举权，也都有被选举权，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成员，也都要轮流参与陪审法庭。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独裁、专制和集权的发生，古希腊还创立了贝壳放逐法。这种贝壳放逐法，和我们现在的全民公决差不多，也就是全希腊的全体公民投票表决，是不是把某一个对民主产生影响，可能变成独裁者的人，赶出希腊。
每年春季，古希腊一些城邦的国民大会都要在全体公民中征求意见，看是不是有在思想上、行为上会危害民主政治的危险公民。并通过不记名的方式，让每个公民把他认为的，会危害城邦安全和破坏民主制度的人的姓名，写在贝壳或陶片上。投票分前后两次，最后一次获投票最多的人，就要被大会决定放逐。一般来说一年给赶出去的有一个人，流放的时间是10年。在被放逐的十年里，被放逐者不得回家，也不能和国内的人有接触。但被放逐的人不是罪犯，他的公民权和财产会给他留着，在放逐期满后可自行回国。
这种放逐在我们现代人眼里，可能都是非常残酷和不可思议的，这种残酷和不可思议在对地米斯托克利的放逐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说到地米斯托克利，大家可能不熟悉，但说到希波战争，可能没有人不知道了。古希腊和波斯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92～前449年，当时的波斯，和现在的美国差不多，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领土包括西至埃及、东括印度、南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北到里海及黑海一带，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帝国。
当时的波斯，感觉上也和现在的美国差不多，把自己当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爹了，那是想打谁就打谁，想教训谁就教训谁。但波斯的这种狂妄，在碰到古希腊人的时候，却是一脚踢到了铁板上。
波斯人第一次进攻希腊，和中国元朝的军队进攻日本的下场差不多，碰到了神风，结果海军全军覆没，陆军也因为受到阻击，而寸步难行。
虽然仗打败了，但波斯人还是觉得天老大，他老二，甚至可能觉得他老大，天老二。所以随后当时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就向希腊各邦派出了使者，管人家要水和土。水和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这一点，古代中国也差不多，咱们用的是白茅和土，所以有个成语叫裂士分茅。裂士分茅这个词出自《尚书·禹贡》：“厥贡惟土五色。孔颖达疏：“王者封五色土以为社，若封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归国立社……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黄土覆之，其割土与之时，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与之。”
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古代的王要分封诸侯的时候，先以五种色的土做成个台子，把诸侯封在哪个方向了，就用刀割下一块那个方向的土块，然后拿白色的茅草抱着递给他，意思是你就有土地了。
关于土，或者说土块，也就是土坷垃就能代表国家，代表土地，中国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说晋文公重耳在过逃亡生活的时候，整的老可怜了，那是要吃地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主要原因是兜里没钱。当时重耳的形象，谁也不会把他和后来的春秋五霸联系在一起，只能让人想到孔子曾经变成过的，惶惶然如丧家犬。
但好在人家重耳“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能放下架子，不就没吃的没喝的吗？咱们要吃的要喝的，不就完了吗？于是重耳等一大帮子人，找个农民就伸手管人家要吃的。农民看着他们那么一帮子人（十几个），琢磨着自个儿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喂他们啊！又瞧着这些人破衣漏馊（可能是白字，东北方言，衣服破烂的意思）的，态度还挺不客气，于是从地上捡了一大块土坷垃（土块）递过去。这可把重耳给气坏了，不管咋说人家也是个王子啊，虽然没有骑白马，但却是正儿八经的王子，脾气还是有的，伸手就要打。他的舅舅叫狐偃的，赶紧拦着他说：公子，这是天意啊，这不是老天要给你土地的意思吗？你咋还能不要呢？
重耳一听，立马变了脸色，恭恭敬敬地从老农手里把土坷垃接了过来，放在地上，拜了三拜。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土坷垃捧到车上，留下一脑袋大气泡的老农，扬长而去。
这就是重耳拜土的故事，是现在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
讲这么个故事，主要是强调一块土坷垃（土块），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所以这土坷垃虽然在文明人眼里可能觉得挺埋汰（脏），在流氓手里可能是武器（当然真正的流氓可能更喜欢用板砖），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却意味着土地，意味着主权。
也正因为如此，古希腊的两个主要城邦斯巴达和雅典（当时其他的小城邦，是把他们当领头羊的），面对波斯使者要土和水的要求，一点也没有客气。雅典把波斯使者扔进了山谷,而斯巴达则把使者抛到了井里，让他们自己去取土和水，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希波战争。
公元前490年夏天，那一年古希腊人没有举办奥运会，但却跑了第一次马拉松。在雅典和斯巴达拒绝了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领土要求之后，波斯派了10万军队、600艘战舰进攻希腊，在雅典东北部的马拉松登陆。士气高昂的1万雅典重装步兵，在1000名普拉蒂亚重装步兵支援下，大败波斯军队。
为了把胜利消息迅速告诉雅典人，希腊人派长跑优胜者斐迪庇第斯(Pheidippides)，从马拉松跑至雅典中央广场（全程42公里195米）。在以最快的速度跑完这段距离，并传达胜利的消息后，斐迪庇第斯体力衰竭倒地而亡，他也因为这个功绩而成为希腊的民族英雄。
1896年举行首届奥运会时，顾拜旦以这个故事，设立了一个比赛项目，这就是“马拉松”。
而前边提到的，希腊英雄地米斯托克利，是在马拉松战役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
经过两次希波战争后，波斯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新一任波斯国王薛西斯，在公元前480年，率五十万大军和几千艘战舰入侵希腊。在第三次希波战争中，出现了两个英雄。一个是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他率三百勇士死守温泉关，最后全部战死；另一个就是地米斯托克利。
在温泉关失守之后，由地米斯托克利率领的雅典海军，成了希腊人抵抗波斯人的主要力量。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建议下，希腊人放弃了雅典城，在海上与波斯人进行了决战。雅典人约有战船三百艘，船身小而灵活，在狭窄的海湾中，波斯的大战舰行动迟缓，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战争持续到傍晚，波斯战舰沉没或搁浅的近三百艘，而雅典仅损失约四十艘。薛西斯害怕希腊人断其归路，率残部仓皇撤退。
在中国人看来，甚至在任何人看来，地米斯托克利都应该是个英雄，应该接受鲜花和掌声，但古希腊迎接他的，却是要放逐他的贝壳。在他们看来，地米斯托克利在战争中集中了太大的权力，这对雅典民主制是一个强大的威胁。于是公民投票，地米斯托克利被确定为放逐对象，只好流浪他乡。
因为地米斯托克利的被放逐，也让许多人质疑希腊的民主政治，是不是暴民的政治。但有个小小的细节想提醒大家，在第三次希波战争开始的时候，地米斯托克利主动推举旱鸭子斯巴达人，来担任海军的统帅，斯巴达人不懂海战啊，他由此获得了希腊海军的实际指挥权。
对这样一个对权力如此上心的人，古希腊人当然会万分警惕。
还有一个被放逐的人，叫雅利斯太德。这个人为人正直，一心为公，很多人都称他为公正的雅利斯太德，并为此让他当上了执政官。在对待波斯人的问题上，他与海军统帅塞米托点利发生了意见分歧。大敌当前，领导人先掐起来了，这仗还怎么打呢？于是进行公民投票，要放逐他们中的一个。在当时的投票现场，有位不识字的瞎子到处找人帮他写上他认为要放逐的人的名字，很巧，他找到了雅利斯太德。雅利斯太德就问瞎子，说你要写谁的名字呢？
瞎子毫不犹豫地说，雅利斯太德！
雅利斯太德边写边问：“雅利斯太德做错了什么吗？”
瞎子说：“没有，但是我受不了别人老把他叫做公正者。”
投票结果，雅利斯太德被放逐。
可能雅利斯太德有点冤，但光绪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说过：名利，名利，名在利先。就像古代中国的许多名士，以名求官一样，雅利斯太德过分的追求名望，是不是也对权力有着更大的追求呢？
不能肯定，但令人怀疑。
让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受到质疑的，还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死。易中天教授认为：“诚然，民主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雅典城邦公民投票处死苏格拉底，就是民主制度史上的耻辱和污点。”
如果苏格拉底地下有知，肯定会为易教授的这句话而鼓掌欢呼。因为在苏格拉底活着的时候，就称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为暴民政治。苏格拉底认为，这种民主投票完全是瞎扯蛋，因为投票者完全凭感觉投票，必定会毁了雅典。所以他主张进行贵族统治，由哲学家来治理国家。公元前399年春，时年七十的苏格拉底被雅典的统治者判处死刑。罪名是：不敬神灵和蛊惑青年。
而之所以有人对苏格拉底的死，至今还抱有遗憾，可能是因为苏格拉底实实在在来说，是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伟大，不仅从他的哲学成就上看得出来，在他的死上也体现得特别充分。
当时的死刑不是上断头台，而是喝毒药。在苏格拉底喝毒药之前，他的朋友克里同问苏格拉底：“我们该怎样安葬你呢？”
苏格拉底说：“按照你们所想的方式就可以了，只要你们心中真正感到我还存在着，并没有离开你们，那么你们就以你们所想的方式埋葬我吧。在埋葬尸体时，不要说：‘埋葬的是苏格拉底。’克里同啊，你要鼓足勇气说：‘埋葬的只是苏格拉底的躯体。’”
当人们把毒药拿来之后，苏格拉底对这个手里捧着毒药杯的人问道：“我可不可以从杯子里取一点出来，把它献给神呢？”那个人回答道：“我们准备的毒药的分量刚刚好。”
苏格拉底喝了毒药之后，行进行的人开始对他进行检查，用力压住苏格拉底的脚踝，并问道：“感不感觉痛？”苏格拉底回答说：“不。”
那个人又按他的膝盖，并告诉周围的人，说道：“苏格拉底的身体已经慢慢地僵直了，已经没有了知觉。”那人又重复地摸了一次，再对众人说道：“要是僵冷到了心脏时，就可以说一切都结束了。而现在他的下半身大部分都已经僵冷了。”这时，那个行刑的人在苏格拉底的脸上盖了一层布。就在这时，苏格拉底将盖在脸上的布拉开，开口说话：“克里同，我还欠医神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这是医神的圣物），请不要忘了，要还给他。”
这就是苏格拉底临终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对于苏格拉底的死，有人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意思是说当时的社会实在是不咋地，连一个哲人都容不下。
因为他太能嘚瑟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苏格拉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苏格拉底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特别能节制自己，无论寒冬酷暑，白天黑夜，他都穿着同样的外衣，既没有鞋袜又没有衬衣，甚至下雪天也总是赤足行走。晚上他把衣服一摊就是毯子。富有的亚西比德有一次，要给他一大块地基来造房子，他说“假如我需要鞋子而你提供给我一整张兽皮，那不是很可笑吗？”面对琳琅满目的许多商品，他会对自己说：“没有这么多东西我照样生活。”他的生活方式极有规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起时故能免于传染。他好像也极少需要睡眠，在《会饮篇》中，我们看到，他喝了一夜酒，别人都睡着了，他起来到河里洗了一个澡，照样过了一天，到晚上才去休息。智者派的安提丰说，“一个奴隶这样生活也会受不了而逃跑的，而苏格拉底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
其次，苏格拉底是个非常悲观的人。有一次，他的学生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让他到麦田里去摘一粒最大的麦子，但是只能摘一次而且只能向前走。柏拉图来到麦田，走了一圈结果却空手而回。苏格拉底问他，“怎么什么都没有摘到呢？”柏拉图说，因为一心就想摘最大的，总是想着下面的会有更大麦子，结果却发现还是前面的麦子大但是却不能回头了。柏拉图问，那什么是爱情呢？苏格拉底说，那，就是爱情。
后来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苏格拉底让他到树林里去砍一颗最合适做圣诞树的树，同样，要遵循先前的规则。柏拉图来到茂密的森林，走了一圈带回了一棵很普通的树，既不是最枝繁叶茂的也不是最高大挺拔的，就是一棵很普通的树。苏格拉底问他，“你怎么砍了棵那么普通的树呢？”柏拉图说，因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生怕接下去没有更好的树了，看见这棵树还行我就先砍了下来。苏格拉底说，那就是婚姻。
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幸福。
苏格拉底让他到花圃里去采一朵最美的花，同样要遵循先前两次的规则，只能采一次，只能向前走。柏拉图来到花圃，他采了一朵他觉得最美丽的花回来，心里很高兴。苏格拉底问，“这是最美的花吗？”柏拉图说，我觉得他是最美的花，虽然后来一路上还有好多美丽的花，但是我一直就觉得我手中的花是最美的。苏格拉底感叹道，这就是幸福。
这些故事你可以说是智慧，但也反映了苏格拉底对于人生悲观的情绪。是，我们肯定拿不到最大的麦子，也砍不着最好的圣诞树，更采不着最美的花朵；但为什么不能说我拿到的麦子，就是最大的，砍到的圣诞树就一是最好的，采到的花朵就是最美的呢？否则你为什么要拿它、砍它、踩它呢？
这种悲观的性格，让苏格拉底看什么都不顺眼，驴的很。这种驴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拨犟眼子，喜欢和人抬扛。
说有个青年向苏格拉底请教演讲术，为了表现自己，这个青年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话。结果呢，苏格拉底要他缴双倍的学费。青年吓一跳：“为什么要我双倍呢？”苏格拉底说：“因为我得教你两门课，一门是怎样学会闭嘴，另一门才是怎样演讲。”
在色诺芬(xenophon)的《会饮篇》里有一段关于苏格拉底喜欢抬扛的故事。有一次希腊举行美男子竞赛，当大家设筵庆贺胜利者时，苏格拉底站起来说最美的男子应该是他自己，因为他的眼睛像金鱼一样突出，最便于看东西；他的鼻孔阔大朝天，最便于闻味；他的嘴宽大，最便于饮食和接吻。有人反讽，照此推论，癞蛤蟆应算是美男子了。
他老人家最爱去的地方是集市，最爱做的事就是随便揪上一人，开始问话，不管人家有事没事；最喜欢跟人抬杠，同专业术语说是“雄辩”，按东北土话讲叫拨犟眼子。在抬扛方面，苏格拉底的本事无人能敌。也许是这种在辩论上无人能敌的感觉，让苏格拉底觉得天下人最强大的，只有他自己。所以他才会提出民主制度是个垃圾制度，应该由哲学家来统治希腊，结果把自己变成了希腊民主的敌人，被判处了死刑。
但说抬扛方面，说苏格拉底的本事无人能敌，也不对。因为他有一个最强劲的对手，他的老婆。
据说苏格拉底拉底第二个老婆克珊狄波斯是悍妇，平日饶舌撒泼，在苏格拉底的圈子里将此传为笑谈。有一次克珊狄波斯在家指责苏格拉底，每天总是外出与青年扯皮，嘴里的话跟马桶的水似的，一拉就哗哗的，根本不顾家。苏格拉底刚刚认完错，趁老婆一个没注意，又走出家门去和青年们交谈了。他刚一出门，他老婆就在他的背后从头上泼下一盆水。被浇的和落汤鸡差不多的苏格拉底，来了一句：“我就知道，响雷之后必然有大雨！”
这可能是苏格拉底唯一抬扛抬不过的人，因为他老婆扛抬用的不是嘴，而是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也是借鉴了他老婆对他的管理手段，嘴巴上我说不过你，干脆从肉体上消灭你。
记得现代行为学中有这样的内容，如果一天之中，有五个人针对你，那么你的一天就毁了。现在最新的数字已经调整到3个，也就是说有三个人在一天里，和你做对，你的一天就毁了。而苏格拉底呢？用他的行为，每天要给自己树立许多敌人，他的日子肯定是不舒服的。而其他人，每天有这么个非要跟你做对的人，肯定也不舒服。所以他的死，不说明民主制度的问题，而是证明了人类行为学中的观点，不要和大多数人做对。
再说了，苏格拉底是反对民主制度的。咱说了，一个人的观点不同，你可以说他是不同政见者；那么一个人坚决地反对社会的基本制度，还不断地大肆攻击这个制度，还挑拨别人和他一起攻击，这样的人，你会叫他什么呢？整个一标准的恐怖分子。
介绍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主要是雅典等一些城邦），再加上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中国只产生了专制制度，那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会在或者说只会在商品经济中产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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