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陈毅
前言
1958年3月,经毛主席点将,陈毅出任外交部长。
陈老总说话一直很有特点,既风趣,又幽默,而且还很犀利,讲问题一针见血。几乎所有熟悉的人都称,听陈老总讲话他那宽阔的视野、入木三分的见解、坦荡的胸怀、独特的幽然、不可复制的语言,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不过上任之初,陈老总曾一度担心,自己干不好。
“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我干外长,可能有四种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部长一直是由周总理兼任的。
作为新中国建立以后首任外长,周总理开创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的历史性新的外交局面结束了自近代以来百年屈辱的外交史, 同时为推动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以独特的人格魅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并永远载入人类历史当中。
不过,由于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务工作繁杂,而周总理又事必躬亲,因此毛主席开始考虑,让周总理卸掉外交部长的兼职。
思来想去,毛主席想到了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陈毅。
图|1957年毛主席与陈毅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外宾
作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将军,陈毅之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外事工作,心里有些忐忑,他找到毛主席谈到了自己的想法:
“主席啊,我做事情很容易感情用事,又怎么能做外交呢?要是到时候说错了话可怎么办?”
对这位曾共事多年的老战友,毛主席还是很相信他的。
“临事而惧,正是你的特点,干外事工作就是需要这个态度,我看你就最合适。”
对于自己能否挑起这外交重担,陈毅心里还是没底,他十分了解自己的性格,自己一直就有好感情用事的缺点,对于一个外交部长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另外,陈毅心理压力大,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自建国以来,主要负责外事工作的周总理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很担心自己没能力,将总理苦心孤诣创造的大好局面“砸锅”。
1955年万隆会议后,党中央决定让陈毅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做准备。
原本应该在1956年就接过外交重担的陈毅,因在西藏考察受高原反应的影响,回到北京后不久,在一次印驻华大使举办的电影招待会上晕倒,交接工作,不得不因此而推迟。
图|陈毅旧照
1958年2月,陈毅正式接手外交部长的工作。
即便如此,陈毅依旧十分担忧,他曾对妻子说:
“我这次兼任外长,可能有四种结果:第一个是干出成绩,第二个是一般化,第三个是犯大错,第四个是得大病。”
不过令陈毅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工作上尚不见出问题,家里反倒出了问题。
陈毅兼任外交部长以后,由于外事工作繁忙,很多时候忙得顾不上休息,张茜为此多次劝说陈毅,要少喝酒多休息,陈毅总是嘴上答应,过后就忘了。
有一次周总理邀请陈毅、贺龙夫妇赴宴,由于是老战友见面,一桌人都十分高兴,酒桌上推杯换盏,张茜在一旁看得十分焦急,毕竟丈夫已经年过六旬,身体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
为了提醒丈夫,张茜悄悄在桌子下面踩了陈毅一脚,提醒他要少喝酒。
大约也是喝酒喝的正尽兴,忽然被妻子踢了一脚,陈毅很不高兴的嚷嚷:“哎呀,你踢我干什么?”
张茜羞地无地自容,听得旁边丈夫又嚷开了:
“平常你管我就罢了,今天是跟周总理喝酒,你还管我,不要老踩我脚了。”
眼见夫妻两人闹矛盾,周总理在一旁打圆场:
“不能喝就少喝点,不要对张茜发脾气了,破坏家庭和谐!张茜,你今天不用管了,在外边我给你管着,你就放心吧。”
又有一次,陈毅出国访问回来,屁股还没坐热,回国后几个代表团连同外交部一起举行宴会,陈毅连忙赶去参加,临走前张茜担心丈夫身体,于是提醒他早点回来,陈毅满口答应。
图|1954年陈毅与张茜在青岛
结果宴会上,陈毅又喝的尽兴,就把张茜的嘱咐抛在了脑后,一直到凌晨两点钟才回来。
张茜一直在家焦急的等丈夫回来,见陈毅不听劝告,心里十分生气,于是就把丈夫锁在门外,任凭陈毅如何敲门,张茜就是不开门。
陈老总也火了,直接喊来秘书后,借着酒劲儿说:“离婚,这次说什么也得离婚。”
“甚至后来两人见面也不再说话,离婚风波”越闹越大。
周总理为了调解老战友的夫妻矛盾,特意邀请两人参加宴会,并请罗瑞卿夫妇一起陪同,席间周总理耐心的劝说张茜:
“张茜同志,我得向你提个建议,你是陈老总的夫人,管着他是理所应当,但你要注意方式方法啊,就像是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将绳子拉得不松不紧,如果绳子绷得太紧,最后绳子断了,那风筝就飞走了。”
经过周总理耐心的劝说,陈毅、张茜夫妇两人重归于好。
陈老总向周总理检讨:“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
陈老总负责外事工作多年,一向兢兢业业,颇有建树,不过偶尔有些时候,也会犯“糊涂”。
1965年6月,周总理途经开罗,原本计划要飞赴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接到了一份电报:
“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由于一切消息均不明朗,周总理在开罗通过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经党中央研究后,毛主席同意周总理暂留开罗进行访问考察,以便观察形势再做打算。
图|陈毅年轻时(1928年8月)
当时,陈老总作为外交部长,已经先一步抵达阿尔及尔打前站。由于政变事发突然,原本计划要召开的亚非会议究竟还要不要开,当时与会的亚非各国代表,心里都没有多少底气。他们出于对中国的尊重和信赖,找到了陈老总,希望能了解中国的态度。
陈老总的性情,就像他说的那样,好感情用事,脾气一上来,谁也劝不住。他看到了各国代表焦急紧张的情绪,于是没控制住就“开了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由于情绪上头,陈老总不假思索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结果后来因为意见不一、人心浮动,这次亚非会议无法举行,周总理也直接从开罗回国。
陈老总这一次“信口承诺”,结果却没能兑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周总理十分生气,连连踱步:
“胡闹,简直是胡闹。”
陈老总也知道自己这一次犯了错,一回北京就赶到西花厅,对工作人员说:
“我这次是负荆请罪来了……”
陈老总心里十分不安,到门口后悄悄向周总理卫士悄悄询问:“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生气了。”
卫士悄悄向陈毅透了股风,陈毅深吸一口气,一脚跨进门去,以特有的军人姿态向总理报告:“总理,我来了。”
“你无组织无纪律。”周总理一见他过来,立刻发起了脾气,只见他来回踱着步子,又猛走了几步,目光灼灼的望着陈毅,奋力的拍了几下桌子:“这是不允许的。”
陈老总低头向总理检讨:“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
图|周恩来
以往两人见面,陈老总大多时候都很随意,和见毛主席的时候不同,毕竟两人自南昌起义时便已经结识,老战友之间不需要太多客套,可这一次陈老总意识到,自己确实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就这样就完了?”周总理余怒未消:
“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周总理大声说道:“而是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看到陈老总低头认错,周总理的心情逐渐地恢复平静,耐心的告诉他: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事后有人问周总理:“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总理严厉的望了在场的人一圈,语重心长的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经过这件事之后,陈老总在外交工作上,越来越得心应手。
“我们搞原子弹,最终目的是为消灭原子弹”
1965年秋,亚洲地区的局势出现了变化,中国也即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毛主席认为,应该请陈毅出来,对中外记者讲一讲。
当时陈毅正在外地,一听主席点将,立刻启程回北京,并在火车上做了充足的准备。
1965年9月29日,国庆前夕,北京也开始陆续装扮庆祝建国十六周年,当时各国有不少的国际友人和新闻记者都云集北京,陈老总回到北京后,立即着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
当天下午两点,陈毅在中宣部、外交部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主席台,接受记者的提问。
随着陈毅简单的开场白过去后,他不失幽默的又说了一句:
“各国记者阁下们可要警惕啊!你们到中国来,存在着被洗一次脑筋的危险。”
招待会现场顿时一片笑声,说起来“洗脑”这个说法通常见于西方诸多媒体报刊,多数都不怀好意,陈老总幽默的拿过来化用,其智慧也博得了在场所有记者的钦佩。
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与缅甸外交部长吴蒂汉会晤
那天偌大的会场上,三四百名记者将现场围的水泄不通,大家七嘴八舌的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各种国际局势以及对外关系,陈老总镇定自若,并一一做了回答。
另外在记者招待会现场,有不少的记者都提到了“核问题”。
一个日本记者站起来问:“中国已经爆炸了两个原子弹,什么时候爆第三个原子弹。”
陈老总幽默的回答了一句:
“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中国并不是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的。”陈老总娓娓道来:
“我们重申,大小国家一起来共同协议,销毁原子弹,禁止使用、制造、储存、试验核武器。中国制造原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是为了自卫。中国保证任何时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弹。”这无疑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核武器问题上的一篇政策声明。
图|1961年1月,张茜陪同陈毅访问缅甸
又有位记者站起来问:“据有的核专家称,世界上目前已有的原子弹,足够毁灭地球好几次,您对此有何看法?”
“不只是核专家这样说,有一个人(指赫鲁晓夫)就拿这个东西来吓唬人。原子弹是厉害,但毛主席有句名言:原子弹是只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藐视它,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斗争才是最好的“原子弹”。”
“中国的核计划目标是什么?”又有记者站出来问。
陈老总冷静地回答:
“这个原子弹嘛,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搞那么些有啥子用嘛!中国只搞一点点。我们穷得很,不同人家搞竞赛。至于“目标”嘛,我们搞原子弹,最终是为了消灭原子弹。”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结束前,曾有记者就有关国际间的争执提问中国,尤其是对中国战争的威胁,陈毅即兴发表了一大段的讲话,豪迈的表现出中国人民不惧威胁的气势。
“如果帝国主义决心把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图|1962年7月16日周恩来、陈毅冒雨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毛主席在中南海听了陈老总这次答记者问的录音,听到了陈老总说的最后一句话时,无不赞叹的说道:
“讲得好呢!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个真正的外交部长;这一下外国人也晓得了,我们这个外交部长不大好惹哩!”
第二天,毛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再一次盛赞陈老总:
“我们有一位不大好惹的外交部长……他可是我们军队中一位了不起的元帅哟!”
“不憋不成才”
陈老总性情耿直,对下没有架子。
曾在外交部工作的柯华回忆称:陈老总第一天到外交部上任,连个秘书也没带,孑然一身的来了。
这件事情给柯华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但凡一些干部工作调动,身边总要带一些熟悉的老部下,可陈老总并没有这些规矩,他对干部的任用是从来不讲亲疏的,因此到外交部工作后,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对他十分敬重。
李景贤在香港《大公报》上刊载的文章上提到陈老总在外交部工作时的一些小故事。
图|陈毅与松村谦三对弈
1964年秋,陈老总突然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视察,这次百忙之中,陈老总专门抽出时间来看望跟随他的翻译们。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们的高翻们几乎天天跟着我,是我另一张不可缺的“嘴”。如果没有这张“嘴”,我在人家外国人面前就成了个“哑巴”。因此,再忙也得来看看大家,道一声“辛苦”,说一句“感谢”。”
陈老总这次专门到翻译处,除了看望慰问跟随他多年的翻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翻译们给他多提提意见。
对于这些翻译们,他们早已经习惯陈老总讲话“不拘一格”,旗帜鲜明,不拘一格,生动自然。当然如果懂汉语的人听起来自然是没什么问题,可有些时候,却是苦了他们这些翻译们。
有一次,蒙古国驻华大使为中蒙建交纪念日举行招待会,陈老总作为主要宾客应邀出席。翻译处派出英、法、西、阿四名外语翻译跟随,需要时上前充当翻译。
图|1965年7月2日周总理与陈毅访问亚非国家归来
临去之前,陈老总就交代给他们,外交部准备好的讲话稿他就不读了,视情况随便讲几句,在蒙古国代办讲完话以后,陈老总一上台,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了,尤其是针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陈老总的话就像连珠炮一样,什么“毒蛇之猛、恶犬之大,咬几口就能咬死人……”
这种生动的比喻在我们看来是没什么问题,可要翻译成蒙语让人听懂,就不太容易了。
当时负责蒙语翻译的,是外交部亚洲司的一名蒙族青年,原本这名青年蒙汉语都很不错,翻译也没出过差错,不过轮到陈老总讲话的时候,他那种不拘一格的风格一开,这名蒙族青年顿时有些招架不住。
一开始翻译还能勉强跟得上,到后来随着问题逐渐“具象化”,这名蒙族青年头上开始冒汗,讲话也开始不利索了,丢三落四的,甚至出现了长时间的愣神状态。
图|1971年陈毅与妻子张茜在北京
陈老总连连摇头,扯着嗓子喊了一句:“偌大的一个外交部,就没有好一点的蒙文翻译吗?”
“有,有。”
台下另外一名蒙文翻译连连喊道,说话间就要上去,却见陈老总冲他摆摆手,摇头说:
“不用有劳你的大驾了!还是让他继续给我翻。老话说:‘不憋不成才’,年轻人嘛,就得让他憋一憋。憋上十次八次就好啦。让他舒舒服服的,他一辈子也成不了才!”
陈老总就是这样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偶尔也会有严厉的时候,批评起来直言不讳,却也不会让人太难看,有时候他还以自己的错误来告诫大家,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