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异类难以安心活着

为什么这次的事件出现在郑州，恐怕也是因为这座城市缺乏多元宽容的城市文化传统，它向来以工人运动、极左激进和平民主义著称。相比起来，在号称“gay都”的成都就极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因为成都的城市文化以包容著称，“哪怕看不惯，但那是别人的活法，管不着”。

通常来说，大城市都比乡村更为包容，因为大城市势必容纳许多异质化的群体，不可能像小型社区那样同质化。从这一意义上说，郑州人民公园的打人事件意味着，当地自发涌现出一些激进的群体，将社会偏见武器化，极力压缩异类的生存空间，阻止社会朝向让他们不悦的多元化方向演进。

越是那些歧视严重的地方，越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规律性现象：“公开的同性恋者愿意从事社会地位低下的职业；秘密的同性恋者则常常从事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理由很简单：如果这一身份遭受歧视，那么有身份的人当然不敢暴露这一秘密。

可想而知，这些异类会比常人更乐于流向一个能让他们更自由呼吸的地方。就此而言，异类能否安心活着，堪称当地价值多元、包容的可靠指针，而这些遭排斥的少数派，往往正是文化创造力的前沿力量。

同性恋者由于其隐秘的性取向，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感受力。他们是天生的跨界者，身为男性却更能了解女性（所以才有“gay蜜”的说法），对不同的体会都能兼容，或许正因此，无论在哪里，艺术圈子都是同性恋者的集中地。

后现代主义赞颂这种跨越边界的现象，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文化杂交”还是性别多元，都被欢呼为一种去中心化的现代胜利。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一种文化、一个环境，但像流亡者、移民、同性恋者却出入于不同类别之中，并因为其多重视野而具有一种特殊的觉知。那不仅对一元价值观具有批判认识，也通向人的自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