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朱北李”，一代乐坛双璧。
朱逢博唱歌那会儿，李谷一还在拉幕布。
这是李谷一亲口说的，没人不佩服朱逢博的嗓子，那种天生的清澈和爆发力，在那个时代，真的听一次就忘不掉。
但就是这样一位影响了中国几代歌者的“东方夜莺”，在晚年，却孤独地守着丈夫的骨灰盒过了十几年，几乎与世隔绝。
而她唯一的儿子，则成了她心口永远的伤。
朱逢博，1937年出生在上海。她的父亲是位建筑师，家境殷实，典型的书香门第。小时候的朱逢博，并不是舞台上的那个“大嗓门”，反而是个安静、文艺的女孩，最大的梦想就是像爸爸一样，成为建筑设计师。
音乐，那时候对她而言，顶多是生活的调剂，不是志向。
她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这在当时可是“天之骄女”的配置——六年制，含金量极高。可谁想到，命运就在她进入上海历史纪念馆工作后的一个小插曲里，彻底改写了方向。
一次文艺演出，朱逢博被同事“硬拱”上台唱了一首歌。一开口，全场安静。歌剧院的人在台下听得目瞪口呆，当即决定“挖人”——这是难得的好苗子。
不久后，她正式调入上海歌剧院，从“画图纸”转行“唱高音”，这才是真正的命运伏笔。
朱逢博其实一开始是有点自卑的，她没受过科班训练，跟剧院里那些童子功出身的演员比，自己就像“野路子”。
但偏偏，她那嗓子天赋异禀。清澈、通透、穿透力强，还极有情感。
领导一眼就看出她的潜力，立刻送她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
几个月后，她就被推上了主角的位置。
这是极少见的“提拔速度”，但你要听过她唱歌，就会明白：那不是运气，是天赋加勤奋。她演唱的《刘三姐》、《红珊瑚》还有《嘉陵江怒涛》，在当时就是爆款。
歌剧院对她几乎是“重点保护”：不准早恋、不准婚恋、不准和男演员接触。团里甚至安排四个女同事跟她住一个宿舍，工作、出门都有队长盯着。
领导一句话：“朱逢博，三十岁前不许谈恋爱。”
这不是封建，这是怕她分心。
但“千防万防，防不住缘分”。
她爱上了她的声乐老师——施鸿鄂，一个正儿八经的海归，美声唱法学得炉火纯青，还在国际上拿了奖，是当时中国少有的“洋范儿”男高音。
说白了，朱逢博爱他，不只是崇拜，还是追光。
可她没明说，只是默默努力，争取更多和施鸿鄂相处的机会。
一开始施鸿鄂并不特别关注她，甚至故意冷淡她。但她不在意，每天练声练得嗓子都哑了也不说苦。后来有一次，施鸿鄂看到她在琴房等自己等了三个小时，还在认真练习，一下子就“破防”了。
慢慢地，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不是那种“激情燃烧”，而是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一种“灵魂在靠近”的感情。
直到朱逢博30岁那年，她亲自写信表白。信上只写了一句话：“今晚十一点，排练厅楼梯口等我。”
她说：“我已经决定，八月一号和你结婚。”
就这么一句话，两人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婚礼办得非常简单。地点是一间单位借来的小屋，面积不到10平米。家具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旧书架。客人不到十个。
可朱逢博说：“我嫁的是他的人，不是条件。”
婚后，他们彼此扶持，感情深厚。施鸿鄂教她美声技巧，她则带他走进更广阔的民族舞台。他们是彼此最强的后盾。
朱逢博的代表作《白毛女》《喜儿哭爹》正是这段婚姻最好的见证。《喜儿哭爹》一句句唱进千家万户，是那个年代很多人记忆里最深刻的声音。
她还翻唱《橄榄树》，发行了专辑《蔷薇处处开》，销量超过300万盒。当时中国还没有唱片市场的概念，这个成绩放在今天，依然是奇迹。
但朱逢博没有选择“商演路线”，而是走向音乐教育——培养后人。
她的学生里，有谷建芬、李谷一，还有无数普通却执着的歌唱爱好者。
谷建芬曾陷入对流行音乐的迷茫期，没人理解她的风格，批评声一片。
是朱逢博，专程赶去看她，告诉她：“坚持下去，哪怕全世界不理解你，你也要走自己的路。”
谷建芬才没有放弃。后来才有了谷建芬声乐中心，才有毛阿敏、那英、孙楠这些人。
她为朱逢博写下《那就是我》：“你问我是谁，我就说那就是我……”歌词虽朴实，却饱含深情。
李谷一当年气腔出问题，也是朱逢博陪她走出困境。李谷一说得最真诚：“我唱主角时，她是拉幕布的，但她从没让我觉得低人一等。”
这一代女艺术家们之间，真的没有争斗，有的是互相成就。
可惜的是，人生的低谷，总是一个接一个。
1996年，施鸿鄂因心脏病突发离世。朱逢博痛到不能自已。最初她也想把骨灰安葬，可她放不下。
她说：“我想他，想得晚上都睡不着。”
于是，她把骨灰盒放在家里，自己天天擦拭，跟他说话、念旧信、听他以前唱的歌。
这一守，就是十几年。
朱逢博拒绝外出，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再教课。她像是把自己的世界“收了起来”，只留下他。
朋友劝她：“朱老师，人得往前走。”她只淡淡一笑：“你不懂。”
她的世界，已经只剩他一个。
朱逢博和施鸿鄂有一个儿子。但不知从哪一步开始，母子之间就越来越疏远。
朱逢博很少公开谈论他，只说：“他是我这辈子最放不下、最难过的地方。”
坊间传言他们长期没有联系，也有人说儿子旅居海外。
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能确认的是，在朱逢博晚年的生活中，儿子的身影几乎没有出现。
她独自生活，独自生病、独自去医院、独自回来——再也没有家人陪着她走完这些日常。
她从未对外抱怨一句，只说：“孩子有孩子的路。我一个人也挺好。”
但“一个人挺好”，往往是最孤独的一句自我安慰。
朱逢博的晚年，谈不上苦难，也不算凄惨。她有退休金，有荣誉，有弟子，有作品留世。
但她最深的牵挂早已化为一抔骨灰。
她不是孤独的，因为她把记忆留住了；但她又很孤独，因为她只愿意活在记忆里。
她曾是中国流行乐的奠基人，曾是无数歌者仰望的前辈，也曾是那个穿着白裙子站在台上的“东方夜莺”。
只是到了最后，她变回了那个安静的女孩，那个在镜子前一遍遍梳头、整理衣服、等着和爱人见面的她。
朱逢博，一生唱歌给世人听，晚年却只唱给一个人听。
参考资料
中国音乐学院校史资料；
《人民音乐》杂志专访，2010年第6期；
李谷一访谈视频：《朱逢博是我永远的榜样》；
谷建芬口述实录：《从朱逢博到那英，流行音乐的传承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