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四五”（2021～2025年）收官之年。明年“十五五”（2026～2030年）就要拉开帷幕。
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时，对gdp年均增长没有设定量化的指标，提出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这在中国五年发展规划史上是第一次。
之前的“十三五”规划，年均增长指标设定为“保持在6.5%以上”。
“十四五”之所以不设年均增长指标，不是gdp不重要，更不意味着可以任由gdp增速下滑，而是希望各地政府在工作中更加务实、更加兼顾速度和质量，不要单凭增速去判断发展“好不好”；要从“速度焦虑”和“数字包袱”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地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围绕高质量发展多下功夫。
“十五五”如何考虑gdp增长？我觉得，还是不应该设定年均增长指标，而且要进一步淡化gdp增长优先的意识，更全面地推动合规律、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
警惕“当期带动了gdp，债务也遥遥无期”
先讲一些切身体会。
我经常在各地调研，能真切感受到奋斗、创新与进步的力量，也能清晰地感知到增长的压力和招商引资的焦虑，以及压力和焦虑孵化的“另类政绩”。
在内地某市，我看到一座十几年前开始建的“古城”，里面的居民都迁走了，附近还剩一小片，财力不够，再也迁不动了。“古城”建得很古，但里面没有烟火气，人气很淡，正在找外地的运营方重新定位业态。
本地居民在网上的论坛留言，说“一块砖头也认不得了”，说“本是有生命的古城，现在变成人造的壳，失去了精气神，从古至今的气韵，被一张规划图纸改成了所谓景区”。
因这个项目，在这一两年化债了上百亿元后，项目所在区仍有数百亿元负债，财政压力山大。
在沿海某市，采访一家有环保新技术的民企时，得知外省某地方政府最近多次来招商，希望用他们的技术在当地建一个环保产业园，并由他们来运营。该市拿到200亿元化债资金，决定拿出一半，投资环保产业，拉动增长。至于用新技术到底做什么最终产品，如何商业闭环，来招商的领导并不在意。
企业负责人说：“我们还在犹豫，因为算来算去，商业上不成立。我们的技术放在自己产业链里是能赚钱的，单独拿出来，没有合适的场景，赚不了钱。”
在长三角某著名景区，我住在由省交通投资集团建的一家酒店，早起慢跑，发现占地面积真的很大，但从早餐看，客人并不多。我想，要是一个民企运营这么大规模的资产，估计早就熬不下去了，幸好是国资。
以上这些情况，我毫不怀疑主事者们谋发展的热忱，但如果大量项目都是“重投资不重运营”“有资产缺现金流”“当期带动了gdp，债务也遥遥无期”，则整个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注定很低。
这就像一个企业，如果规模做大的背后是库存在不断增加，并没有产生现金流，那一定会落入“规模增长+效益下降”的困局，只能靠更多融资维持。
这些年，我们发布的gdp增速并不低，但看一下全部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看看企业的所得税情况，和gdp增速并不同向。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报告，2023年沪深北5327家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5.71万亿元，2024年沪深北5412家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5.22万亿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发布，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3%，其中税收收入下降3.4%，企业所得税下降0.5%。
做大规模并不难，在做大规模的同时保持效益的增长，这更重要。
信心、担心、平常心
因为关注中企出海，我也常去国外调研。
相比而言，我们的发展已经很快，居民消费的性价比也很高。我感到，中国很多城市（包括三、四线）居民所消费的使用价值（包括商品和服务），并不比很多发达国家的居民低。
回顾“十四五”，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经济总量从2021年接近115万亿元，今年预计将达到140多万亿元；产业竞争力、基础研究能力、关键核心技术都有明显进步，经济也更高更绿更新更智了（高端、绿色、创新、智能）。
在我看来，“十四五”最突出的成绩是国强，企强。
国强体现在，在关乎国家安全、命脉的许多领域，做了不少难而正确的事，国家能力更强了，而且更加高水平自主可控。
企强体现在，无论是大国重器还是民生日用品、智能硬件、新能源、数字技术、文旅文化等，企业的创新力、竞争力更强了。
所以整体上，我们不应该还为经济增速这么焦虑。现在全世界不少发达国家的年轻人羡慕中国的创新产品，不少政府羡慕中国的增长，他们可能想不到，中国人比他们还要焦虑增长的问题。
当然，也要清醒看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不少。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就日常所见所闻，房地产，地方债，就业压力，通缩和竞争性内卷，投资回报率下降和财产性收入缩水，市场主体因为政策波动和执法随意性而信心不足，等等，各地都有体现，只是程度不同。
看完成绩看问题，看完问题看成绩，对自己要有一个基本判断，才不会迷失。既不迷失在骄傲里，更不迷失在气馁中。
展望“十五五”，我的看法是，大国竞争、大国博弈会加剧，自身的困难挑战会增大，但给定已有的“国强，企强”的大前提，再加上中国人无论如何都要奋斗的精神，以及工程师型、创新型的新型人力资本的厚积薄发，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前景，中国经济坚韧前行的大趋势和转型升级的新空间，完全是可期的。
如果这样的判断基本成立，就要更有定力，不要太在意gdp增速，而要更关注新质生产力、综合国力、民生福祉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更关注整个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更关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以及如何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辩证看待“硬道理”
凡是后发的追赶型经济体，为了赶上前面发达经济体，总是会追求更高的增速，这没有问题。定出一个指标，也有利于方方面面形成合力。
但本质上，gdp只是宏观经济核算的统计指标之一。如果赋予它过高的正确含义和政绩含义，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增长=正确”“不增长=不正确”“增长=政绩=升迁”等范式，那么增长就会异化，变成“为增长而增长”，不计代价，不讲效益。
还有一个我们都很习惯的范式，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并简化为“增速是硬道理”，即只有维持高增长，才能在发展中解决各种问题。
今天，对于“硬道理”，应该更加辩证地去看。
首先，硬道理不是全部的道理；
其次，很多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单靠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比如，我和不少精神卫生领域的专家交流过，抑郁问题现在有全龄化趋势，而且并不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抑郁的问题就越少，程度就越轻。可能恰恰相反。
这涉及教育、沟通、关怀、自我充实与平衡等大量社会范畴的工作。而我们的很多领导，在此类“非经济”方面花的时间精力明显是不够的。
我问过从市长升到书记的地方领导，在不同岗位上的精力分布。结论大致是：市长大部分精力用于经济发展，书记精力花得最多的地方也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内容就是招商引资并为此提供各种配套政策，以促进gdp增长和产业发展。
“现在的考核都是数字化排名，细到每个县、每个开发区，省里的领导随时看得到。如果一个地方增速不行，老掉队，领导就会给你提要求，恨不得你下个月就前进几名。这种压力下，谁敢不讲速度？至于你这个地方的客观条件究竟能不能很快进步，那是不管的。”类似这样的说法，我听过多次。
在gdp增速优先的驱动下，就会出现种种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弊端：
1、习惯于投资驱动和大项目带动。前者往往是负债驱动的，后者往往是补贴带动的；
2、只考虑当期快速见效，不考虑代价和效益，经常抱着“这个项目将来应该可以”的侥幸心理；
3、在数据统计中，要求被统计单位“应报尽报”，如果数据还是达不到增长要求，就选择性地披露数据，尽量不披露“不好的”数据，觉得碍眼；
4、政府过多地参与和干预市场活动，总想尽快见成效，见大成效；
5、由于过多关注gdp增长，在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社会公平、环境质量等方面就会有所忽视，甚至长期忽视。
纠正和解决这些问题，要从目标设计、考核体系、干部激励等多方面认真推敲，重新校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如果口头上强调高质量发展，实际上还是继续沿着单向度的gdp增速优先的方向，动作变形和行为扭曲是无法真正消除的。
让预期更合理，让民企更好地发展
目前，“十五五”规划正在编制中。对未来的gdp增速，专家学者也在建言。
有人提出，为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25～2035年年均增速要争取保持在4.8%左右。“十五五”保持经济年均增速5%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有人提出，经济能不能保持一定的增速，是“十五五”面临的最核心的挑战。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
也有人认为，考虑到当前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国内正处于房地产和债务等周期性因素与市场信心不足等结构性因素交织的困难时期，“十五五”期间不适合提出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如果能在有效增长基础上尽可能扩大就业效应，并有效控制总体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能实现4%左右的年均增长就很好。
一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受到劳动力供给、资本供给、通胀率等多重因素影响，也和政策与制度环境相关。
有人认为，中国正在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中国的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未来还有大量投资空间，还能继续保持较高的gdp增速。
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接近300%，虽然整体上基础设施还有投资空间，但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超前投资”“债务规模过大”“光有路没有车”的情况，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不应继续加码，应该更多地“投资于人”，即医疗、教育、社保、养老、就业等等。
依我看，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体量后，不宜再把gdp增速作为优先、前置的大目标；合规律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最重要；不合规律、不可持续的增长，将来都是隐患，是留给后人的债。应该坚决把“好”放在“快”的前面。
只争朝夕，作为一种精神是可以的，在实践中，留有余地才是科学态度。对后人负责，今天就是要留有一定余地，不是看到有什么空间和资源，就想着都用完，都变成gdp。
最近看到不少学者关于“十五五”的恳切建议，如果只提一条，我的建议是，要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更稳定、更公平的发展环境，让民企更好地发展，以此优化整个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
2024年，在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中，民企占比为55.7%，外企占比为29.2%，国企占比为15.1%。在出口部分，民企更占到64.6%。这说明，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民企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也能为国家创造更多价值。
同时我们看到，在国内，2024年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投资的比重为50.1%，而2015年曾达到64.2%的高点。
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创业者、企业家的发现与创新的经济学。统一大市场，基础是市场。如果效率更高的市场主体的投资占比在不断下降，可发挥的空间不足，这是值得反思的。
4月3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5月20日起施行。我把这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新起点。我确实认为，创造好的营商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广大市场主体的创造力真正涌现出来，这比定一个gdp增速指标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