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出去的忧愁
＂黄梅，今年都二十了，家里实在供不起了，嫁了吧。＂母亲红着眼递给我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几根青菜叶子漂在上面，灶台上的柴火噼啪作响。
我僵在原地，手中的搪瓷碗滚烫，心却凉了半截。
那是一九七四年初春的清晨，天还蒙蒙亮，窗外的雾气像层纱帘，遮住了村口那棵老槐树。
我叫田黄梅，那年刚满二十岁，在村里已算大姑娘了，看着比我小的姑娘们一个个嫁了人，娘家人的眼神越发焦急起来。
我们家住在江北鹿城县的一个小村庄，一家七口挤在两间低矮的泥砖房里，房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那是我们日常的调味品，舍不得多用，常常一顿咸菜就下饭。
爹是生产队里的壮劳力，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满脸的皱纹里积着黑泥，可一年到头挣的工分也只够家里糊口。
母亲比爹更辛苦，又要下地干活，又要照顾我们五个兄妹，手上的老茧厚得能夹住一根针，冬天裂开的口子渗着血丝，却从不喊一声疼。
我排行老大，底下四个弟妹都还小，最小的妹妹才五岁，整天扯着母亲的衣角喊饿。
家里缺粮的日子屡见不鲜，常常是大人省着吃，把口粮留给孩子们。
＂闺女，娘不是不疼你，是实在没法子了。＂母亲的声音打着颤，手在粗布围裙上擦了又擦。
那天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呜咽，思绪像乱麻一般理不清。
第二天一早，大队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吱吱呀呀＂地响起来：＂全体社员注意，今天下午大队部开会，讨论春耕生产安排，各生产队队长必须参加，不得缺席！＂
我站在场院里晾晒着昨晚浆洗的衣服，看见隔壁李婶急匆匆地朝我走来。
＂黄梅啊，你娘和我说了你的事，我托人给你相了一门亲事，对方条件不赖嘞！＂李婶一把拉住我的手，满脸堆笑。
我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心跳得厉害。
＂是镇上供销社主任家的侄子，叫李建国，在县里纺织厂上班哩，是正经的国营单位工人，有铁饭碗！＂李婶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
听到＂铁饭碗＂三个字，我心里微微一动。
在那个年代，能在国营单位上班，那可是多少姑娘梦寐以求的好事，有稳定的工资，有粮油供应，甚至还有住屋分配。
＂人家小伙子今年二十五，老老实实的，从没听说过有啥坏毛病，还是个读书人呢！＂李婶的话像一阵春风，吹开了我心里那扇犹豫的门。
母亲站在一旁，眼里满是期盼：＂闺女，这门亲事要是成了，你就不用跟我们在地里刨食了，能过上好日子。＂
我没有作声，心里却在想：也许嫁出去，真的能减轻家里的负担。
相亲那天，阳光格外明媚，我从箱底翻出表姐去年借我的蓝格子衬衫，小心地熨平每一道褶皱，又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扎了两条细辫子。
李建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精神，中等个头，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深蓝色的确良裤子，站得笔直，像个小学老师。
他比我大五岁，说话不多，但眼神很真诚，时不时推一下鼻梁上的眼镜，那副黑框眼镜让他看起来更有文化气。
＂这是我从厂里图书角借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要不要看？＂他从挎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本包着牛皮纸的书，递给我。
我接过书，翻了翻泛黄的书页，心头忽然涌上一丝暖意。
这个男人，似乎和村里那些大老粗不太一样。
＂我爹娘就我一个儿子，他们都在乡下种地，我工作稳定了就把他们接到县城来住，如果你……＂他的话没说完，脸却红了。
我抬头看他，他的眼睛里有星星点点的光，像是冬夜里的炭火，暖融融的。
＂那就这么定了！＂李婶拍了拍手，像是怕我反悔似的，赶紧替我答应了。
回家后，母亲迫不及待地问了结果，我只是点点头，她便欣喜若狂，连忙烧了一锅热水让我洗脸擦身。
＂好闺女，受委屈了！娘答应你，等你办了酒席，我一定给你做一身新衣裳！＂母亲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粗糙却温暖。
婚期很快定在了那年七月，算是个＂七七＂喜事，大队里人都说这日子好，夫妻能白头到老。
办酒席前，我和建国去照了一张黑白的结婚照，他穿着借来的中山装，我穿着表姐出嫁时穿过的红绸旗袍，脸上的笑容羞涩又紧张。
那张照片后来被裱在镜框里，挂在我们的小屋墙上，成了日后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见证。
酒席很简单，就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摆了八张桌子，菜色不多，但有红烧肉和鸡汤，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已是十分丰盛。
建国的父母从乡下赶来，带了一担新收的稻谷和几只老母鸡，说是给新媳妇补身子用的。
婚后不久，我便随建国搬到了县城，住进了纺织厂分的一间十五平米的宿舍，虽然简陋，只有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但在那个年代已是不错的条件。
刚开始的日子并不好过，我从乡下来，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买菜不会砍价，做饭也常常糊锅，洗衣服更是把建国的白衬衫洗成了灰色。
＂没事，慢慢来，我也不急。＂建国总是这样宽慰我，从不发脾气。
婆婆李大娘是个和气人，不像传说中那样刁难媳妇，反而常教我做家务、腌咸菜、做豆腐乳，一点一点帮我适应新生活。
＂姑娘家出嫁，都有个不顺心的时候，过几天就好了。＂婆婆拍着我的肩膀，眼里满是理解。
建国在厂里是个好工人，每天早出晚归，值夜班的时候更是三天两头不着家，但他从不抱怨，还说这是为国家做贡献。
慢慢的，我才知道，建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车间里的机器出了毛病，第一个找的就是他。
在建国的带领下，我也学会了做厂区家属篮球队的啦啦队员，参加厂里的文艺活动，逢年过节还能分到几尺布料和一小瓶花生油，日子虽然清苦，却也有滋有味。
七五年春天，我怀孕了，吃不下饭，整天恶心呕吐，脸色苍白得像张纸。
建国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煮鸡蛋，那时候鸡蛋可是稀罕物，他硬是从自己的烟钱里省出来，给我补身子。
＂慢点吃，小心烫。＂他总是把鸡蛋剥得干干净净，热气腾腾地送到我嘴边。
怀孕七个月时，有一天半夜，我突然肚子疼得厉害，建国二话不说，背着我就往厂医院跑，那晚下着大雨，他的背湿透了，却把我裹得严严实实。
＂别怕，有我在。＂他的话简短，却让我感到无比安心。
到了医院，医生说是早产征兆，需要卧床保胎，建国连夜守在病床前，一整夜没合眼。
最终，我们的儿子如期出生，是个七斤重的胖小子，建国抱着孩子，眼眶红红的，嘴里却念叨着：＂像妈妈，像妈妈。＂
坐月子那段日子，婆婆搬来和我们一起住，照顾我和孩子。
记得生完儿子后，我高烧不退，是婆婆日夜照顾，她熬中药给我喝，用湿毛巾给我擦额头，嘴里念叨：＂黄梅啊，你可得好起来，建国和孩子离不开你啊！＂
婆婆还从老家带来自己织的棉布尿布，说是她织布机上最后一批，特意留给孙子用的。
＂这布结实，不容易烂，孩子用着也舒服。＂婆婆用半白话半方言解释著，那些繁体字从她口中说出来，带着乡土的味道。
有了孩子后，家里更添了生气，建国下了班就抱着儿子，哼着《东方红》的调子哄他睡觉，小家伙咯咯直笑，嘴里冒着泡泡。
为了贴补家用，我也开始寻思着找点活干。
＂要不你学门手艺？＂建国的提议让我眼前一亮。
那时候，街道上有个集体小厂，专门做工作服和棉衣，正缺人手，建国便托关系把我介绍了进去。
起初我什么都不会，连穿针引线都笨手笨脚，但我肯学肯干，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缝纫技术。
＂悟性不错，再练练就能独当一面了。＂师傅王大姐是位五十多岁的老裁缝，手艺绝佳，待人和气，见我进步快，格外照顾我。
每天早上，我送完孩子去托儿所，就赶去小厂干活，晚上还要负责家务和照顾孩子，虽然辛苦，但想到每月能有十几块钱的工资，心里就充满干劲。
日子渐渐好转，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我都会把一部分粮票寄回娘家，寄给年迈的父母和尚在读书的弟妹们。
第一次寄粮票回去时，我有些忐忑，不知道建国会怎么想，没想到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还亲自去邮局帮我寄出去。
＂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应该的。＂建国的话不多，却字字暖心。
后来母亲来信说，收到粮票那天，她在灶台边哭了，说女儿有出息了，嫁得好，日子过得安稳。
那年冬天，建国的工厂评选先进工作者，他又一次被评上了，奖励是一张全家福照和一条绒线毯子。
照相那天，我特意把儿子打扮得干干净净，自己也穿上了节日才穿的蓝色棉袄，建国更是穿上了结婚时的中山装，一家三口在影楼前合影留念。
＂师傅，照得好看点啊，这可是我们全家第一张彩照！＂建国不好意思地跟摄影师嘱咐着。
拿到照片那天，他激动得手都在抖，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好，生怕弄皱了。
回家后，他找了个漂亮的相框，将照片郑重其事地挂在了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每天下班回来第一眼就看这张照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七八年冬天，工厂搞文艺汇演，建国硬是拉着我去参加，说我唱歌好听，应该上台露一手。
我哪敢啊，羞得满脸通红，却架不住建国的软磨硬泡，最终和车间另外几个女工一起合唱了一首《社会主义好》。
演出当天，建国坐在台下第一排，紧握我的手，眼里满是骄傲：＂那是我媳妇，会做衣裳，还会写毛笔字呢！＂
我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心里却甜如蜜，这辈子，嫁给了他，值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儿子也一天天长大，到了上学的年纪，建国特意去厂里申请调了白班，为的是能每天接送孩子。
＂孩子上学是大事，得有人照应。＂建国的话不多，行动却实在。
每天放学后，他都骑着自行车接儿子回家，车后座上绑了个小垫子，防止颠簸伤了孩子。
风雨无阻，从不迟到，连厂里的领导都夸他是个好父亲。
儿子上学后，我在小厂的活也越来越熟练，甚至开始独立裁剪一些简单的衣服，工资也从最初的十几块涨到了二十多块。
有一次，厂里来了笔大订单，需要赶工，我连续加班三天三夜，缝了五十多套工作服，手指都磨出了血泡。
建国知道后，心疼得不得了，每天晚上都用热水给我泡手，还买了瓶红花油给我擦伤口。
＂别太拼命，身体要紧。＂他笨拙地帮我包扎着，眉头紧锁。
日子虽然清苦，但因为有爱，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暖和美好。
八十年代初，国家政策开始松动，私营经济开始萌芽，我们县城也开始有了一些个体户和小商贩。
邻居王大嫂做起了小买卖，摆个地摊卖些日用杂货，一个月能挣七八十块钱，让我们这些靠死工资的人好生羡慕。
＂建国，要不我也试试做点小生意？＂吃晚饭时，我鼓起勇气提议。
建国放下碗筷，沉思片刻：＂做什么生意好呢？＂
我心里一喜，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同意了。
＂我会缝纫啊，可以做些童装或者围裙之类的，街上卖的那些衣服质量不好，价格又贵，我做的肯定比那些强。＂我兴奋地说道。
就这样，我开始在下班后的时间里，用剩余的布料做些小物件，起初是围裙和袖套，后来逐渐尝试做童装和女式衬衫。
建国是我最忠实的支持者，他帮我跑市场，打听行情，甚至在厂里的板报上为我＂打广告＂，说他媳妇做的衣服结实耐穿，款式新颖。
一开始，生意并不好做，常常是做了一大堆衣服无人问津，我难免有些灰心丧气。
＂慢慢来，总会好的。＂建国总是这样鼓励我，从不抱怨我浪费时间和精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口碑的建立，我做的衣服渐渐有了回头客，特别是那些女式衬衫，因为做工精细，样式好看，很受年轻姑娘的欢迎。
到了年底，我竟然攒下了两百多块钱，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咱们买台收音机吧，儿子学英语用得着。＂我提议道。
建国却说：＂不如先寄点钱回你娘家，你弟弟不是考上高中了吗？学费怕是不少。＂
听了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么多年，建国从未忘记过我的娘家人，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
我俯身抱住他的肩膀，亲了亲他的额头：＂谢谢你，建国。＂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啥呢，都是一家人。＂
八四年春天，我和建国商量着把父母都接到县城来住，毕竟他们年纪大了，在农村干重活太辛苦。
起初两家老人都不愿意，舍不得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土地，但在我们的软磨硬泡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过来帮忙带孙子。
安顿下来后，两家老人相处得意外融洽，婆婆教我娘做豆腐脑，我娘教婆婆腌萝卜干，两人经常凑在一起唠家常，比亲姐妹还亲。
＂早知道城里日子这么舒坦，我们早该过来了！＂我娘笑呵呵地说，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小买卖越做越顺，建国的工作也越来越稳定，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其乐融融。
如今回想起来，感谢母亲当年的决定。
她以为是把我推向了未知的苦难，却不曾想是推开了幸福的大门。
生活就像一件精心缝制的衣裳，需要耐心，需要技巧，更需要爱的线头一针一线缝合。
母亲曾担心我嫁出去会受苦，如今我成了她的骄傲。
每次回娘家，看着一家人围坐在比从前宽敞许多的饭桌前，我都会想起那碗清汤寡水的面，以及那句＂闺女，嫁了吧＂。
那不是放弃，而是另一种深沉的爱。
去年冬天，村里那个为我说媒的李婶过世了，我和建国特意回去奔丧，站在她的灵堂前，我不禁潸然泪下。
＂老李婶啊，是你给我指了一条明路，让我一辈子都走得踏实。＂我心里默默地说着，手中的纸钱随风飘散。
建国握着我的手，轻声说：＂咱们这一路，多亏了老人家的提携。＂
是啊，人生路上，多少贵人相助，才有了今日的美满生活。
从一个懵懂的乡村女孩，到如今的幸福妻子、母亲，我的人生轨迹因为那句＂闺女，嫁了吧＂而改变。
母亲当年的泪水里，有无奈，有心疼，也有对女儿未来的期许。
而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在嫁出去的路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站在时光的彼岸回望，那个灶台前忧心忡忡的母亲，那个毛头小伙子似的建国，还有那个懵懂无知的自己，都已被岁月打磨得更加成熟和坚韧。
从前的苦日子，如今想来，竟也成了甜蜜的回忆。
＂黄梅，你说咱们要是早几年遇见，日子会不会不一样？＂有时候，建国会这样问我。
我总是笑着摇头：＂不会的，不管什么时候遇见，只要是你，日子都一样好过。＂
这大概就是命运吧，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了我最好的安排。
从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我的人生，因为母亲的那句＂嫁了吧＂，绽放出了最美丽的光彩。
我常常想，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白头偕老。
而我，何其有幸，做到了这一点。
谢谢你，母亲，谢谢你的决定，让我懂得了爱的真谛；谢谢你，建国，用踏实的肩膀，为我撑起了一片天。
那一句＂闺女，嫁了吧＂，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获得幸福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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