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深刻、真实的话语代表了一个执政党的正心诚意，他们是理解世界、管理国家的能力，也是团结社会、动员人民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当代中国最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故事丰富多彩，真实生动。但仍有记者熟视无睹，没有真正地感同身受、躬身入局，缺少认知和发现，缺少耐心和倾听。习惯从文字到文字、从文件到文件、从会议到会议，甚至一部分刻意创新也成了新八股，采访就会因此变得空泛与腐朽。
看，是被动地让事物进入眼帘，而观察和看见，是主动地抓取信息、精准捕捉信息背后的本质。它需要俯下身的体察、有耐心的倾听，跳出任务心态，摆脱业务疲态，回归新闻的初心。
我当记者、做国际传播新闻实操37年。想从看见与看不见两种视角，分享4个小故事：
2020年，作者（左）参加凤凰卫视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一、看见人所未见
2000年，我作为中国新闻社记者，受命采访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访日本和韩国的活动。访日行程中，朱镕基在东京广播公司与日本民众对话广受关注，日本民众反应热烈。但是第二天，却有一家港媒报道：“连最简单的问题都要考虑半天，这说明朱镕基确实老了，已经老态毕现了。”
那天晚上在汉城（首尔时称）与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留学生代表见面时，朱镕基就说到了老与不老的问题：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还没有老得耳聋目昏。为什么要考虑很久才回答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在那些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考虑问题，那是因为同声翻译的问题，翻译不同步。问题讲完好半天，还在那里翻译，我要等翻译完了才能回答呀！
朱镕基说，日本有关方面派的是最好的翻译，但语言习惯还是与我们不一样。要等翻译把问题翻完，把问题弄清楚再回答，因此，就显得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但这与老还是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进而问道，我回答问题以后，老半天，日本的民众才哗地一笑，他们是不是老得连笑一笑都要考虑好半天呢？
满场大笑——这场景瞬间打动了我。作为从业多年的中央时政记者，我知道通常这种特殊情况并不在随团记者的报道之列，但一种无法无视、无法割舍的新闻冲动驱使着我，经请示后开始动笔。因为有感而发，又机不可失，我笔若泉涌，半个多小时成稿。于是就有了这篇中新社“汉城2000年10月17日”电头的稿子——《朱镕基老了吗？》。这是那次出访的独家报道，在海外引发良好反响。
新闻属于能够看得见的记者。中国人民大学张征教授认为，最先见到新闻事实的记者，不一定是最先发现新闻的记者；最先见到新闻的记者，不一定是最先发现这个人物新闻价值的记者；最先到达新闻现场“身临其境”的记者，不一定是最先理解这个新闻现场的记者。
“见到”不能“得到”新闻的原因，往往就是我们缺乏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看见，需要认知，立足对政策的精准解读，并深刻地读懂中国、读懂世界，才能看见最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写出最能说明中国的故事。
二、让人看见自己
我作为一名资深的“会议记者”，党代会、全国两会；会谈、会见、年度工作会、新闻发布会……凡此种种，不计其数。常见同行为会议烦恼，评奖时也常见“会议新闻无新闻”的状况。
想来“会议新闻无新闻”的原因之一，是只见会议之树，不见生活之林。告诉读者召开了什么会议，却没有把会议有价值的内容提炼出来并加以传播。其二是只有主办方视角，没有用户视角，以大量篇幅罗列会议议程代替新闻本身。其三是以领导讲话大篇幅替代新闻主体。忘记受众关切和阅读体验，对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丰富多彩、真实生动的故事熟视无睹、麻木无感，陷入某种“惯性疲态”。
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会里有千秋》，谈及我对会议的想法和做法：首先放大会议，从中国社会生活的维度，从世界关注中国的维度，观照会议、认知会议、定义会议，对会议进行新闻和价值挖掘。而后缩小会议、走出会议，轻会议、重新闻，轻主办、重用户，轻程序、重信息释出，把会议置于新闻的起点，当成报道的入口，用心里的认知和手里的笔，打破会场的边限，用思考、视野拓展会议的边界，不为会议所拘束，此时呈现出的才是会议报道的落点和归宿，才是中国广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国故事的讲述才真正开始。
《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红椅子》是我1992年的新闻作品，获得全国人大首次设立的对外报道奖唯一的一等奖。那是我历经多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采访，参加了无数次会议，写过无数篇会议报道后，不期而遇收获的一枚新闻的果实，它安慰了我有时琐屑、有时低效带来的烦恼，补偿了我在法律条文向新闻转化过程中艰难的爬梳和付出。
还记得33年前的那个午后，结束3把椅子上的午睡，拨开大会堂二楼会议厅垂下的帘幕，我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厅的400张红椅子，它们正无言静候下午的会议和常委会委员们的到来。那瞬间被击中的感受也许就是灵感来临的时刻吧。那隆重又静默的场景，唤起我每两月一次、一次一周左右的常委会所有蓄积的信息，唤醒我一个上午几篇稿子的疯狂书写烙进身体的记忆，我立刻意识到，并一下子抓到了它——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工作内容、与国务院的关系等方面,为海外读者勾画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清晰的轮廓。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跑口记者，我有幸看见并记录下这些故事。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厅的400张红椅子，反映出中国民主与法治演进的历史，采访了多次参与立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坐在红椅子上立法的过程，折射出中国法治建设的闪光点。
是角度，使我们成为自己。角度是我们与新闻、与世界发生关系的触点，是站位的结果，是价值观的体现。从那些必须完成的高强度、任务型书写中，我对中国民主的感知和认知在一天天积蓄，最终聚焦、爆发为这样的角度。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红椅子授予我的力量，让我跳脱出程式和文本，进入到39级台阶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最鲜活、生动的表达。红椅子，成为我观察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不可替代的入口，成为我看见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眼睛。
它让我看见，同时，我也被别人看见。
三、看不见的宣传
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要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与进步，中国创造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也给国际社会带来发展的最大增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发展成就那么大、发展势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好事，这是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最大本钱。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
关键是怎么讲？如何把我们想说的变为他们想听的故事？如何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相匹配？这是我们国际传播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尤其在党的十九大这样的重要历史性时刻——世界在瞩目中国，我们怎样把中国故事讲好？怎样把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
与灵光乍现相伴的，更多的是创意的艰难。感谢中新社团队爱拼敢赢的专业精神，“十九大十九问”系列融媒体报道获得第28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为新闻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种操作范本。当时，我们对环境和语境做了反复的评估，党的十九大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历史时刻，也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大平台，面对世界了解的需求和存在的误解，在重要时间节点，以中国立场、国际眼光、专业方式，化误读为关注，开辟理解渠道，塑造中国形象，构建国际认同。囿于不能有大团队在会议现场作业，我们尝试从侧面出发，迂回到新闻的b面，用与之相关的内容，凝聚历史的侧影，为新闻提供补充，去正面回应今日关切。
具体操作是以受众当日最大关切为切入点，在过往政党政治资源、新闻资源中寻找答案，以新闻的眼光重新开掘过往的史料，回答或者部分回答受众的需求。在服务用户关切、契合受众需求的过程中，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从而提升舆论的引导力和影响力。《世界上最大执政党怎样举行党代会？》《中共建党近百年为何只开了18次党代会？》《近四万里挑一，2287名十九大代表怎样选出？》《十九大代表选举设置了哪些“负面清单”？》……共19问，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陆续发出，持续到会议结束。
“历史的坐标、世界的眼光、新闻的切入”——从某种程度上，团队开辟了重大会议报道的新模式，探索了新闻需求和采访资源不匹配情况下实现传播目标的可能性。“十九大十九问”报道定位为19篇兼具新闻性、知识性和史实性的小综述。选取党的十九大及党代会相关的新闻点，以新闻带史实，以今天之问带历史回答，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系统地介绍党的历史沿革、制度程序、规定纪律、发展贡献等。以“千字文”篇幅讲清楚完整的组织架构、党史脉络、机制沿革，要求“基于资料”又“跳出资料”，厚积薄发。以明确思路引导叙事，有取舍、有轻重、有节奏，把历史、制度简明易读地呈现。抓住党的十九大海内外关注升温的机会，以受众最关注、最好奇的新闻点为切口，最大限度地激发和提升受众的兴趣与认知度。
每一次策划都是一次共情的过程。我的感受是，不断对标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不断契合新闻与传播规律，不断回应用户关切的过程，就是资源加持、被赋能的过程。在读懂中国读懂世界的深度懂得、深度共情中，那些不落痕迹、春风化雨的“看不见的宣传”，才能入脑入心，才有效果效能。
2023年11月27日，作者参加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全球形象高峰论坛。
四、平实最可见
只有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才能真正讲好、讲清楚中国故事——这是我做了多年国际传播逐渐明白的道理。有了党的十九大时“十九问”的尝试，我们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信心更强了。在之后建党百年时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中新社人对中国共产党故事讲述的进一步尝试。
在无数个策划会后，我们慢慢清晰起来的思考是，把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不断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当成核心支撑，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当成坐标引擎，把中国共产党各个精神维度作为新闻的矿藏，把宏大叙事具象为故事和人，把讲故事与讲道理相结合，找到有意义也有意思的小切口。
《百年里，中共是如何“过生日”的？》《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为何是他？》《中共中央拜年，为什么只奉“清茶一杯”？》《新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要讨论涮羊肉？》《邓颖超为什么说“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我们每天都花的钱，为何叫人民币？》《中共各级“一把手”为何被称为“书记”？》《为什么网上会传天安门广场国旗只升至28.3米？》《中共一大7月23日召开，为什么建党日却定在7月1日？》……
深度媒介化社会，我们将世界翻译成了故事。对于遍布世界对中国有很多好奇、无太多了解的广大受众来说，真实的中国故事足够精彩，笼统的夸大、无谓的高调、盲目的赞美……都不需要，因为对中国有信心、对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我们相信平实的力量，相信真实、生动的故事的力量。
敢用“小切口”，其实是一种自信。走进新时代的中国人有足够信心，不接受被妖魔化、污名化，同时也拒绝笼统夸大、刻意拔高、盲目肯定，有能力立足平实的语态和心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要求我们新闻工作者提高认知维度，在最大视域下，观照报道内容，定义新闻价值，不自说自话，不故作高深，远离“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
善用“小切口”，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是一种专业能力，更是一种政治判断。“小”，并非只轻巧、不止于清奇，大视野、大事业中有意义的“小”，小而深、小而实，才可以成为讲述中国国家故事的入口。如何找到可以成为国家故事讲述入口的有意义的“小切口”？需要我们不断从高站位、大纵深去审视和观照，去发现并锁定那个有意义的“小”。需要不断回到讲述中国故事、讲述初心，去除芜杂，捕捉要害，找到闪光的时代之刃，找到社会和人心的焦点，加大压强、用情用力，充分开掘、做深做透。如探照灯，把所有光线都集聚一处，收束受众的注意力；如凸透镜，聚拢阳光，持续照射，最终把树叶点燃，穿透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