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你把工作名额让给小李家弟弟吧，咱俩结婚后都是一家人了。＂
那是1976年初春的一个黄昏，我和春花刚从百货大楼买完结婚用品回来，她站在自行车旁，眼神里带着期待，脚边是几个装满东西的纸袋子，里头有两个搪瓷缸子和一条印着喜字的毛巾。
我捏了捏自行车把手上起皮的塑料皮，沉默片刻，缓缓摇了摇头：＂这事我做不了主。＂
这个决定，竟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我叫周建国，1953年出生在松江县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父亲在国棉七厂当机修工，一双手总是沾满机油，连指甲缝里都是黑的，怎么也洗不干净。
母亲在厂食堂煮饭，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回来时身上总带着一股混合了油烟和汗水的气息。
家里还有个妹妹周小红，比我小三岁，在县印刷厂当装订工。
我们住在厂区的筒子楼里，两间十几平米的房子，条件算不上好，墙上的报纸糊得已经发黄，门一关油烟味就散不出去，但在那个年代已经足够知足，至少不用和别的家庭合住一间屋子。
1970年，我初中毕业便被分配到厂里做了学徒工，跟着师傅李德才学修理纺织机。
那时候没什么选择，文革正闹得轰轰烈烈，能进工厂已是幸事，何况我父亲托了关系才把我安排进来，免得我被送去农村插队。
我勤勤恳恳，从修理简单的零件开始学起，没事就拿着扳手去练手，很快就掌握了机器操作技能，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每个月二十八块五的工资，在那个年代，算是个体面收入，养活自己绰绰有余，还能给家里补贴一些。
春花是1974年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我刚转正，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考虑个人生活了。
她家住在县城，父亲是供销社的干部，虽不是什么大官，但在当时也算有些地位，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在我们眼里简直像个宝贝。
春花长得清秀，眉毛弯弯的，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脸上常带着浅浅的微笑，性格温和，我们很快便确定了关系。
两年的相处，感情已经稳定，都说好了1976年秋天结婚，我们还去照相馆拍了两寸的结婚照，我穿着借来的中山装，她穿着一件带花的确良衬衫，照片洗出来贴在大本相册的第一页，边上用红笔写着＂永结同心＂。
那年春天，厂里要招一批新工人，大约二十个名额。
这在＂文革＂后期是难得的机会，厂区附近好多待业青年都盯着这些名额，有的拉关系，有的托人情，车间主任的办公室茶杯里的茶叶都换了好几茬。
招工名单由厂党委和工会共同审核，我因表现出色，被安排参与部分技术考核工作，负责测试应聘者的基本机械操作能力。
就在名单即将确定的前一周，春花找到我，提出了那个请求——她想让我把一个名额给她弟弟李小明。
＂建国，我弟弟今年十八了，在家待业两年了，整天无所事事，天天把收音机声音开得震天响，父母整天为这事发愁。＂
春花眼睛里充满期待，手指不停地缠绕着衣角，＂你看咱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是参与招工吗？能不能帮帮忙？＂
我皱起眉头，手里的钢笔在指间转了转：＂春花，这事我真做不了主。＂
＂招工有规定程序，要公平公正，我只是个小小的技术员。＂
＂再说，我只负责技术测试部分，最终决定权在厂领导手里。＂
春花脸色一沉，把我递过去的绿豆糕推到一边：＂可我听马师傅的老婆说，马师傅的侄子就是你们内部打招呼进去的。＂
她轻轻哼了一声：＂你连这点事都帮不上，还谈什么结婚？＂
＂那是马师傅跟厂长的关系，他俩是老乡，又一起当过兵，我一个普通工人哪有那本事？＂我喝了口茶，有些烫嘴，＂再说了，你弟弟连基本的机械常识都不懂，前天我问他轴承是什么，他答不上来，连套简单的图纸都看不懂，技术测试根本过不了关。＂
＂你是嫌我们家门不当户不对？嫌我爹不够级别？＂春花突然提高了嗓门，茶桌上的瓷盖子被她一下打翻在地，＂嫌贫爱富＂四个字差点脱口而出。
周围茶座上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我尴尬地低下头，小声道：＂你别这么说，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该走正路，不能搞特殊，我爹从小就教我做人要正直。＂
＂大家都不容易，等工作分配几年的人多了去了，凭什么你弟弟就能插队？＂我也有些急了，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
＂你少来这套大道理！＂她站起身来，眼睛里闪着泪光，＂李明亮家的闺女都通过他爹的关系进了印刷厂，你为啥就这么死心眼？＂
我们第一次因为这事争执不下，最后不欢而散。
春花甩下一句＂你好自为之＂便骑车走了，后座上的纸袋子摇摇晃晃，我担心那两个搪瓷缸子会摔坏。
接下来几天，春花没再提这事，每天晚上还是如约到厂门口等我下班，一起骑车去护城河边散步。
我以为她想通了，毕竟结婚大事为这点小事闹翻不值得。
直到招工名单公布那天，厂大门口的公告栏前挤满了人，李小明使劲挤到前面，好不容易看清名单，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脸刷地一下白了。
当晚，春花父亲打电话到厂里传达室，说要见面谈谈，语气不太好，传达室大爷拿着电话本子找到我宿舍，眼神有些异样。
第二天，我特意穿了件干净的白衬衫，去了春花家。
客厅里，春花父母坐在沙发上，垫子下面露出一角蓝底白花的塑料布，茶几上放着几块水果糖和一壶茶，却没人给我倒。
春花低着头站在一旁，咬着嘴唇，手指不停地绞着围裙角。
＂建国啊，你看咱们两家都处了两年了，你跟春花感情也不错。＂
李叔抽着纸烟，烟灰掉在裤子上都不管，眼睛眯成一条缝，＂但这次小明的工作，你就是不肯帮忙，让我们全家很失望啊。＂
＂李叔，不是我不肯帮忙，实在是...＂我正想解释。
＂行了，别解释了。＂
李婶一把抢过话头，脸上的肉抖了抖，＂我们家也不是没人托，供销社都认识几个领导，只是想着你们马上要结婚，想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她重重地放下茶杯：＂你要是真心对春花好，这点小事都办不到，那以后大事怎么办？我看，你们这婚事还是算了吧。＂
我惊呆了，手里还捏着给李叔带的一包大前门香烟，一时不知道该不该递过去。
我看向春花，希望她能说句话，可她只是咬着嘴唇，手帕在手心揉成一团，目光闪躲，像是害怕被烫到。
＂春花，你也是这么想的吗？＂我艰难地问，嗓子发紧，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沉默几秒后，春花轻声说：＂建国，我爸妈说得对，我们可能不合适。＂
说完她转身进了里屋，再没出来。
就这样，我们的婚约在一个名额之争中化为泡影。
从春花家出来，我像丢了魂似的，钱包和香烟也忘在了茶几上，也不想回去拿了，在县城的街上游荡了一整夜。
路过县剧院，电影《决裂》的海报在风中摇晃，底下几个年轻人排着队等着买票，有说有笑。
不知为何，我的眼眶湿润了，一股酸涩从胸口涌上来，卡在喉咙里，怎么也下不去。
我们的婚约就这么决裂了，而我甚至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消息很快传开，本来是喜事，现在成了笑柄。
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人说我傻，为了原则丢了媳妇；也有人说我清高，不识抬举；更有人说春花家早就看不上我，只是找个借口退亲。
最难堪的是，我爹被人在厕所堵住，闷声不响地抽了半天烟，红着眼睛回家，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小子怎么把大好姻缘弄丢了？＂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上铺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照在墙上贴的春花照片上，她笑得那么甜，眼睛像两弯新月。
舍友老王坐到我床边，递给我一支烟：＂建国，你别想不开。＂
他点燃了烟，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这年头，因为工作名额闹分手的多了去了。＂
＂春花家本来就瞧不上咱们厂工人，是看中你能帮他弟弟安排工作，现在没戏了，自然不肯把闺女嫁给你。＂
＂可我们相处两年了啊，难道感情就这么不值钱？＂我苦笑道，嘴里的烟味苦涩。
＂感情？＂老王嗤笑一声，弹了弹烟灰，＂在一个工作名额面前，什么感情都是浮云。＂
他拍拍我的肩膀：＂你好好想想，没准儿是躲过一劫呢。这种人家，你要是真进门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事等着你呢。＂
接下来的日子，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像是要把自己掏空。
白天在机器旁忙碌到满头大汗，晚上在宿舍点着煤油灯看技术书籍，眼睛熬得通红。
我想通过工作麻痹自己，不去想那段感情，不去想春花看我时的笑靥如花，不去想我们一起在江边看月亮的夜晚。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只听得到老王的鼾声和窗外的蛙鸣时，春花的脸庞还是会浮现在眼前，清晰得像是就在眼前。
转眼到了炎热的夏天，厂里的排风扇吱吱呀呀地转着，也驱不走闷热。
就在这时，厂里因为产量提升，决定派几名技术人员去上海学习新设备操作，一去就是三个月。
我被车间主任点了名，这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至少能离开这个充满闲言碎语的地方，喘口气。
临行前，父亲把我叫到身边，塞给我一条干烟，拉着我的手说：＂儿子，吃一堑长一智。＂
他粗糙的手掌上全是茧子，摸起来像砂纸一样：＂以后眼光要放长远些，别被眼前的情爱迷住了心窍。＂
＂你大伯当年要不是为了个女人放弃了上学的机会，能沦落到现在这样？＂
＂记住，男人的出息比什么都重要。＂
上海之行让我大开眼界。
我住在厂里安排的宿舍，虽然是六人间，但条件比松江好多了，有热水器，有电扇，楼下食堂的师傅还会做松鼠桂鱼。
厂区里到处是花坛，路边种着法国梧桐树，自行车整齐地停在车棚里，看起来就是另一个世界。
不仅学到了先进技术，我还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其中有位叫孙芳的姑娘，是上海纺织学校的学生，在厂里实习。
我们因工作接触频繁，一开始她总喊我＂周师傅＂，慢慢熟悉起来后，才改口叫我＂建国＂。
孙芳比我小两岁，眉目清秀，扎着马尾辫，戴一副圆框眼镜，穿着朴素却整洁，说话不紧不慢，条理清晰。
她性格开朗，知识面广，不像有些姑娘见了男同志就羞羞答答的。
每次讨论技术问题，她总能提出独到见解，常常把一些上海来的技术员都问得哑口无言。
有一次，德国进口的一台大型纺织机突然出现故障，电机不转了，其他人手足无措，连厂里的老师傅都束手无策。
孙芳却冷静分析，拿出一本笔记本翻了翻，很快找出问题所在——电机的碳刷磨损了。
那一刻，我对她肃然起敬，那种敬佩和对春花的感情完全不同。
＂你怎么懂这么多？＂我忍不住问，手里捧着她从德文说明书上抄下来的那本厚厚的笔记本。
＂书本知识结合实践呗。＂她笑着回答，把垂下来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我爸是老工程师，从小耳濡目染。＂
＂再说，咱不懂还不能学啊？现在不是不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那套老旧思想了嘛。＂她一边整理工具一边说，动作麻利，一点不拖泥带水。
与春花不同，孙芳对工作充满热情，我们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
从最初的纺织机械，到后来的生活琐事，再到各自的理想和抱负。
她说她想以后当个女工程师，我说我想回松江带出一支技术队伍。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常想着她，期待每天的见面，那种感觉和对春花的依恋不同，更像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尊重。
学习期满返回松江前，我鼓起勇气约孙芳出去吃饭。
在一家小馆子里，我们点了两碗阳春面和一盘炒青菜，她不像春花那样爱吃荤腥，说是从小妈妈教育要粗茶淡饭。
我们聊到了各自的家庭和经历，她说她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在中学教书，父亲在研究所工作。
听说我曾有过未婚妻，她并不惊讶，只是静静地听我说完，然后问：＂那时候你一定很难过吧？＂
＂难过，但现在想想，也许是件好事。＂我喝了口茶，叹了口气，＂如果为了这种事妥协，以后会有更多妥协。＂
＂春花他们一家不会是最后一次提出这种要求的。＂
＂我觉得你做得对。＂孙芳认真地说，眼睛透过眼镜直视着我，＂原则问题不能让步。＂
她放下筷子：＂我爸常说，做人要有底线，做事要有标准，宁可清贫自守，不可倚势假公。＂
临别前，我们互留了地址，约定保持通信。
回到松江后，我和孙芳的信件往来频繁，几乎每周一封。
她的字迹工整清秀，一笔一划都很规矩，像她的人一样，内容充实而不做作，有时还会在信纸边上画几笔花草，或是贴上一张剪报。
通过书信，我们的感情逐渐加深，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每周四那天，因为那是邮递员来的日子。
1977年初，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这给了我新的希望。
虽然已经24岁，高中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我还是决定报考工科院校，提升自己。
厂里有些人笑话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考什么大学？安安稳稳在厂里干，多好。＂
＂听说才录取百分之几，你这不是费劲吗？＂
孙芳在信中却极力支持我的决定，并寄来了她珍藏的复习资料和哥哥上大学时的笔记。
＂别人笑你痴，傻子才放弃梦想。加油，我相信你！＂她的信上这样写道，还特意在＂相信＂两个字下面画了双横线。
每次读到这样的鼓励，我的胸中就涌起一股暖流，比春花以前的甜言蜜语更能给我力量。
备考期间，我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到深夜。
那时没有补习班，全靠自学，数学公式和物理定律在脑子里打转，有时候做梦都在解题。
有时困得眼睛睁不开，我就想着孙芳期待的眼神，或者读读她的来信，咬牙坚持下去。
老王买了两斤红糖，每天给我冲一杯，说是补脑子，宿舍里弥漫着甜腻的气息。
就在这段时间，我偶然在供销社门口遇见了春花。
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确良裙子，打着遮阳伞，挽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那人西装革履，手上戴着手表，一看就不是普通工人。
听说是县里某领导的儿子，在粮食局工作，家里有小汽车，是个吃公粮的＂铁饭碗＂。
看到我，春花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随即低头快步走过，像是在躲避什么。
那个男人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搂着春花的肩膀径直走了，皮鞋在水泥地上敲出清脆的声响。
那一刻，我心里竟没有多少波澜，只是默默祝福她过得好。
人生的道路千万条，各自选择，各自承担，谁也不欠谁的。
1977年冬天，高考成绩公布，我被上海工学院录取了。
全厂上下一片震动，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工人，连厂广播站都播了这个消息，说是＂厂里的骄傲＂。
厂领导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毕业后回厂工作，还承诺保留我的工龄和职位，甚至暗示可能会安排我当车间副主任。
我爹高兴得连着喝了两斤白酒，走路摇晃着，逢人就说：＂我儿子考上大学了，要当工程师了！＂
他那些年的辛苦和委屈仿佛一下子都得到了补偿，腰板也挺直了。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孙芳时，她在回信中写道：＂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能行。＂
＂你说巧不巧，我也考上了，是纺织工学院。以后我们就在一个城市了！等你来上海，我请你吃最正宗的生煎包。＂
她在信的末尾画了一个笑脸，还附上一张在黄浦江边拍的照片，背景是外滩的万国建筑群，阳光下的她笑容灿烂，眼睛里闪着光。
1978年春天，桃花开放的季节，我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摞书，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父亲送我到车站，硬塞给我五十块钱，说是他这些年攒下的，让我好好读书，别担心家里。
车窗外，家乡的田野渐渐远去，我的心情却无比轻松，仿佛终于挣脱了什么枷锁。
孙芳在火车站接我，远远地就看见她穿着淡蓝色的衬衫，扎着马尾辫，向我招手。
那一刻，阳光洒在她身上，我知道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归属。
大学四年，我和孙芳从校友变成恋人，又从恋人变成了夫妻。
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埋头苦读，周末偶尔约会，去看看电影，或者在校园里散步。
有一次，孙芳问我：＂你有没有后悔过，为了原则放弃了春花？＂
我摇摇头：＂没有，一点都没有。＂
＂如果当初我妥协了，也许根本不会来上海，不会遇见你，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有时候看似的坚持，其实是命运的安排。＂
毕业后，我们都留在了上海工作。
我在一家机械厂任工程师，专门负责纺织设备的研发；孙芳则在纺织研究所工作，研究新型纤维材料。
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一套不到30平米的筒子楼，家具是单位发的，简单得很，但摆上孙芳亲手绣的枕套和窗帘，立刻有了家的温馨。
生活虽然简朴，却充满希望，每天清晨看着阳光从窗帘缝隙中洒进来，照在孙芳熟睡的脸上，我都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
1985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我接到家里来信，是妹妹写的。
信中说，春花离婚了，她丈夫因为经济问题进了监狱，她带着五岁的儿子回了娘家。
更讽刺的是，她弟弟当年通过春花丈夫的关系进了粮食局，如今也因工作失误被辞退，每天借酒消愁。
读完信，我坐在阳台上发呆，手中的信纸被汗水浸湿了一角。
想起九年前那个因名额而退亲的春天，恍如隔世。
若当初我妥协了，为了保住那段感情而放弃原则，如今又会是怎样的人生？
＂在想什么呢？＂孙芳端着两杯茶走来，在我身边坐下，她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里面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在想命运的奇妙。＂我接过茶，轻轻抚摸她的手，＂如果当初春花没有退亲，我可能不会来上海，不会考大学，不会遇见你，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孙芳笑了，眼角的细纹像花瓣一样舒展：＂这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她捧起茶杯，轻轻吹了一下：＂当时看似的不幸，或许是命运给你的转机。＂
＂你说得对。＂我望着窗外渐渐西沉的太阳，＂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领悟。＂
＂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
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往事如烟，无须再提。＂
＂我相信你当初的选择，也相信我们的未来。＂
窗外，上海的夜色渐渐深沉。
远处的霓虹灯像星星一样闪烁，街边的梧桐树沙沙作响，映照着这座永不停息的城市。
我和孙芳依偎在一起，享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与幸福。
回首往事，那个因拒绝徇私而失去未婚妻的选择，竟成了我人生的分水岭。
它教会我坚守原则的重要性，也让我明白了真正的感情不会因外在条件而动摇。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生活中没有真正的错过，只有更好的安排。
那个退亲的春天，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新生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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