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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校花入行：从琼瑶御用导演到“第三者”
刘立立的故事，琼瑶都没有拍出来过，比电视剧更细碎、更忍耐，也更不体面。
她1938年出生，父亲早年病逝，由母亲一人抚养长大，1957年考入政治作战学校影剧科，当时只有19岁，因外形清秀，谈吐温和，被称为“政战校花”。
那年政战学校是台湾文艺青年的集中营，刘立立是焦点。
毕业后，她没有走舞台路线，而是选择幕后，进入中影公司，师从导演丁善玺，他是当时台湾商业电影的重要人物，擅长动作片。
刘立立跟着跑组、做副导，慢慢从场记做起，一直做到副导演。
她一开始学的是武侠动作戏，没人想到，后来她成了琼瑶最倚重的女性导演。
1960年代初，刘立立在一个剧组里遇见了董今狐。
董今狐大她岁，制片出身，时任台湾电懋公司制片主任，他已婚，有两个孩子，妻子王玫，是大学教授，那年董今狐25岁，刘立立刚过22。
他们重逢，是在琼瑶电影《烟雨濛濛》的筹备会上。
董今狐赞她“眼睛很干净”，刘立立没说话，那年她刚开始担任导演助理。
琼瑶剧迅速风靡，台湾文艺片进入黄金时期，刘立立在1969年第一次执导琼瑶剧《几度夕阳红》，从那以后，她接连拍下《庭院深深》《在水一方》《海鸥飞处》《一帘幽梦》。
她把琼瑶故事拍得不像琼瑶，干净、不煽情，角色节制，节奏缓慢，演员都怕她要求严格。
她很快成了“琼瑶御用导演”，那时台湾只有两三位女导演能执导大型剧集，她是其中最稳的一个。
她忙，但感情也有波澜，1970年代初，她和董今狐的关系公开传出。
她是“第三者”，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情感纠葛，却持续近五十年。
王玫得知后，并没有摊牌，她冷静下来，写了一封信，放在董今狐的床头。
信里只写了一句话：“孩子还小。”
三个人后来约定，“单双号同居”，单日，董今狐回原配家；双日，住刘立立那边。
这不是电视剧，是现实里真实存在过的生活安排。
1973年，王玫的小儿子发高烧，她拨电话找不到丈夫，打到刘立立家，董今狐在。
刘立立没有推开电话，也没有解释。
第二天，她卖掉家里的音响和微波炉，换了钱，送孩子去医院，三天三夜没回家，孩子退烧，王玫赶到医院，看到刘立立瘦了一圈，眼睛通红。
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几个月后，王玫邀请刘立立搬入董家。
不是“正式妻子”，也没有身份，她住的是客房，但每顿饭都要和王玫轮流做菜、洗碗、照顾孩子。
董今狐没有做决定，三个大人，一个屋檐下住了几十年。
牺牲与共生：经济支柱与绝育抉择
琼瑶剧里常说“为爱牺牲”，刘立立这辈子真的做了，她住进董家后，王玫定下规矩：“你赚的钱，由我来管。”
她没有异议，她每部剧导演费不低，一度是中视年薪最高的女性导演，但从不留私房钱。
她的钱拿来付学费、交水电、换家具，王玫在主卧，孩子们轮流喊她“阿姨”。
孩子的生活是她安排的，学校接送、课外活动、衣服鞋子，轮不到董今狐操心。
有人问她：“你这样图什么？”她没有回答，她从不对外提家庭，她是家庭支柱，但没有名分。
1975年，她怀孕了，这事只在董家传过，董今狐没发声，王玫一周没说话。
一周后，刘立立独自去医院堕胎，医生问她是否保留生育能力，她签了“绝育”同意书。
“我这辈子不生小孩了。”她对医生说。
那天晚上，她照常回家做饭，王玫坐在饭桌旁，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辛苦了。”
那是她们关系第一次缓和。
后来，她在家里的身份慢慢变化，可以参与家庭开支决策，也能带孩子出国念书。
她还是继续拍戏，她的拍摄时间永远不排在学校假期，因为要照顾孩子，曾有一部剧因她推迟开机，被公司点名批评。
她没有解释，只是接下一部时减少了场次，她是“母亲”，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
她不是妻子，也不是保姆，她在董家30年，孩子结婚、出国、升学，她都在，从未以“第二夫人”身份出现过一次。
刘立立的导演作品有46部，都是女性情感戏，她从不在采访中提家庭，只谈镜头、场景、对白。
晚年转正：病房婚礼与名分迟到
2010年，刘立立中风，确诊是小脑萎缩，无法自主行动，说话含糊，医生下达手术通知，需要直系亲属签字，她没有直系亲属。
董今狐来了，他站在病床边，什么都没说，王玫也来了。
这两个女人站在病房两侧，一个是名义上的妻子，一个是照顾丈夫四十年的“家属”，签字处空着，医院无法动手术，必须决定身份。
那天晚上，王玫签下离婚协议。
她带着老花镜，一笔一划写上名字，没有泪，没有停顿，她对董今狐说：“她比我更像你的家人。”
三天后，董今狐在病房里向刘立立求婚，她无法说话，只能眨眼，她眨了三下。
第三下非常缓慢，像是确认，又像告别。
董今狐亲吻她额头，王玫站在旁边，举起一张红纸，替他们作证。
医院走廊没有宾客，护士代签结婚证，她等了四十年，才成了法律意义上的“董太太”。
婚礼后两年，刘立立病情恶化，逐渐失忆，她认不出人，不能吃饭，也不能说话。
王玫坚持每周去看她，和她说话，念旧剧本，放当年拍的《庭院深深》，她在电视机前坐着，不眨眼。
2018年，刘立立去世，终年80岁，王玫亲自为她主持葬礼，没有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导演身份的追悼演讲。
董今狐没有发言，只是拿出一卷胶片，说：“她这辈子，把所有镜头都拍干净了。”
葬礼上放的是她拍的《烟雨濛濛》，那是她第一次独立执导的作品，她在剧组里从不发火，但说过一句话：“镜头对准的时候，要干净，不能动摇。”
她一生未生育，但她抚养了四个孩子。
遗产没有分配争议，董家的孩子自愿将部分不动产过户到她名下，并继承她在台湾中视的版权收益。
她走得安静，没有争议，没有告别仪式，所有她参与执导的琼瑶剧，版权仍归她名下。
爱情神话与人性反思
她的感情故事，最后一次被公开提及，是在2018年金钟奖。
那年她被追授“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没有人提起她的婚姻，也没有提王玫。
介绍词只说：“她是琼瑶剧的奠基者之一，改变了台湾电视的节奏和色调。”观众席有人起立鼓掌，也有人面无表情。
刘立立的感情，被许多人评论为“琼瑶式的人生复制”，牺牲、自我抹除、温柔、退让，甚至绝育，像是某种过时但被赞扬的女性模板。
支持者说她“用四十年赢得了原配的尊重”，说她“没有破坏任何人”，只是选择陪伴。
反对者说，她“接受了不该接受的安排”，她“把家庭伦理搞成分摊表”。
她没有回应任何一方，她这辈子只接受过两次采访，谈的都是拍摄手法和镜头语言。
外界对她的关注重新高涨，是因为一部电影，2015年，琼瑶将她的故事部分改编成了《握三下，我爱你》。
影片拍得朦胧，结尾模糊，现实却更极端，电影里，原配不同意“第三者”存在；现实中，她选择住在一起。
观众说：“现实比戏剧更狗血。”
琼瑶没有回应，她只是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她陪我拍戏几十年，从不说累，从不说家庭的事，我后来才知道，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
这句话成为很多讨论的引火点。
刘立立不是无私，她只是选择沉默，她的故事被部分学界纳入性别研究。
研究者指出，她是“台湾1970年代家庭结构扭曲的样本”，是“女性情感妥协与隐形劳动的极端呈现”。
她的存在无法用好坏区分，她既不是破坏者，也不是受害者。
她用一种当时能被接受的方式，嵌入一个家庭系统，并在其中承担起支柱角色。
她一生都在导演别人的情感，她自己的情感，却无人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