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香港导演张婉婷导演了一个以中国摇滚为主题的电影《北京乐与怒》，后来改名《北京乐与路》。
十一期间，突然想起这部电影，又看了一遍。
十一年过去了，电影里的台词现在看来，依然等同于今天。
比如这一段对话：
你吃饭跟你唱歌的样子很像。
怎么像？
都特别……狠，是北京摇滚的特色吗？
不，北京摇滚的特色才不是狠。
那是什么？
穷。
比如这一句：
能红起来的乐队，都是在外面反叛，里面听话的。
比如这一句：
自杀的方式有一百种，其中一种就是嫁给唱摇滚的，保证死得痛苦，又痛又快。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打口青年也步入中年，临近迟暮，却越来越不知摇滚乐是什么？
我们只是很听话，一轮轮地在疫时代中，陷入麻木，并无所适从。
不过，有意味的是，在《北京乐与路》上映那年，痛仰乐队以“痛苦的信仰”为名，发行了专辑《这是个问题》，专辑中这样写道：
“我们相信，当你在听这张新专辑的同时，你也参与了一个时代的开始。再造一个痛仰，再造一个充满斗争的未来，我们的队还要排多久？”
如今的痛仰，大红大紫，即便是在疫情当下，痛仰频繁出现于全国各大音乐节，台下是乐迷的声嘶力竭和大合唱。
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让我想起在1994年4月5日自杀的Nirvana（涅磐）乐队主唱科特·柯本的遗书，遗书中他写道：
我已经好多年都不能从听音乐，写音乐以及读和写东西中感到激奋了。对于这些事我感到了一种难以形诸文字的负罪感。比如说，当我们来到后台，灯火熄灭，人们狂躁的咆哮响起，这一切对我的影响就远不如对Freddy Mercury（“QUEEN”乐队主唱，1991年因艾滋病辞世。）影响那么大，他似乎喜欢而且把玩那些从人群中而来的爱与赞美——那正是我赞赏与嫉妒的一切。
事实上我无法欺骗你们，无法欺骗你们中的任何一人。那对你对我都不公平。我能想起的最大罪恶便是欺骗人们，装模作样，做出一副我100%的快乐的样子。
十一长假，其实于银川人而言，是惶惶不安的一个假期。
看不懂的疫情，是蔓延还是退却，一切模糊着。一轮轮核酸做着，不知何时是个头。
有几日我一直在读今年《三联生活周刊》策划的一个关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专题“茨威格与世纪之交的维也纳。”
对茨威格，我们并不陌生。他的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至今是很多人的枕边书，被改编成电影。
而《昨日的世界》，读的人不多。
《昨日的世界》是茨威格在流亡期间，也是临终前完成的自传体文学作品，写于1939年至1941年间茨威格自杀离世以后，1942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茨威格从出生的城市维也纳和自己的犹太家庭写起，一直写到1939年9月已满60岁的时候，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认为，这是“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彻底结束”。
今年是茨威格逝世80周年。
1942年，流亡巴西的茨威格与妻子一起服毒自杀。
为何自杀？
茨威格怀着对自由的最强烈憧憬流亡在各个国家，但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洲，怀疑、驱逐、审查等让茨威格饱受精神摧残。
因此，在《昨日的世界》中他暗示了自己的理想破灭：“一切看来都已飘逝，该是彻底放弃的时候了。人的尊严在这个世纪里丢失了多少啊！”
而今天，疫情时代，是否是我们七十年代生人的梦想时代彻底结束？
茨威格说：
“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做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有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
而我们，应该是幸运的。
没有经历所谓的遭遇，也没有经历饥饿的年代。
但我们经历的又是什么年代？
在这个年代，我们有多少人会像科特·柯本在遗书中所言：
我已经没有任何激情了，所以要记住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