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 从汕头走上电影之路

作者：陈楚金

20世纪20年代，蔡楚生从潮阳来到汕头，又从汕头奔赴上海，在同乡长辈的电影导演郑正秋提携下，走上了电影之路。数十年来，他走过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电影民族化的艺术创作道路。一生自编、自导和与人合作编导的影片26部，创作电影剧本12部。他所编导的影片大都深刻地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控诉旧中国的社会、统治阶级的腐败，倾吐人民大众的心声，呼唤黎明解放的到来。

这位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家，深得党和人民的崇敬，1949年7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时，毛泽东主席欣然为他题写“奋斗”二字。这既是勉励他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电影事业多做贡献，也是嘉许他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百折不挠、不懈奋斗的精神。

从潮阳乡下来到滨海汕头

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名人辞典》中，我查到了蔡楚生的简介：“蔡楚生（1906—1968），电影艺术家，广东潮阳县铜盂镇神仙里村人（现集星村），1933年加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编导《渔光曲》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后与欧阳予倩等发起成立电影救国会，与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建国后历任文化部电影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中国影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在相关地方文史中，具体记述了“蔡楚生1906年1月12日生于上海一家潮阳人开办的百货商店中，1912年因家中生意屡屡失利，随父母举家回到了潮阳老家，与亲人一同过着渔耕生涯”。

蔡楚生从小就参加田间劳动，并在村内的古祠堂里读完了四年私塾便失学。他的愿望是继续求学，但父亲却希望他能成为经商理财好手。遵从父命，蔡楚生在12岁时就离开了潮阳家乡，来到汕头谋生。

其时，蔡楚生的祖父与亲友合资在汕头万安街开了一间“纶章百货批发店”，经营上海、苏杭及省港的洋杂百货，蔡楚生就在这里学习推销百货，接货送单，整天忙忙碌碌。他自感知识不足，求知欲强，闲时坚持刻苦自学，以包货物的旧报纸当作学习资料，以广告画、商标纸为美术教师，刻苦练功。天道酬勤，他的文化知识与日俱增，书画水平不断提高，为后来走上电影艺术的创作道路起到很大的作用。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五卅”运动的狂飙席卷全国。汕头工人阶级和各阶层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成立了工会和各种进步组织。19岁的蔡楚生参加了“汕头店员工会”，由于喜爱戏剧，他邀集了几个同事组织了“进业白话剧社”，自编自导自演，积极开展文艺宣传活动。

在汕拍摄影片《呆运》

1926年早春，适逢上海华剧影片公司的导演陈天带着演员、摄影师来到汕头，开拍《白芙蓉》、《情奴》等三部影片的外景。当时国产片的银幕形态还是以室内剧为主，场景单调，他们打算取汕头绮丽的滨海风光融入影片中，以提高上座率。陈天剧组莅汕后急需要人帮忙，于是找到了进业剧社。蔡楚生和进业的同仁热诚欢迎，表示愿意大力协助，又借东风趁着这一大好时机，宣布成立“汕头进业电影制片公司”。

在拍摄现场，蔡楚生等人抢着搬道具、运器材，忙得不亦乐乎。为答谢蔡楚生等的鼎力相助，陈天决定在拍完三部影片之后，帮助蔡楚生拍一部短片。蔡楚生利用半个月的夜晚时间，以当时汕头彩票盛行，赌博成风为题材，创作了滑稽短剧《呆运》的剧本。拍摄过程中，蔡楚生十分投入，并不时向陈天请教导演技巧。陈天祖籍也是潮阳，两人很快就成为好友。

我们从当年影片《呆运》海报的字里行间，可得到许多信息：“《呆运》，汕头进业电影制片公司出品，中国第一滑稽讽刺影片。石锳编剧、陈天旅汕时导演、张惠民旅汕时摄影。石锳、方悟非主演，蔡楚生、沈运生、林宗炎等配演，完全潮汕剧界人才及潮汕名胜风景。”笔者又从有关资料获悉，《呆运》原片名：ALottery Ticket，片长60分钟，是一部嘲讽赌彩票骗局的短片。影片以离奇的情节，夸张的表演手法，揭露了彩票行业的骗局与危害。讲的是一个梦想发财的穷鞋匠省吃俭用买了一张彩票，为防丢失贴在门背后等待开奖。彩票开奖揭晓，鞋匠竟中了头奖。但大奖彩票却揭不下来，无奈之下只得扛着门板赶去兑奖处。一路上，鞋匠扛着门板跌跌撞撞，冲倒了小贩，砸坏了货架，撞碎了橱窗……惹了一路祸。结果领到的奖金正好用来偿付闯祸后的赔款，自己不仅分文未得，反而衣衫撕破，门板被踏坏，落得“呆运”一场。

《呆运》在汕头上映后引起不小反响，蔡楚生由此也人气大涨，成了本地的名人。首次参与电影创作实践，使他与电影艺术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立足上海实现电影梦

陈天在汕拍戏结束之后，临别赠言，建议蔡楚生不妨到上海去发展。这或许是一句鼓励的话，但蔡楚生却真的去做了。

1927年冬，蔡楚生前往上海寻找自己的电影梦。在陈天的帮助下，他被上海华剧影片公司雇佣，可惜只是当杂工，但他不计薪水微薄，搬运道具，搭拆布景，清洁场地，干得卖力又认真。即使在公司的地位如此卑微，蔡楚生也没有放弃自已对电影艺术的追求，每个月都会从微薄的收入中挤出一点钱来买文艺书刊和电影票。每次去电影院看影片，都会带上笔记本和铅笔，通过看电影来学习导演手法、布景、演技等等，并认真做好笔记，以供将来继续揣摩。除此之外，还趁工作之便，琢磨、学习制作电影的环节与技能。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研，蔡楚生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就在公司老板要与他再签三年合约时，蔡楚生选择了离开，他有更大的目标和计划。

离开“华剧”之后，蔡楚生先后在汉伦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任职。充当临时演员兼场记、置景，勤勤恳恳于本职，“拉郎配”出场时，即使跑龙套露一露脸甚至没有一句台词，也都一丝不苟。此外，他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自然科学书籍，坚持写作、绘画和书法练习。

1929年，蔡楚生有幸结识了已是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三巨头”之一的潮阳籍电影导演郑正秋。郑正秋慧眼识珠，认准蔡楚生是个可锻之材，便极力推荐他进入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明星影片公司”，让蔡楚生担任自己的助手。蔡楚生视郑正秋为授业、解惑、传道的恩师，看、听、问、记，用心学习钻研电影的编、导、演。郑正秋倾心传教，毫无保留。蔡楚生感激之余，益加发奋，很快就被提升为助理导演兼美工师，不久又升为副导演，协助郑正秋拍摄了《战地小同胞》、《碎琴楼》、《桃花湖》、《红泪影》等六部影片，显示了自己的艺术才能。

经三年磨炼，蔡楚生已在上海电影界小有名气。1931年秋，经著名导演史东山等人的推荐，蔡楚生毅然脱离明星公司，加入了由一批受过五四运动熏陶的新知识分子组建的联华影业公司，正式担任编导工作。1932年，他独立编导了第一部电影—情致缠绵、笔触纤细的《南国之春》；随后又拍摄了“带有浓郁的小资产阶级伤感色彩”的《粉红色的梦》以及“有鲜明爱国主义思想”的《共赴国难》。1933年2月，加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同年编导《都会的早晨》，标志着他艺术思想的重大转变。1934年春末，《渔光曲》完成上映，影片“以其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颁奖评语)，轰动了当时的中国影坛。影片在上海首映时，连映84天之久，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的最高卖座纪录。并于次年2月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此后，他接连拍摄了《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小五义》、《王老五》等优秀影片，为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电影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蔡楚生转赴香港，先后编写《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两个抗战题材的电影剧本，又编导《孤岛天堂》、《前程万里》两部影片，负起了“电影报国”的重任。抗战胜利后，蔡楚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与阳翰笙、史东山回上海，会同郑君里等，组建进步的电影基地“联华影艺社”，后合并为昆仑影业公司。1947年与郑君里合作编导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被誉为“战后电影的里程碑”。1948年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转移香港，组织拍摄《珠江泪》，被推为“粤语片里面的一个革命性的代表作”。

虽然蔡楚生离开人世将近半个世纪了，但他对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艺术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永存的。法国的电影历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所著《世界电影史》中，评介的世界上最知名的200位电影艺术家中，蔡楚生是唯一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