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东 图/受访者提供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大坊前村——演员郭晓东总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家乡。
其实大坊前村已是旧时叫法，1994年12月，莒南县撤乡设镇，大坊前村更名为坊前镇。临沂属于沂蒙地区，郭晓东刚到北京上学时，别人问起他是哪的，他都说自己是“沂蒙山的”。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坊前村，但一定都知道沂蒙。
初中时，因为家里缴不起34块5的学费，郭晓东辍学到潍坊打零工；1993年，他离开大坊前村，怀揣着演员梦，开始北漂；三年后他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成为一名演员。
如今，他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个年头。算起来，比他在家乡待的时间长出一倍。
2025年10月，郭晓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写他在家乡度过的儿时岁月、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他成为演员之前的故事。给书起名时，出版社提了很多建议，他坚持叫《那个地方》。
他曾经惧怕回到“那个地方”——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那几年，每次放假回老家，他都不敢待得太久；在家时，他也会在村子周围的山坡上游荡，因为在高一点的地方，BB机才能收到信号，才不会错过外界的消息，“生怕这些大山挡住了我，外面就会把我遗忘。”
但现在，他经常想念“那个地方”，那个让他自卑和无措、却也给他力量、托举着他走到今天的地方。
2026年1月底，我见到了郭晓东。寒暄几句后，他略带忐忑地问我，“你觉得这本书值得读吗？”类似的问题，他会问几乎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
他对自己的文字很不自信，《那个地方》的责任编辑胡一平最早建议他出书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害怕别人说我哗众取宠，我做演员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万一出了本书，成笑柄了，得不偿失。”
与想象中演员自传的风格和内容不同，在《那个地方》里，郭晓东极少提到他的职业生涯和闪光灯下的经历，诸如表演的方法论、饰演过的角色等等，而是讲了许多少年时的故事。
从他的文字里，能够感受到一种不加修饰的真诚。他写儿时跟父亲一起种地、辍学后跟老乡去潍坊掏下水道，写自己在北京住过的地下室，也写跑龙套时关照过他的柳阿姨——考上电影学院以后，他没再回复过对方的消息。
“每个人发朋友圈，会穿好的衣裳，会给自己贴很多标签，但其实我们都有不堪、窝囊和委屈的一面，晓东哥把这些展露出来了。”胡一平说。郭晓东虽然一开始拒绝了他的出书邀约，两个人却成为了“笔友”，郭晓东会把自己写的随笔发给他看，请他提意见，近一年的时间积攒了六七万字，他被那些文字打动，出书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
郭晓东曾迫切地想摆脱家乡留在他身上的烙印。刚来北京时，他与一位副导演见面，随口说了一句，“我要去拿我的褂子。”副导演皱起了眉，他很快意识到，这个词是“错的”，之后开始认真学习普通话。但在写《那个地方》时，他发现，很多心底的意思无法用普通话准确表达出来，比如“厨房”无法代替“锅屋”，“大大”也比“父亲”更生动鲜活。
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曾经颠沛的生活凝结在这本书中，也滋养着他的表演。在2024年播出的电视剧《小巷人家》里，郭晓东饰演的庄超英引起广泛讨论。《小巷人家》是一出时代群像戏，讲述20世纪70年代末苏州棉纺厂家属区三个家庭的故事，时间跨度近30年。庄超英是个充满复杂性的角色，作为中学老师，见证了高考的恢复；作为家中长子，既要照顾父母，也要帮扶弟妹，有时因为无条件地顺从母亲，会忽视妻子儿女的感受。剧播后，很多网友评价，庄超英像是“身边的人”。
《小巷人家》剧照
这是郭晓东珍视的认可。他一直记得在电影学院时班主任崔新琴说过的话，好的表演就是要与生活作比较。“表演没有对与错，只有准不准确，你要看周围的人是怎么生活的，那就是好的表演。”
在我们的聊天中，他反复提到自己很“幸运”。这种幸运并不是命运的偶然，而是时代的烙印。
他最想演的角色是《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二人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一个出生在1970年代的山东农村，一个出生在1950年代的陕北农村，都在十几岁时因为贫穷而辍学，都不想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文革”末期、改革开放伊始，孙少安因为搞承包、办砖厂，吃了不少苦头；到郭晓东成年时，桎梏已经完全松绑，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获得了更多的机会：1980年代，他跟着电影放映队满村跑，那块幕布拉起了梦想的第一张帆；1990年代初，“坊前乡宣传队”成立，大队书记点名要“能唱会跳”的郭晓东参加，凭借这个优势，他又接连获得了在县印刷厂和邮电局工作的机会。
1993年，他辞职到北京闯荡。“那时候我们乡下流行一句话，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有能力的人就应该到大城市去，大城市不会因为你没关系而拒绝你，只要有能力，就能闯出一番天地。”父亲问他能干出什么名堂，他说，“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但我就是想去看一看。”
时代的浪潮推着郭晓东往前走，把他带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
“这本书是能给人力量的，它告诉我们，哪怕你什么都没有，哪怕你有很多后顾之忧，但你真的走了这一步了，那你一定就能再往前一步。这个时代很缺少这样的精神。”胡一平说。
那段与贫穷对抗的经历，仍然在郭晓东身上烙下了一些痕迹。现在，他已经离吃不饱饭的生活很远，但身上还有着自卑的残影，用时下流行的词语来形容，是一种“不配得感”，很多东西对他而言，得不到才是正常，得到了，反而担心自己“接不住”。
正是这种心态让他习惯不停地自我审视，也不太会为自己争取角色，对于现在所获得的一切总是感觉不够踏实，也因此心怀感恩。
他热爱拍文艺片，文艺片给了他开阔的表演空间，可以肆意释放自己的情绪。近两年少有好的文艺片找过来，写作就成了他安放蓬勃的情绪和能量的方式。
十几岁时去潍坊打工，郭晓东随身带着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支竹笛。收工后，他就看书、吹竹笛。回老家前，他在潍坊的一家照相馆花五块钱拍了一张艺术照——对于当时的他来说，五块钱可是一笔巨款。那人生中的第一张明星照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相册里。
成为演员后，他拍了不计其数的明星照，但都与那张不一样，因为那是他兑现那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的第一步。但郭晓东也知道，是因为他现在走到了这里，那张照片才变得有价值，“否则，它也只是一张普通的照片而已。”
对话郭晓东
我契机可多了
南方人物周刊：《那个地方》这本书创作的原点是什么？它在你的人生计划中吗？
郭晓东：它是一个偶然。我确实有写文字的爱好，一直都有在断断续续地写。有一年，我写了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事情，几乎是一口气写完的，现在应该是我微博点击量最高的一条。那篇发布后，收到了好多出版社的私信，让我出书。
南方人物周刊：写作能带给你什么？
郭晓东：人的情绪堆积久了之后，会是一个堰塞湖。我随时随地都有很多想表达的，总觉得憋在心里难受，就想着把它给梳理出来，（写作）可能是我找到的一个自我对话的方式。
写文字也是我解开心结的过程，包括我对父亲的、对过往的好多心结，都随着文字一个个被解开。我特别感谢文字，它给了我一个自由的空间，接纳我的所有情绪。
南方人物周刊：书里有哪一篇是你特别想表达，或者写起来很困难的吗？
郭晓东：有，《那年那事》，跟端午节有关的。我一直想写那篇是因为我内心特别过不去那个坎儿。那年的端午，本来我应该回老家的，但因为各种原因，比较自私吧，没回去，少见了父亲一面，那年他去世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写了很多关于父亲的故事，还有父亲离世之后你写给他的信。你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你们会经常聊天吗？
郭晓东：我家在沂蒙山的小山村，非常传统的家庭，父亲的尊严和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一般在家里都是少言寡语的，我更多是跟母亲交流。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其实普遍不太会（表达），尤其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对于情感表达特别吝啬。
比如说，我努力去回忆我以前跟父母的肢体接触，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我父亲去世，我从来没跟他有过肢体接触，拉手都没有。跟母亲我记得有两次，一次是父亲去世时，我从片场赶回老家，跟母亲有一个拥抱；还有一次是我母亲来北京后，我们过马路，我已经过去了，一看我妈还站在对面，战战兢兢地，（在想）到底过还是不过，一下就刺激到我了，我就过去拉着她的手，把她拉了过来。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比如回老家拍照，我都会刻意地搂着母亲的肩膀，我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但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很亲近，不知道怎么去（用语言）表达。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里提到，父亲原本给哥哥和你取名“郭广学”和“郭广习”，希望你们哥俩能好好学习。
郭晓东：对，我父亲是个极度崇尚知识和文化的庄稼汉，一直比较喜欢让我们读书。我在潍坊打工，掏下水道，我都抱着一本书，很多人都说，“你这太夸张了，至于吗？”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看书，人生很奇妙，可能注定将来我会走一条这样的道路吧。
南方人物周刊：演员梦的种子是怎么种下的？有什么契机吗？
郭晓东：我契机可多了。小时候我们村里有露天电影院，正面反面都可以看，没地儿坐的时候，我们就像猴子一样挂在树干上看，《地雷战》和《英雄儿女》。这给了我很懵懂的、对表演和艺术的认知。
再后来，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举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村子里要办宣传队，每年过春节，在乡里举行文艺汇演，再选出优秀代表到县里去参加。村里有好多老艺人，以前会唱样板戏、拉二胡、打花棍之类的，我最开始真正学这些，是他们教的。那时候都是在我们家排练，我们家是最早期的乡村俱乐部。
南方人物周刊：父母一般会觉得小孩子玩这些东西是不务正业，但是你父母好像还挺开明的。
郭晓东：太对了，那时候谁家孩子做这个，都说你吊儿郎当，不踏实种地。而且每年冬天，好多人来家里，要给他们烧开水、炒点花生、烧柴火取暖。其实对于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讲，是很奢侈的。而且我们家那个时候也确实非常窘迫艰苦，我不知道为什么父母会愿意，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只是觉得孩子来家里玩，作为主人招待一下，就这样。但潜移默化地给了我很多成长的空间。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村子里是那种家喻户晓的小孩吗？
郭晓东：我是的，所有人都认识我，我是村草。（笑）他们都夸我跟我哥长得好看，但我从来没觉得。
我觉得我父亲每次看到我都愁得慌，两个儿子，那时候都是自己盖房子，一人五间大瓦房，那就是十间。我深知我们家的经济情况，特别能理解父亲身上的压力，有时候我躺在炕上睡觉，听到他跟别人聊天，他经常叹气。每次我一听到他叹气，心就疼得慌。
近在咫尺，远在天边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北京已经三十多年了，比在家乡的时间久得多，你现在对这个城市有归属感了吗？
郭晓东：我说不上来。但我对北京是有感情的，这边的一草一木，每条街道、每个胡同我都很熟悉。我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同学去哪里都要问我，我是班里的活地图。因为我比他们多待三年，而且一直在不停地找工作，大街小巷我全知道。
南方人物周刊：看你在书里提到，来北京的头三年，是很辛苦的一段时光。
郭晓东：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处找工作。我做过很多工作，在歌厅唱歌、当主持，“下面有请几号台的李先生唱歌”，就是这种主持。还做过一个，我到现在都叫不出名字，去各个小区统计有多少栋楼和多少户人家，然后去发擦手油的传单。我干了很久这样的工作，后来我就在想，我适合干这个吗？我不知道。
那段时间很狼狈，很不堪，在我心里沉甸甸的，所以我特别想把它写出来。对于我来讲，那是我生命中最颠沛流离的几年，比我掏下水道，当雕刻工、清洁工、建筑工，都还要不堪。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
郭晓东：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拥有梦想了，我知道我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当你的现实、你周围的环境，和你的梦想有很大距离的时候，会觉得无比痛苦。人不痛苦是因为没有追求，对自己放松了。那段日子我特别痛苦，我明知道我的理想就在对岸，但我迈不过去。
南方人物周刊：现实与梦想之间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郭晓东：“世路难行钱作马，愁城欲破酒为军”，我都没钱买酒。
南方人物周刊：跑龙套会比发传单让你觉得舒服一点吗？至少离你的梦想近一点。
郭晓东：最开始我非常愿意去跑龙套。因为管饭，还能给个五块或十块。但时间久了就不愿意了，有的副导演对跑龙套的人态度很不好，经常吆三喝四的，那种感觉特别伤害我。更重要的是，这个电视剧放了后，让村里人看到，我觉得特别给父母丢脸。后来我就不干了，反正都是挣钱，不如做别的事。
1996年我再去考大学的时候，算是背水一战，考不上我就真的就回家种地，或者摆个小摊卖水果。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到过1996年的春节，你和你哥哥在北京过的年，还记得那年是怎么过的吗？
郭晓东：那个年过得很伤感，前途无望，看不到未来，苦苦挣扎，但一直在原地打转。就觉得生活是一团糟，而且永远是在黑暗里。在黑暗里一直跋涉，但是一直看不到希望，一丝一点的光都看不到。现在回过头来想，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
南方人物周刊：但后来真的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后，好像也还是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日子。
郭晓东：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生，都是各种各样的沟沟壑壑，从来没有平坦大道一路到底的，过两天出个坎，过两天出个沟，爬了一个坡，又有下一个坡。不过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郭晓东青年时期 图/受访者提供
你什么本科生？
南方人物周刊：成为表演系的学生之后，开始有机会接到一些不是龙套的角色了吗？
郭晓东：有的角色会有台词，但也就几句，一般人不愿意去，我愿意去。我会觉得先生存吧，面子不面子的已经不重要了。有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人找我去拍一个教外国人学中国话的宣传片，本科生500块，像我之前那种社会人士是50。那天我拍完后，他就给了我50。我说对不起，导演，我是本科生。他说，你什么本科生，就50，要不要吧？那时候我特别想把这50块钱甩给他，说我不要了。感觉自尊被踩在地上使劲揉碎了。
南方人物周刊：但是理智上不允许你这样做。
郭晓东：对，我就吃不上饭了，而且我还拍了一两天时间。后来我还是拿着这50块走了，我得吃饭。但那个事情其实给我撞击挺大的。在那种情况下，真的就是得先吃饱饭。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过来的。我记得大四的时候，我们班只有我能出去拍戏，别人不行，因为我要去挣钱，班主任特批我去的。有人来我们班找女生拍广告，她也会说，必须得带着郭晓东。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虽然艰难，但每到一个关键节点，总会有贵人出现。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同学和班主任都知道你的家庭情况，这会让你觉得有点不可接受吗？
郭晓东：以前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怕他们会用另外一种眼光看我。有一次我们全班组织献血，献完之后，我拿到了钱。我心想，终于可以好好吃一顿了，可以点个肉吃。后来我看大家都没有，就我拿了，我就坚持把那个钱还回去了。
那件事其实伤害到我了，我懂老师的意思，他们觉得对我来讲，这几百块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拿钱，唯独给了我这笔钱，就算我没钱，我也不能拿，这个傲骨我还是得有的。还有一次，我们班去春游，好多女生买了东西吃，我没有钱买，她们就喊我过去帮忙吃，说吃不了。其实我挺对不起她们的，她们做好事，还得考虑到我的感受，我就尽量装作不知道这些事儿，但这对我来讲也是伤害。
南方人物周刊：你会有一种“不知道该怨谁”的感觉吗？父母没办法给你提供好的经济条件，但已经给了你所有的爱，同学们虽然条件都比你好，但都没有戴有色眼镜看你，反而很照顾你。
郭晓东：太对了，会有一种无力感。那段时间也是我思考最多的时候。确实家里就是这样的情况，恨不得我每年还得给家里一些钱。同学们也是，人家凭什么去帮你？只能慢慢地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的家庭尽管很清贫，但很温暖，处处充满了爱。读大学的时候，尽管我没有钱，但是整个班都给了我照顾和力量。所以我很庆幸。
南方人物周刊：有些人会在离开家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羞于提起，再到某一天开始可以坦然地回望，你经历过这个阶段吗？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向外界坦承自己的过往？
郭晓东：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如果我遮遮掩掩，别人可能还会找到一丝缝隙伤害我，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与其被看透后感到羞愧，不如我彻底摊开了：你看吧，我就是来自小山村，家里很穷。反而摊开了之后，它会像一个盾牌，挡在我的前面。
从田埂到红毯
南方人物周刊：后来你做演员，进入了和你过去差距特别大的环境，也有很多诱惑，你的心态是怎样的？
郭晓东：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到现在也还是会有不配得感，这种心态让我没有迷失自己。我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心态，我觉得我永远是备胎，既不配跟别人去争，人家也不会记得我，我永远是在角落里的那个，是被忽视的人，但是我也习惯了。
南方人物周刊：在表演上，你也会有这种“不配得感”吗？
郭晓东：说实话，没有。我一直觉得没有千面的演员，每个演员演的角色一定是在自己掌控内的，比如我刚演戏时，你让一个农村孩子去演少爷，我肯定演不了。但是在某些领域当中，我对自己的表演是很自信的。
南方人物周刊：哪些领域？
郭晓东：生活在角落里的人，不被大家关注的人，我太懂他们了。因为我就在那个角落里，我深知那些人的心态，他们渴望生活，渴望被关注，但又没办法，只能认命，觉得不被关注也是正常的。这完全是我自己的心态，我能把握得很好。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你习惯坐在角落，是因为害怕被人关注吗？还是说你也想要借此去观察别人？
郭晓东：那倒没有。在很多情况下我都是一个看客，而不是参与者，有个灵魂在那里，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直到现在我还是会这样，尤其是在一些颁奖礼上，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怎么总是恍恍惚惚，我得使劲拽着自己，别乱飞。
《暖》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2003年，你主演的《暖》在东京电影节上得了最佳影片，后来你也陆陆续续参加了很多颁奖典礼、走了很多红毯，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郭晓东：我以前是种地的，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今天居然能够走到红毯上，我很骄傲，也很自豪。那一瞬间，感觉我是从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做了童话的男主人公，无比幸福。从此以后，我就更加深深地爱上了电影。当时我对自己的表演还是有些不自信，感谢那几块红地毯，让我在上面丈量了我人生的长度，也累积了很多自信。
南方人物周刊：你后来又拍了很多文艺片。
郭晓东：对，我越拍文艺片，我就越热爱文艺片。拍文艺片会上瘾，这种上瘾会让你痛苦。但没办法，我宁愿一直痛苦下去。
我觉得演戏很爽，尤其是每演完一场喜欢的戏后，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跟上台领奖又不一样，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特别美妙。原来我还可以那么去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情绪的浓度不会因为次数的累积而衰减吗？
郭晓东：不会的，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因为表演是会清零的，每场戏、每个镜头、每个角色，演完就结束了。反复清零再重建的过程是很有趣的，你会用你的声音、肢体、感受，去寻找不同的表达方式，会觉得特别自由。表演一旦拥有自由，一定是很有生命力的。
其实我挺癫狂的
南方人物周刊：都说演员是个相对被动的职业，你又更习惯“被选择”，这些年遇到的角色里，有哪个是你主动争取来的吗？焦裕禄是吗？
郭晓东：焦裕禄也是他们找过来的，但我确实觉得这个角色非我莫属，我太懂他了。至于其他角色，因为我不是必选项，是可选可不选项，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争取角色。我可以跟导演见面，试戏也没问题，但要说，给我演吧，我干不出来。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里面说，你为了演焦裕禄，瘦了30斤，而且经常好几天不睡觉。
郭晓东：那种恍惚的状态、外部形体的感觉，是演不出来的，镜头不会撒谎。而且我特别享受，我愿意为表演付出所有，我觉得我热爱表演到了一种……我可能表现得没有那么癫狂，其实我挺癫狂的。
我觉得演员跟角色确实是热恋的关系，你一定得爱上这个角色，才能把它演好。如果我喜欢的角色最后没演上，就像失恋一样。
南方人物周刊：《小巷人家》播出后，有很多人不喜欢庄超英，但也有人能理解他的行为动机。你“爱”庄超英吗？
郭晓东：我必须得爱，至少在当下演这个人物的时候，你要接受他的每一面。演员有这样的主观能动性，能把所有事情合理化。庄超英有一场戏，是他在车上哭，拿围巾擦眼泪，那是过场戏，剧本里没有，但那个瞬间（展现了）他所有的委屈、苦恼，不能跟家人说的纠结。演员需要用表演把所有的情绪塞满，每一场戏都不能浪费。
《小巷人家》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在不同的阶段，表演对你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吗？
郭晓东：我一度怀疑过我自己。记得那是在大学期间拍摄的一部电视剧，我饰演一位地下党，有一场戏是我在找组织的某个领导，没找到，就在街上哭了。那天我一直没哭出来。天快黑了，所有人等着我哭，我就是哭不出来，压力特别大。回去之后，我就崩溃了，觉得我不适合做演员。我觉得表演是清零的状态，哪怕到现在，有时候依然会觉得这场戏没有演好，每天都在自我否定和肯定，清零、重启。
南方人物周刊：有一些东西在清零，有哪些东西是在累积的？
郭晓东：生活在我身上滚的雪球越来越大了，不管是自己对社会的认知，还是从角色身上获得的一些感悟，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的过程。这是演员跟别的职业不太一样的地方，它会让你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这种丰富不仅局限于本我，也来自于角色赋予生命的重量。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张嘉琦
责编 杨静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