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度men's uno》邀请到两位行业内的资深时尚文字工作者与本刊编辑一起，围绕该话题，举办了一场线上圆桌讨论会。
唐卓伟
《周末画报Modern Weekly》副主编
Sophie Shaw
资深时装作者、微信公众号“海德萧读书笔记”
戚茂盛
《风度men’s uno》时装专题总监
戚：感觉一到时装周“季节”，时尚媒体，无论是传统杂志，还是微信公众号，秀评报道似乎有点陷入到被过度解读的怪圈里了。
唐：过度解读的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我认为无论过不过头，这都是好事。这就和影评一样，很多影迷的分析最后甚至让导演大吃一惊，“我压根儿就没这么想啊。”或者当我们采访设计师时，常常会问对方如此剪裁，使用这种材质是否有这样那样的意图，设计师有时会吓一跳，“我没有这么想呀，但还是谢谢你的解读。”我认为这样的解读其实是帮助读者和时装设计师建立联系，开拓了一个“异度空间”。这个空间本来是不存在的，但却通过这些“过度解读”给开辟出来了。
当我们处在一个舆论相对单一的环境中时，大家会渐渐丧失想象的能力和习惯，想象力和语言表达都变得贫乏。影评人和秀评人的“过度解读”，无论是否个人化，是否跑偏了，都是在启发和鼓励大众去想象和思考。我记得Marc Jacobs说他的作品或是时装秀完成了，他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剩下的部分交给观众，而观众的想法不是他所能控制的。第一种想法很简单，就是好或丑。第二种则可能认为“这是单调的，或者是乌托邦的，表达了乐观主义、或是抨击政治、颂扬平权”等等，这些是交给秀评人和普通观众来完成的。写秀评这事儿，我也是半路出家的，面料、打版这些我都不了解，写秀评时只能听听秀场音乐，看看秀场搭建是否有趣。
Sophie：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以及阐述这个想法的背景。而时装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背景出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唐：一场好的秀其实非常考验秀评人的知识结构。秀里引用了哪些内容，有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我可能得先看看别人怎么写的才能了解。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挺好用的APP，叫Shazam，一打开就能辨识秀场音乐。当然如果是重新编排过的就识别不出了。如果是原版的，APP能告诉你这是谁的哪首曲子，哪年的哪个版本。因为我们接触的公关大多不是身处一线的，他们自己都拿不到最内部的资料。而这其实包裹着另一个问题，市场在中国，权力在欧洲。
Sophie：中国刚加入对话，所以要慢慢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先投入的是真金白银，然后再返过去（笑）。
唐：有钱没太大用处，因为他们是广告主。像LVMH集团和开云集团这些每年要砸很多钱在广告上的广告主，他们已经在限制你说实话了，大家也都知道。（笑）
戚：所以除了中国在大环境下的功能本就是买货做生意以外，另一点则是我们始终不在行业的核心圈层里？如果我们去看老一辈时装评论员的文章，是不是又有别的因素？我记得有个编辑说他觉得老一代的比如Tim Blanks写的秀评越来越无趣，无观点了，也是快速改了改新闻稿之后就把稿子交了。
唐：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局限性，是出稿必须要很快。无论是老一辈的秀评人，还是报业里的时装记者，他们在没有旁征博引，在没有获得第三方资料的情况下都要快速出稿。这本身就是一种限制，所以像是Sarah Mower，她肯定是有观点的，只是没有非常严谨公允。
Sophie：Tim Blanks的观点有时候说得比较隐晦，因为他自身的角色很矛盾，夹在品牌和媒体之间，不可能说太过分的话，所以当他不够直白时，一些年轻读者可能就一带而过了，不会去关注他话里的背后内容或是隐藏含义。
我觉得小唐刚才说的影评其实也是一种“误读”，但所有对艺术的误读就是艺术的一部分，包括艺术品也是一样的。在时装里，有时候也不能说是误读，因为时装设计师本身是视觉工作者，他在设计时找了一些参考资料，创作时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服装中，但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并非从历史角度去研究这些参考资料。这时候就给了作者想象和延展的机会。就像小唐说的，一场秀考验的是撰稿人的知识架构。不同知识架构的人看到的东西可能就和视觉工作者不一样，可能会更往前，或者领域更大，这时候的解读只要是基于设计师的灵感而延伸出来的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
一场秀包含两个部分，衣服和秀。这两者的关系本身就很微妙。这几年时装体系经历了很多变化，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1990年代的时装秀，衣服本身就包含了很多信息，人们还会讨论这些衣服是否是艺术品。所以当你把这些衣服换一个语境，比如拿到一个时装展览中，它所包含的信息依然成立。但现在，时尚大环境和消费者都变了，可能是因为大型时尚集团极力地追求增长速度，秀里的衣服也变得更日常化了。
Chanel 2019春夏系列发布会现场
Mugler 1995秋冬高级定制
戚：当秀上的衣服变得更实穿，如果想让秀变得有趣，就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因此秀场置景越来越宏大，最典型的例子是上千人在巴黎大皇宫看Chanel的秀。我记得Kenzo的上一任创意总监把告别系列发布会办成了能容纳3000人的小型演唱会。借助这些所谓的“外部力量”，让这个商业系列更有概念或是赋予了所谓的艺术价值。请40个舞者来演绎服装，在视觉上肯定会让衣服更具艺术性。这些衣服从舞者身上脱下，穿到模特身上，又变得非常好卖。当然，这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如果按照以往的观点来理解，这些衣服没有任何所谓的“戏剧性”，就像你说的以前的衣服是自带戏剧性，即便是白色T台和纯白背景，就像Thierry Mugler、Jean Paul Gaultier这样的设计师当年做出来的东西是能让你“哇喔”，但现在很难了。有一次我在某个品牌的秀上睡着了，差一点从椅子上摔下去。没办法那场秀太无聊了，以至于你连报道的欲望都没有，就更别提过度解读了。
Sophie：你会发现现在不管是创意总监，还是首席执行官，他们更喜欢用“产品（Product）”这个词。他们很骄傲于自己的产品，比如Kim Jones将手工艺结合进产品，但就算衣服设计得再好也只是好卖的产品而已，是一盘货，而不是原来的那种可以探讨艺术性的设计了。这其实是一种认知趋势的变化，很悖论，如果不提艺术性，品牌要如何让消费者接受日常的衣服有如此高的溢价呢？肯定就需要概念的加入。
戚：小唐说即使是过度解读也是好的，但是我感觉现在包括咱们在内的撰稿人好像陷入到一种想要打造高考满分命题作文式的“攀比”中。比如这次时装周，我留意了几个时尚类微信公众号的稿子，感觉就是一场语文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和我的故乡》，然后五十名考生就开始“拼”了。但这个“拼”渐渐有点变味，成了一种文字卖弄。
Sophie：说白了还是因为信息量不足。
唐：本身东西的信息量就很少，是基本款。
Sophie：戚戚说的“攀比”不仅仅是秀评，更是媒体本身的问题。各个品牌投了那么多钱在媒体上，他们肯定要想怎么样才能让公众号有更多人转发。媒体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又不能采访，也没有第一手的“内幕”，如果不做过度解读还有什么办法吸引读者呢？想要更广的受众，这就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内卷”。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又没有素材的情况下，只能越来越拼。
唐：我特别喜欢用俄罗斯套娃的结构去解读现在的秀，最里面一层是产品本身，秀是上一层，大众的解读是最外面那层。你可以说新闻稿是正史，但民间叙事也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有一本《三国志》，还有一本《三国演义》。我们传统媒体就是“《三国演义》”，也是很认真地写的，极佳的可读性。但民间解读可能就是“这些东西代表着奢侈品，是有钱人的东西，甚至是贪官才用的东西、来路不正的东西”。你不觉得很多大牌在中国民间的叙事里已经变成坏品味的象征了吗？
Sophie：Versace，东北人最喜欢了。好吧，这是我的“刻板印象”了。
唐：我觉得我们的审美是有问题的。大量的舆论宣传在文化断层之后，美其实也没了。我爸妈那时候没什么机会上学，他们给我的言传身教也是非常有限的。后来可以上网了，可以用VPN了，但大家发现趣味的意愿已经没有了。现在大家都在追星，整容过度成为了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下，时尚也遭遇着一种尴尬处境，面临着过度解读或者误读，可能沦为坏品味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与这些“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比如你为什么不选择川久保玲？不穿Margiela呢？为什么永远都选那几个每个人都选的品牌呢？这样的选择就代表着这种选择有很大的问题。这种集体的选择就造成了民间叙述是非常负面的。
因为美学也是需要进化的。可能小时候的你就是喜欢中规中矩。慢慢地，你可能觉得牛仔裤上剪几个破洞挺美的，再后来可能就开始欣赏解构设计了。时尚理念不断地在往前走，你也要跟上。比如我要穿了川久保玲的设计，我爸肯定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爸的理念可能是保守的，而我则是先锋的。如果你不训练自己的眼睛，没有增加自己的经验，不多看不一样的东西怎么去欣赏不同的风景呢？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永远选择LV、Dior和Gucci了，没关系你买呗。但对于品牌来说，产品在中国就可能会堕入一种糟糕的审美，一种非常负面的叙述中。可能是某个煤老板买了一条带者巨大“H" Logo的腰带。郭德纲也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但很明显他不懂时装。时装是一种语言，装饰主义、解构主义、洛可可，它有自己的词汇。如果你不理解这种词汇，只是凭借Logo去选择，不懂得如何用身体和时装的词汇去对话的话，最后穿出来很可能是一场灾难，会把设计师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拽入一种糟糕的叙事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种奇异现象。
Sophie：所以你认为杂志自己的公众号和纯粹的新媒体账号是在帮助奢侈品牌教育消费者？
唐：肯定不能说都做得很好，有些就是自己拍拍照，美美地Po完图，完事儿，拜拜。
Sophie：有些是用来教育的，有些是用来触及更多人群的。不同媒体的投放层级不一样，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
唐：虽然很多KOL是为了挣钱，但他们的演绎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们的审美肯定好过普通人，他们用自己的品位去穿，是在帮助品牌完成一种新的叙事。但是说到教育就很难了。我承认肯定是能教育到一部分人的，比如我可能是吴岭的粉丝，我看她穿得好看，我也学她这么穿，我可能会穿得比她还好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笑）
戚：小唐刚才说的套娃结构，如果我们还是用时装秀报道来说，这些年，媒体层面的解读和消费者层面的解读是不是很明显的断层了？
唐：我修正一下，解读可能分三种，一种是体制媒体的解读，一种是自媒体的解读，另一种才是普通民众的解读。这三个里面，我个人觉得自媒体的解读更有趣，当然他们肯定会收品牌的钱，但他们作为个体、作为自媒体比体制媒体、机构媒体的舞姿更轻盈一些，他们的自由度更大，表现力也比我们相对要更真切。比如我挺喜欢吴岭的，她的表现就非常真实，所以你说的教育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存在的。
戚：当我们用媒体视角描述这件东西的时候，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阐述也好，介绍也好，教育也好，当一件东西成为一件商品进入商店的时候，大多数消费者还是且只是在乎它是什么牌子，以及它是否好看。而消费者对好看的理解其实还是浅显的，比如这个印花好看，这个颜色很正，这是否可以理解成普通消费者似乎就不在意品牌在讲什么故事？
Sophie：我认为他们还是在乎的。那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有趣的帖子，一个人说你怎么还买X牌这么low的牌子，我都买Y牌。底下一堆人评论，好奇怪啊，难道X牌不是比Y牌“高级”很多吗？消费者可能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长期受媒体和自媒体的影响，消费者心中还是有一个评价体系在的，只是比较模糊，是一种感觉。
唐：消费者收到的信息、所谓的“教育”可能是碎片式的、道听途说的。
Sophie：在品牌的强大且持续的营销下，消费者自身也是有感觉的。
唐：这是另外一种宣传（Propaganda），比如说，“Impossible is nothing”，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宣传语，只不过是很隐晦巧妙的。刚刚讲到大众的理解，其实里面还有一部分人是VIP，如果你买的足够多，就会被邀请去看秀，去VIP预览。但即便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育”，你也会发现不是每个人都乐意去了解背后的文化。
戚：这是大概率的事情吧？不过，有钱是可以任性的，我们没有在仇富。（笑）
唐：我记得Chanel在成都办秀的那年，我在酒店吃早餐，看到有些明显就是VIP客户的女客人全身上下都是Chanel，踩着高跟鞋，手里拿着2.55走进餐厅。我在想，她们吃早餐为什么不能穿得舒服一点呢？我相信他们有很多Chanel，可为什么不选一个对的东西出现在对的场合？在上海，你会发现整体的美学肯定是会比其他城市要好的。比如我们集团的小年轻们有很强的视觉经验，甚至写稿也比我们好，这些小孩接受的教育、从互联网上得到的视觉信息肯定是秒杀我们的。我觉得历史一定会自我修复。中国有14亿人，有各种各样的城市，我说的只是我在上海看到的，我觉得我们比十多年前已经不止进步一个层次了，但如果到别的城市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想了。我觉得真正的疗愈可能是“我买得起Chanel，但我为什么要买它”，到这种程度可能会好一点吧。
Sophie：你刚说的奢侈品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太大、分层太多、文化又断层，要怎样才能让品牌在它应该传达的地方正确传达，这其实相当困难。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受众，一方面又不能失去自身的调性。就像明星在时装秀前发布微博说几点见，底下的粉丝就在猜测几点会有谁出现在秀里。看秀的人完全就是想看明星，但明星又不会出现在现场，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唐：因为明星带货，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看看明星穿了啥，背了啥包，自己也去买一个。这和时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Sophie：这是另一种时装，都在一个空间，但是你看不见，因为维度不同。
唐：曾经时装是无所不在的，比如我在身上贴三个创可贴也可以是时装，只要方式是对的就行。
戚：所以时装解读在媒体层面和消费者层面是存在断层的吧。
Sophie：消费者也分为时装精类、买包的，还有追星的。（笑）
戚：如果我们就是将这个范畴定位大众消费者，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们更多还是在乎产品本身？
唐：最后还是要正面一些。比如一个小姑娘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但她买了一个单品和自己既有的东西做了很好的搭配，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说明美学和理解在往前走。品牌会给我们total look要求拍摄，我们也没办法，但这样就没有造型的必要了。如果是民间就无所谓了，把两个竞品放一起都可以，只要搭出效果就可以。
Sophie：时装还是一门生意。
Prada 2021秋冬男装系列
Gucci “终曲系列”广告片
戚：你们会觉得Gucci和Prada是两个被过度解读最严重的品牌吗？
唐：前两天看唐霜在Ladymax写的那篇关于Gucci的稿子，她提到2019春夏的秀，她说用几个穿着囚徒衣服面无表情的模特走向T台来阐释福柯的理论未免太草率浅薄了。我的个人意见是，你能指望一个时装设计师用时装解读阐释福柯的理论吗？首先时装设计师就不是干这个事的人，他也不应该干这个事。这只是一个信号，或者说时装设计师就是在提出问题，试图解决问题的都是邪教，作为艺术作品或者文艺作品能提出问题已经很了不起了。唐霜不算是过度解读，是在分析，但是她一分析，你一解读，这又变成一种新解读了。为什么这两年Gucci在走下坡路，唐霜对于Michele（Gucci现任创作总监）的解读核心是Michele没什么干货，老把过去的东西东拼西凑搞一个大杂烩，只会做表面功夫，所以是不行的。她的解读也会引发作为读者的我的思考，有些很诚恳的，我赞同；有些地方我保留意见。这就是很良性的读者和写作者的互动。
戚：唐霜提到的Gucci面临的问题说白了还是因为大家对它的美学体系疲劳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如果只是一件普通产品，就需要秀场装置去烘托，为它讲故事。Gucci是这个时代的又一个典型案例，比Chanel更具宗教色彩。但是从Tom Ford到Frida Giannini，Gucci的秀场都是非常简单的，现在来看算是老派格调的了。但是老派没啥不好，一道金光打在干净且高级的黑色地毯上，华丽丽的大都会摩登感。这样的好处是大家可以直接看衣服，衣服很清晰，无论衣服本身是否有叙事性。Michele来了之后，他的衣服大部分情况下变成了好玩的、可爱的、有趣的，但和秀的大主题之间，两者被硬生生地扣在了一起，你无法知道是先有主题再有衣服，还是先有衣服再有主题。每次我看新闻稿的时候，我首先会感叹自己读书太少了，我理解不了新闻稿，我怀疑自己去解读这场秀会不会一开始就偏题了。
Sophie：而且每季衣服都差不多，概念上却比较泛泛，比较难以衔接。
戚：衔接性有很大的问题。比如小唐提到的围绕福柯的那一季，我在写的时候非常痛苦，无法把福柯的这个概念引入这个系列里。小唐说时尚品牌能提出问题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有时候提出问题之后，这个问题就是飘在空中，在谁去解读这个问题之前，大家好像都解读不了它，除非你让一个哲学家帮你分析，但是如果要借助时装媒体人来解读就太难了。首先要承认的是，我们的知识储备是不够的。我发现欧美的时装评论员比如Vanessa Friedman（《纽约时报》时装总监）和Suzy Menkes（前《VOGUE》全球时装评论员，现已退休）在写的时候也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了。是因为在他们的写作观念里需要刨除这些东西，只抓关键点，还是说她们也消化不了？
Sophie：她们肯定知道这些是虚的，不想让自己陷进去。的确我们看以前T台上的衣服，衣服本身就是议题，而现在是包装服务一条龙，从概念到秀场。
戚：Prada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过于咬文嚼字。（笑）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英文翻译成中文过程中的“小心思”，毕竟大家都说Prada是一个带着知识分子气质的品牌，这样的词藻才能体现它自身的学者气质。当你看它的新闻稿的时候，通篇文章就是不直接提供Miuccia的真正想法，只能看到空泛的秀场空间介绍，那叫一个着急啊。以至于很多情况下，你只能去看那些有资格去后台第一时间跟她本人闲谈五分钟得到的反馈信息，转化成你对这场秀的分析。
Sophie：这是必须的吧（笑）。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创意总监们的工作流程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的理解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他们可能先是有一个详细的商品企划，里面涉及到这一季需要生产哪些产品，或是最新的数据显示，哪些元素是现在的消费者所喜欢的。然后再去组织这盘货。可能在这个时候，TA受到了某些灵感的启发，比如今天在读的书，或是临时看了一场展览，觉得可以把这个概念放到这盘货里。如果是这种工作流程的话，那这样的概念肯定就不是有机的了。这就意味着，你看到的结果是有偏差的，即便官方新闻稿已经帮你做了一次梳理。
戚：顺着你刚刚提出的问题去看看Dior男装的工作流程，比如参与2021秋冬系列合作的现居特立尼达的苏格兰裔艺术家Peter Doig，Kim Jones说他在好几季前就已经确定要跟他合作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的Dior男装创作过程已经非常系统化了，当他确定好合作人选后，下一步应该就是去选择艺术家的作品或是邀请艺术家专门创作一个新作品，然后这些艺术品就变成了衣服上的图案，之后无非就是选择织，还是绣，或是印，这在于品牌如何宣传手工坊工艺了。这些秀款经过改良变成商业款，生产就是工厂流水线了，比如在T恤上“啪”印一个艺术作品，外套上也“啪”绣上一个图案贴片。秀场自然也会有相关的装置物出现，这个装置通常就是艺术家个人艺术作品的放大版本。但这是一个很有机的“工作进程”，对于大型商业品牌而言，现在的创意总监就是得思路清晰，统筹能力强。
Sophie：Kim Jones最聪明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务实的人，放在十年前他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有名。事实也的确证明了这点。现在是产品加营销导向的年代，他的这种方法特别实用，从表面看也特别漂亮，从行动看又是务实的，是言之有物的，所以他就变成了这个时代最聪明的人，也成为了唯一能够“脚踏两只船”（同时为Fendi打工）的人。（笑）
戚：是的，这一点其实也反映在品牌新闻稿的行文思路里，在这种情况下，你做延展、做解读都是有基底的。但是当你拿到Gucci、Prada的新闻稿时，我就心虚了。
Sophie：我觉得还是因为品牌策略不一样，设计师的策略和擅长的东西也不一样。一个产品要有如此高的溢价，要从概念下手。Kim Jones就很聪明，他知道概念太虚，他强调的就是Dior这个品牌高级定制层面的工艺价值，并且每次都能找到传统却厉害的工艺进行结合，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他的产品买单。包括和艺术家合作也是这个目的，他知道这两者都比概念要靠谱。
戚：和他形成对比的是Virgil Abloh。他每一季为Louis Vuitton男装推出的词汇表都很有意思，如果是喜欢看这些东西的时装迷们，会发现他的解读如此风趣，就像在是在讲一篇又一篇短小精湛的故事，延展力很好。但是他的时装秀就有点思绪过多了。比如2021年春夏系列的原始新闻稿原本是跟黑人种族有关的，很妙的地方是这场秀偏偏是在上海和东京这样的亚洲城市举办，有个政治不太正确的问题，亚洲人真的对于黑人种族问题能产生同理心吗？
Sophie：我觉得这或多或少包含了美国人的某种自负心理吧。（笑）美国人可能觉得我关心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在关心。
我觉得中国人谈种族问题有点奇怪，这本来是西方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土壤”。当然有段时间我们也聊到广州黑人聚集区如何如何，但这两个问题真的不能混为一谈。
从人性来讲，当“异族”出现在自己的土地上，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有排斥心理，但是这和一个社会的文化是两回事。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拉入西方语境中呢？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而且过去又断层了那么些年，现在非要把自己加入到西方的对话中，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只不过我们习以为常了。因为现在我们推崇的，或是正在进行的生活方式本就是来自西方，接受的信息也来自西方。你有选择，但空间很小。可能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公民，但是骨子里你并没有成为世界公民的前提储备。这些对话不是在一个基础上的，你以为你了解种族歧视是什么，但其实你并不知道。西方的国家大多是“民族国家”（Nation Country），而中国从古至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是多民族国家。
但是他们不理解这件事情，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有这么多民族很奇怪，不可能不存在歧视的问题。奥匈帝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他们一直觉得奥匈帝国是怪胎，所以它最终灭亡了。再比如法国统治德意志，德国又反过来在二战侵略欧洲其他国家。但我们的国情不一样，不要把种族歧视放在一起说，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
戚：这几年欧美时装周热衷于聊这个，当然全球政治大环境总是会第一时间反应在时装秀场上。就像小唐提到的，这是“提出问题”“反映问题”。Dior 2021春夏系列启用了全黑人模特的阵容，参与合作的艺术家也是来自非洲刚果。后来我看Kim Jones在采访里提到这个系列和当时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并无关联，但他一定是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
Sophie：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对时代很敏感的人。
戚：这些难道不会导致一个时装系列的故事在地域传播中遇到阻碍吗？
Sophie：西方人有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的确是会代代相传的。Kim Jones是英国人，大英帝国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尽管Kim Jones本人对异域文化是有自己理解的。但从英国整体而言，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他们就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先进的，他们要把这些传播到亚洲、非洲等其他地方。他们很骄傲于自己的文化，他们认为这就是文明，异邦则没有这样的文明。
戚：当越来越多的品牌要借助设计去打造一个更多元丰富的世界观时，这种世界观还是受限于主导这个观念的人吧。版面有限，我们下期再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