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者对于科学的投入，试探的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边界，更是整个社会对科研价值的认知重构
在联合捐赠未来科学大奖的第五个年头，红杉中国创始人沈南鹏独立捐赠了另一个科学奖项——“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wla奖）。
2021年11月，“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正式启动，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各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奖项首设“数学与智能科学奖”和“医学与生命科学奖”两个单项奖，每年评选一次，每个单项奖奖励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这是中国首个由单一投资机构独家支持的国际性科学大奖，由红杉中国出资5亿元捐赠。
2023年11月6日，第六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举行了2023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颁奖典礼。图/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
沈南鹏将这笔捐赠称作红杉中国对人类科技的一笔永久性公益“投资”。他表示，过去16年来，红杉中国的发展正是受益于基础科研进步带来的产业机会，“我们把‘推动科技创新’列为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我们相信大奖的成果可以造福中国和世界，也深信未来科技突破需要产学研等各界的共同努力”。
沈南鹏是国内较早将捐赠投向科学的投资人之一。2015年未来论坛发起时，他就是创始理事之一，他还担任香港未来科学大奖基金会董事，也是未来科学大奖的“生命科学”奖项四个联合捐赠人之一。
沈南鹏。图/视觉中国
联合捐赠人是未来科学大奖的一种筹资方式，大奖设有“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3个奖项，每年每个奖项颁发100万美元奖金，4位捐赠人每人每年捐赠25万美元，且承诺持续捐赠十年；四人中一人领捐，三人跟进，组成奖项捐赠人组合。
腾讯ceo马化腾也是未来科学大奖的联合捐赠人，2017年跟捐了大奖新设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项，由此开启科研捐赠之路。一年后，马化腾联合杨振宁、饶毅、施一公等14位科学家共同发起设立科学探索奖，旨在奖励青年科学家，启动资金10亿元，由腾讯捐赠投资。
从参与捐赠到创设奖项，沈南鹏和马化腾在科学奖项的捐赠上似乎走了同样的路径，而他们所代表的民间力量，对于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推动，却不止于资金的支持。
科学家和企业家为主体的捐赠者
科学家和企业家共同创设了未来论坛和未来科学大奖，而这两大群体也是我国科学捐赠的主要力量。
科学家群体的捐赠多是捐给所在科研单位或高校，捐赠资金主要来源于奖金、版权收益、专利技术等收入，因此，他们的捐赠或许并不算巨额，且多是一次性捐赠，但他们的捐赠行为有极大的倡导意义。一方面，对本专业的青年学者和学子具有激励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带动行业相关人士关注并捐赠，放大资金的规模和效应。
已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曾将个人所获奖金1100万元捐给自己工作的七一九所，作为科技创新奖励基金，助力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装备研制事业作贡献。这位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科学家，曾说“我的捐赠，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起到‘种子’的作用，引起社会的响应，让更多的人都来关注、关心、支持科研、教育和科普事业”。
“世界因你而美丽——2017-201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图/视觉中国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2023年5月4日，北大125周年校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向母校捐赠1000万元，作为设立“北京大学樊锦诗教育基金”的本金，以支持北大的敦煌学研究。这笔资金来自她所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以及部分积蓄。两个月后，她将另一半奖金1000万元捐给敦煌研究院，用于敦煌文物事业和急需人才培养。
等比例高保真数字化3d打印复制的敦煌莫高窟第45窟。图/视觉中国
相较于科学家，企业家群体的捐赠行为显得更加多元，或直接捐给高校用于学科建设或人才培养，或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或创设科学大奖，或捐建实验室及提供设备。当企业家将捐赠目光投向科研，不仅意味着一场长期持续的投入，企业家的判断力和敏锐性，也让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一些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项目。如腾讯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就希望通过灵活的资金支持，支持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开展探索性和风险性都很强的基础研究探索，追求“从0到1”的原始创新。项目设置数学与物质科学、生物与医学科学两大领域，鼓励学科交叉研究，有利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催生新的研究方向和创新成果。
在捐赠科研的风潮中，也有一些巨额捐赠声称部分用于科研，却对于资金的用途和分配表述模糊，后续也未做进一步披露，还有待进一步观察。2021年6月3日，联交所发布公告，美团王兴将5700多万股股票转入自己全资持有的王兴基金会，根据公告日收盘价计算，价值约179亿港元。公告显示，该基金会专门用于推动教育和科研等公益事业，且资料显示，王兴基金会当日已经完成了约935万股（市值约合29亿港元）的公益捐赠。王兴也因这笔捐赠位列2022胡润慈善榜第二名。然而，王兴基金会注册于开曼岛，在国内并无官网和公开信息，《中国慈善家》未能查到这笔捐赠的具体支出方向。
除了企业家和科学家群体，在科学捐赠的捐赠人群体中，还有一些横跨政府、公益、学界的人士。2017年10月，时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荣获“吕志和奖——持续发展奖”。当年11月，解振华将所获2000万港元奖金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全球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专项基金”，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2024年9月，武汉大学1977级数学系汤敏、左小蕾校友夫妇向母校捐赠1000万元，支持学校数学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夫妇俩都是经济学家，汤敏曾先后出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等，曾任国务院参事，并兼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教授。横跨公益人、学者、官员三个身份，他在捐赠时自我调侃是“工薪族捐赠”。
无论捐赠人是何种身份，捐赠科研投入大，周期长，相较于其他民生领域的投入，很难在短时间看到效果，对于捐赠人来说，需要极强的信念感和理想主义精神，这些，都源于对科学的信仰。
多样化的科研捐赠
当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把钱捐给高校是最为普遍的方式，在每年的胡润慈善榜中，教育捐赠主要来源于校友捐赠。尤其是在校庆期间，学校会密集收到来自校友的大额捐赠。
就在今年4月，复旦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宁德时代创始人、复旦大学材料系高分子专业1985级校友李平及妻子，历史学系1986级校友廖梅，为母校一次性捐赠10亿元，支持建设复旦大学学敏高等研究院。校庆当天，复旦大学新工科六大创新学院集体亮相，并现场成立复旦新工科发展基金，首期筹集资金1.2亿元。至此，在校友的支持下，复旦已成立基础研究、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四个发展基金群，支持文理医工四大学科门类发展。
除了捐赠给母校，捐赠者们多倾向于捐给科研能力和师资力量更强的“双一流”大学，但也带来高校间的马太效应。
科学捐赠是“难而正确的事”，而相较于直接捐赠高校，选择捐建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或学院更是如此。因为这需要的不仅是巨额的投入，还包括校舍的建设、学科的设置，全球教育人才的招募，甚至要肩负着社会和教育界对高校治理模式改革创新的期盼。这对于捐赠者而言，也意味着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如果没有对教育事业的理想和执念，很难做到。
由企业家、公益人和科学家联合捐建的西湖大学，如今已成为基金会办大学的标杆，颇具影响力。而玻璃大王曹德旺捐建的福耀科技大学和韦尔股份虞仁荣捐建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今年也得到获批，将迎来第一批学生。就在不久前，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福耀科技大学首年预算8亿元，招50个学生。据他介绍，8亿元的花费包含实验室设备，“我们从体制上、机制上对标斯坦福，斯坦福一年花费20亿美元，不从汇率考虑，花费的效果是一样的”。
西湖大学。图/视觉中国
对学科和学者的资助，是支持科研的方式，而对优秀科学工作者进行奖励，不仅是对人才的激励，更提供了平台，让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站到台前，被看到、被关注。2015年以前，国内科学奖多具有政府背景，社会组织设立科学奖项，也大多是由行业协会等发起；而在境外，由民间捐赠创设的科学奖并不少见，国际上最著名的科学大奖如诺贝尔奖，中国香港也有由金融家何善衡、梁𨱇琚、何添、利国伟在1994年创设的何梁何利奖等等。尽管国内没有设奖，但并不影响国内捐赠人支持科学的热情，2012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夫妇联合google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夫妇、俄罗斯著名投资人尤里·米尔纳夫妇、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夫妇创立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旨在表彰全球在生命科学、数学和基础物理学领域取得杰出贡献的研究者，2017年，马化腾也加入该奖项捐赠人行列。
此外，实验室作为科学研究的最前沿，也是慈善家们热衷的捐赠领域。2016年11月，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夫妇宣布出资10亿美元致力于脑科学研究，通过长期持续的深耕投入，形成以天桥脑科学研究院（tcci）为核心品牌，以“加州理工学院-陈天桥雒芊芊脑科学研究院”和“上海陈天桥脑健康研究所”为基石的机构布局，其中，国内的布局中，分别在华山医院虹桥院区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设立了前沿实验室。
除了直接捐建实验室，捐赠实验设备也是较为常见的方式。2023年11月，阿里巴巴达摩院宣布联合浙江大学发展量子科技，将量子实验室及可移交的量子实验仪器设备捐赠给浙江大学，并向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开放。这场捐赠正值达摩院裁撤量子研究院的传闻传得沸沸扬扬之时，也因此显得格外悲壮。
多元化投入机制
科学捐赠已经成为慈善捐赠的一个重要方向，由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携手易善数据共同研究撰写的《中国慈善捐赠2024》显示，2023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总额为1510亿元，其中，9.65%流入科学研究，科研已成为我国慈善捐赠的第四大方向。
从资金的使用目的来看，大部分捐赠最终是用在了人的身上，包括科研人才的资助和奖励两个方面，这也是中国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科技创新力量布局、要素配置，还是人才队伍的体系化、协同化，都离不开科技投入与经费保障机制的优化与创新。
近年来，国家财政科技支出逐年递增，根据《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3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33357.1亿元，比上年增加2574.2亿元，增长8.4%，其中，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1995.8亿元，比上年增加867.4亿元，增长7.8%。
在这一背景下，除了继续加大财政对于科研经费的投入，还要拓宽基础研究资金供给渠道，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形成对财政资金的有益补充。201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探索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措施，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2024年3月，小米公益基金会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捐赠1亿元，用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旨在将资助端口前移，及早选拔人才，培育科学素养，激励创新研究。这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次接受社会捐赠。
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正式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多元化投入机制。2月，腾讯公司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无偿捐赠5亿元，用于资助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支持博士生项目中女性、西部、粤港澳大湾区的获资助者。
温州医科大学/瓯江实验室宋伟宏教授、重庆医科大学李廷玉教授和南京鼓楼医院张韵研究员团队在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向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转化风险因素的相关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图/视觉中国
有分析指出，之所以选择向这三个群体捐赠，既有现实考量，也有战略布局。尽管中国女性科研人员占比达45.8%，但高层次人才中女性比例不足30%。基金委数据显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女性获资助率低于男性。此次定向支持，旨在通过资源倾斜打破性别失衡，激发女性科研潜力。而西部地区科研资源长期匮乏，通过定向资助，既能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也能为西部留住人才，避免“孔雀东南飞”。粤港澳大湾区则承担着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任务，腾讯总部位于深圳，此次捐赠既是对本土人才的扶持，也是吸引海外学子回流的“磁石”。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下，武汉大学许刚副研究员、焦利民教授、香港大学宫鹏教授联合埃及、澳大利亚和坦桑尼亚的国际学者，在非洲城市系统演化过程方面取得新进展。5月9日，布隆迪加图姆巴的基宁尼亚三区，两名学生背着书包走过被淹没的住宅区，前往学校。图/视觉中国
从治理模式上看，社会捐赠对于科研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相对灵活，或是通过高校基金会，或是自己设立基金会，专业高效的公益人才加上独立客观的评审机制，对于资助对象和项目的遴选更加开放包容、多元创新。未来科学大奖在创立之初，便决定不使用常见的个人或家族捐赠、政府牵头或母基金出资等独家主导的模式筹资，而是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以民间形式共同发起和推动设立。这在保持大奖资金稳定持续的同时，也制衡了捐赠人的权力，保持了奖项的专业度和独立性。
而相较于纵向课题，社会捐赠往往给予资助对象更大的经费自主权，从而让他们脱离繁杂的财务报表和行政事务，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科研。
从长远看，企业、基金会等社会力量通过捐赠支持科研，形成了全新的科技公益生态。这种生态不仅为科研提供了资金支持，还促进了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各方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科研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
科研慈善的中国路径
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在中央和政策的支持下，社会力量在应用创新和基础研究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光是为科研经费来源提供资金补充，还通过百花齐放的社会实验，为科研经费改革提供参考。更重要的是，在捐赠过程中，聚集政产学研的力量，共同建立科学发展的良好生态。
与国外的科研慈善模式相比，中国的科研捐赠呈现出由企业主导的资金、资源和平台组合模式，在捐赠方向上与基础研究、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深度绑定，加之企业、公益对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化探索，呈现出独特路径。
2024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盛大举行，生命科学奖获奖者邓宏魁，物质科学奖获奖者张涛、李亚栋，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获奖者孙斌勇亮相颁奖典礼现场。图/未来科学大奖
但是，在如火如荼的捐赠大潮中，也往往伴随着争议，特别是科研捐赠的独立性之问从未停息：企业捐赠是否会影响科研方向？尽管目前的治理模式在努力传递捐赠方和评审方相互独立、彼此制衡的理念，但从长期来看，仍需警惕“资本偏好”对基础研究均衡性的潜在影响。例如，同样作为未来科学大奖联合捐赠人的沈南鹏和马化腾，在独立资助科学之后，依然将生命科学、数学与智能科学作为捐赠方向。在目前科学捐赠的方向中，大多偏向于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科学的捐赠较少。如何引导科学捐赠的方向，让科研捐赠资源投入更加多元和均衡，或是未来科学捐赠的重要课题。
再者，科学捐赠的评价机制较为缺失，从捐赠人角度，短期内难以看到捐赠的效果，从而对捐赠积极性或产生影响。
此外，目前很多捐赠都是长期投入，并鼓励对捐赠资金实现保值增值，但如何保证资金的可持续性，依然是当下科研捐赠面临的不确定性。
1997年11月26日，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2020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者王振义院士指导助手工作。图/视觉中国
尽管鼓励多元化投入基础研究的国家政策频繁出台，明确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但社会捐赠政策的实际效果并未显现。较之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的多元化投入格局，我国的经费投入仍相差较远。而相较于科研经费的巨大缺口而言，社会捐赠也仍然是杯水车薪，只能作为财政资金的“补充”而非“替代”，其更大的意义或在倡导和示范效应，从而带动全社会关注科研、支持科研、鼓励科研，形成科研创新的社会氛围。从这个意义而言，捐赠者对于科学的投入，试探的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边界，更是整个社会对科研价值的认知重构。
为记录中国慈善力量支持科技创新、科学发展的生动图景，《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用一年时间完成了《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案例研究课题，首份科学慈善报告近日正式发布。报告包含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总报告、“天桥脑科学研究院”等7份案例研究报告及国际科学慈善扫描三个部分。此外，课题组还在“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开辟《科学慈善》专栏，每周四邀请科学慈善的实践者、关注者加入这一话题的共建共享。
作者：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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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张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