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丈夫返城，把我和孩子留在陕北47年，拿200万弥补我选择拒绝

知青丈夫返城，把我和孩子留在陕北47年，拿200万弥补我选择拒绝

作者：九谷观世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时代总会造就一些让你悲伤的事情，说到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给我的感觉是一部分人得到了锻炼，一部分人受到伤害，尤其是那些在插队时结婚的夫妻，幸运的人跟着另一半过上了城里人生活，但那些不幸的人，要么被抛弃，要么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谈到丈夫陈建平，高丽彤的脸上满是忧伤，半个世纪了，高丽彤和丈夫见面的次数并不多，有时候三五年都不见一面，虽然和丈夫育有一子，可在高丽彤心里，这个儿子和陈建平关系不大，因为身为父亲的陈建平，没有照顾过儿子，也没有给过生活费，这些年来都是高丽彤一个人在付出。

时至今日，陈建平潇洒了一辈子，如今都是年过古稀的人，陈建平也后悔了，因为妻子当初不同意离婚，导致陈建平一辈子过着单身生活。虽然自己在北京有情人，还为自己生了一个女儿，可想到当初他和妻子高丽彤的爱情，又有些后悔。

如今女儿嫁到广州，自己也一身轻松，想到已经快五十岁的儿子，和自己的感情是那么的生疏，陈建平决定好好弥补妻儿，毕竟这些年亏欠得太多了。而自己能弥补的，只有金钱，毕竟自己现在身体不好，也无法为儿子做太多。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拿着200万给妻子，却被一口拒绝。

以下来自高丽彤的讲述：

我叫高丽彤，出生在陕西延安的一个小山村，今年71岁。在我小的时候，家乡是很贫穷的，没有公路，也吃不饱饭，毕竟是在50年代，到了十来岁，日子相对来说好过一些，哪怕是吃黑窝窝头，最起码能吃饱饭。我爸爸是生产队长，在村子里也算是有名望的人，再加上我们家的男丁多，我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弟弟，作为家里唯一的宝贝女儿，被全家人宠溺着，可成年后，却过上了悲痛的生活。

在16岁那年，村里来了一群北京知识青年，对我们这些乡下人来说，能够见到城里人都是稀罕的，更何况来的是八九个知识青年，打心眼是佩服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我没有读几天书，村里的小学就因为没人任教而关闭了。

我们家大业大，有八九孔窑洞，大伯和我爸爸以及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还空着三孔窑洞，所以我家就住进来知青。

北京知青是在1968年正月到我们村的，那个时候乡里领导特意来我们村说明此事：“你们瓦河村可不一般，这次要来几十个北京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是有文化人，你们算是捡到便宜了，到时候好好地招待，不能委屈了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

全村最得意的就是爸爸，因为他是生产队长，意味着所有的接待工作都是由爸爸完成，对他来说，这是一份荣誉。

虽然当时过了正月十五，知青到乡里那天，还是下着鹅毛大雪，爸爸和村里的十几个青壮年，赶着骡子车和驴车，浩浩荡荡地在村里人的注视下前往乡里接北京知青，走得很早，天还没亮，可村里人是开心的，提着蓖麻油灯欢送爸爸一行人。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和妈妈以及李二嫂被安排做饭，就是这份工作，全村人羡慕，毕竟这次做的饭菜可不一般，是猪肉烩粉条，还有羊杂碎，这种美食，在当时只有家境好的，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而做饭的人，可以借着尝咸淡的公分，多吃几口。

饭做好了，可爸爸等人还没有回来，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村里的孩子们吆喝着说：“回来了，北京来的城里人来了。”

我们也顾不得锅里的饭菜，小跑着到村口去迎接，因为村子很大，大队部恰好在村子最里面，小跑着到村口也得二十来分钟。

等我们到村口的时候，那些穿戴整齐，戴着红花的北京知青映入眼帘，他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看着村里人欢呼着，一句话也不说，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压根就听不懂陕北的方言。

妈妈说了一句：“快到大队部，饭菜都做好半天了。”大家这才挪动脚步，向着大队部走去。

长辈们说：“这些城里人，傻乎乎地，对什么都感兴趣，像是没见过世面似的。”但在人群中，有人开始反驳长辈们的话，说长辈们才是没见过世面，人家是从城里来的，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

就这样，说说笑笑地来到大队部，我和妈妈以及李二嫂开始盛饭，然后一个个地端到跟前，当我端到一个青年跟前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露出迷人的微笑，向我说了句谢谢，当时很害羞地就小跑着离开了，村里人哄堂大笑，让我不敢再出厨房门。

吃罢饭，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知青们询问着村里的情况，长辈们熙熙攘攘地介绍着，估摸着这些知青压根就没听到，更没听懂。爸爸看到知青们吃饱了，就开始分配住宿问题，先是询问了大队会计，会计很会来事：“你家那么这么多窑洞，肯定住你家了。”这句话爸爸很满意，当即就不推让，决定让知青直接到我家住。

其实在接到通知后，爸爸就带着哥哥弟弟把三孔窑洞打扫的哥哥姐姐的，还换上了刚做的羊毛毡。

此后的八年时间，除了被调到公社或者县城工作的，知青一直住在我家。

因为已经是在正月，春天也即将到来，知青们除了学习大寨知识，就是和村里人聊天，有了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些知青开始学陕北方言，虽然很别扭，但学得很认真。

在知青来的第一年，我和李二嫂负责给知青做饭，当时他们有供应粮，到了年底吃不完的时候，知青们会悄悄地把白面分给我家和李二嫂家，剩下的则是分给村里家境不好的或者孩子多的家庭。

几年过去，知青们也都适应了陕北生活，和村里人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不过当时有五六个被调到乡里或者县里工作，村里只留下陈建平、谢淳平、何勇发三个知青，陈建平是村里小学老师，谢淳平是副队长兼大队会计，而何勇发因为犯了错误，只能当社员。

我和陈建平的感情开始，可能就是知青来村里的那天，那天对我笑的人就是陈建平，原本他有机会被调到公社工作，但被拒绝，说他想在村子里教书，就这样留下来了。

说实话，在农村二十岁不结婚是说不过去的，可父亲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希望我能嫁给北京知青，以后在北京就有了亲戚，脸上也有光。所以直到我和陈建平暗地里谈对象的时候，不仅没有阻止，还选择默认。

到了1973年，已经21岁的我，和陈建平结婚了，这在当时的知青中，算是第一个结婚的，爸爸很开心，拿出珍藏多年的老酒招待客人，甚至其他村子的人也来庆祝。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因为嫁给了爱情。

第二年生下儿子，陈建平有些不高兴，似乎不愿意接受儿子，他总说自己不会照顾小孩子，可在我心里，不要他照顾，他是知识分子，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下地干活，照顾孩子我来做。

然而到了1976年，陈建平接到返城的通知，他口口声声说要带我到北京生活，但又因为公公婆婆的反对，没办法在第一时间把我带到北京。这个时候，他提出离婚，说是对我和孩子负责，可在我心里，离婚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会让全家人蒙羞，当然不会同意。

他回去了，我是失望的，也是悲伤的，可我无法阻止他的离去。就这样等了四年时间，陈建平只给我来了一封信，询问我和儿子的情况，邮寄来100块钱，算是给儿子的生活费。

此后几十年，陈建平没有尽丈夫的责任，更没有尽父亲的义务，孩子是我一手拉扯大的，爸爸总说困难会过去的，可一直等到爸爸离世，我们一家三口都没有团圆。

后来我知道陈建平在北京找了女人，还生了一个女儿，那个时候我不愿意见到他，他也不愿意来陕北，就这样，我们一直没有离婚，整整分别47年，这期间他来陕北看望我和孩子的次数屈指可数，我没有说什么，选择了忍受。

如今他的女儿结婚了，孤苦伶仃的陈建平，选择回到我身边，想拿200万弥补，有意义吗？我辛辛苦苦付出一辈子，不知道被多少人笑话，谁替我想过？对于这么多的钱，不心动是假的，但我也明白，钱买不来幸福，最终选择拒绝。

当然，他想回陕北和我一起安度晚年，也被拒绝，我想离婚，可他反过来不同意，也许，我们这辈子都没有自己的归宿，但我有儿子，他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