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娶回离世朋友留下的孤儿寡母，前妻落难时，夫妻全力供养

他结婚才14天，妻子就弃他而去，身怀他的亲骨肉另嫁他人。战友因公殉职后，撇下妻儿孤苦伶仃，他以一颗火热的心，替战友照顾母女，给这个破碎的家带去了幸福。当前妻精神失常、儿子流落他乡时，他又怀着真情走过来，收拾一片狼藉的生活……

在这样的命运颠沛中，这个真情汉子，以博大的爱心，为一个成员复杂的特殊家庭，持续不断地创造着幸福……

你能理解一个军人离妻别子的悲伤吗？

湖北省麻城的农村青年乐声炎和商怡安，先后来到云南某部服役。1979年，他们同时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那次激烈的战斗中，两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乐声炎立功受奖，随后转业回乡，被安排在电力部门工作；商怡安却不幸身负重伤，左腿留下终身残疾，兜里多了一本由民政部门发给的《伤残证》，继续留在部队服役。

1981年年底，23岁的商怡安获准回家探亲。这期间，他拜访了战友乐声炎，认识了战友的妻子江淑珍。看到战友有幸福的家、漂亮的老婆、可爱的孩子、满意的工作，联想到自己的残疾之身，他百感交集。那天，乐声炎抱着两个月大的儿子乐明，对商怡安说：“你也不小了，在家乡找个媳妇吧，将来转业了，也有个自己的家啊！”战友的一席话，使商怡安萌生了成家的念头。

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在医院工作的护士范秀珍。两人经过短短几天的交往和接触就闪电般地结了婚。新婚之夜，商怡安发现新娘“情绪”不对。妻子含泪告诉他，说她另有心上人，此次结婚是父母逼迫的。商怡安的心颤抖起来，冲妻子大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此后几天，这个阴影一直笼罩在他们的心头。范秀珍见丈夫不肯原谅她，就坚决要求离婚，只做了14天丈夫的商怡安，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商怡安这样草率地演完了结婚与离婚这两出人生大戏，他的心碎了。

范秀珍离婚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快就怀上商怡安的骨肉。她和当地化工厂的工人盛某交往一段时间后，才知自己已经怀孕了。她掐指一算，正是商怡安的孩子。她有心想与商怡安重修旧缘，却碍于情面，没有主动与商怡安联系，也没有把怀有身孕的实情说出来。当时，盛某刚刚丧妻，膝下有一女，家中缺个帮手，于是他向范秀珍频频发起求爱攻势，并鼓励范秀珍把孩子生下来。范秀珍再次“闪电”结婚后，对丈夫说：“你带着前妻的孩子，我带着前夫的孩子，咱们都是又占便宜又吃亏。盛某以为妻子在开玩笑，也调侃说：“盛家什么都不缺，就缺少个儿子。”

1982年年底，范秀珍果然生下一子，取名盛良。盛某左看右看，都觉得儿子长得不像他。有一回，同事拿他开“涮”，说他娶回媳妇带着儿。盛某听后挺难受，在妻子面前颇有怨言，令范秀珍很心酸。

1985年1月，商怡安退伍回家，被安排在棉纺厂保卫科工作。有一天，他来到前妻工作的医院看病，顺便去看望前妻，见到了已经两岁多的盛良。看着孩子，商怡安心里很纳闷：“这个孩子怎么长得像我啊？”

范秀珍对商怡安一直心有怨气，她直言不讳地说：“孩子是我的，也是你的，但他永远都是我的……”

商怡安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一直没有再婚。他后悔当年不该一时冲动，如果咽下前妻那口气，也许不是现在这种结局。如今，他已是孤身一人，便产生了想要回儿子的念头。

那天，商怡安找到前妻，悔恨交加地说：“你有家，又有人心疼。我却孤灯寡影，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把孩子给我做个伴吧！”

范秀珍冷笑一声，断然拒绝了前夫的请求。双方为此争持不下，最后就孩子归谁抚养一事对簿公堂。不久，法院作出了不利商怡安的民事判决：盛良归范秀珍和盛某共同抚养，跟随养父姓盛。商怡安应承担一定的教育抚养费，直到盛良成年。

在范秀珍的一再要求下，商怡安拿出1000多元，一次性付清了这笔费用。那天，他给范秀珍交钱时，心在颤抖，手在颤抖，说话的声音也在颤抖：“这是我治病的钱，我不求别的，只求你把孩子养大成人。”

范秀珍拿到孩子的抚养费后，又反过来否认盛良是商怡安的骨肉。商怡安想到自己刚刚转业到地方，怕影响不好，也就没有与前妻计较，只有把苦水往肚中咽……

命运啊，你为什么这般无情？商怡安心中那份苦涩的、离妻别子的悲伤，又有谁能理解呢？

不幸的孤儿寡母，有我就有你们的好日子

1985年春节，商怡安没有回老家过年，他把自己关在县城的那间斗室里。一想到与前妻的纠纷，他就闹心病，就想吐血。这时，他想起了多年未联系的乐声炎，准备找过去的生死战友诉诉心中的苦楚。

正月初三的上午，商怡安前往乐家拜年。他走进乐家，感到屋里冷冷清清。几年不见，当年那位风姿绰约的军嫂江淑珍，竟憔悴得不成人形。商怡安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抱起3岁多的乐明问：“你爸爸呢？”话音未落，乐明就扑在妈妈的怀里，母子俩哭成一团……原来，乐声炎已于1982年5月因公殉职，孤儿寡母已熬过了近 3年的凄苦日子。

看着战友的遗像，商怡安忍不住嚎啕大哭。他突然回想起 5年前的一件事，战友含泪“托孤”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在那次浴血战斗前夕，乐声炎放心不下新婚妻子，声泪俱下地对他说：“老弟，如果我不幸牺牲，你要劝说我媳妇改嫁；要是有孩子，请你千万帮我把孩子养大成人，让他姓乐，让他从小记住我这个为国捐躯的爸爸……”乐声炎还重新草写了一纸“遗言”，放在商怡安的手里。战斗结束后，两个同乡战友都幸免遇难，他们就没有再把此事放在心上。

万万没有想到，战友的叮嘱在5年后变成了现实！面对这种悲喜难料、大起大落的人生变故，商怡安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到江淑珍母子孤苦伶仃，想到年仅28岁的江淑珍正在年复一年地守寡，他不停地揉起自己的眼睛。他劝慰江淑珍说：“嫂子，有什么事尽管吱声。有我就有你们的好日子。”

为了这个承诺，这个真情汉子行动了。

那天天气有些冷，商怡安身上穿的衣服不多，但他坚持要带着江淑珍母子到县城转转。商怡安艰难地蹬着自行车，前面带着乐明，后面带着江淑珍。来到一条小河边时，商怡安知道水有些冷，就踩着石头把乐明先推了过去。江淑珍想自己过河，商怡安说啥也不让，好不容易把江淑珍推到河中间，车胎打滑了……千钧一发之际，商怡安不顾一切跳进水中，扶住了车子。江淑珍平安过了河，商怡安的鞋子却进了水。他的伤腿刺骨一般难受，可他嘴里却说：“没事，当兵时就习惯了。”这样，他咬着牙陪江淑珍母子逛了一圈。

在整个春节里，商怡安几乎天天来陪江淑珍母子。聊天、做饭、待客……遇到什么干什么。看到江淑珍情绪好一些，就劝她考虑考虑个人问题，江淑珍每次都避而不谈，其实，江淑珍心里是有苦衷的：乐声炎的老家在乡下，他是家里的独子。乐家老人曾与儿媳商定，如果江淑珍改嫁，就把乐明送到农村去养。江淑珍明白老人的心思，多次保证即使嫁人，孩子还姓乐，她也割舍不下这幺小的儿子啊！有这么个先决条件，江淑珍一直没有碰到意中人。

正月十五那天，商怡安在单位值班。乐明已经同商怡安混熟了，吵着要找商叔叔放鞭炮，江淑珍就带儿子来棉纺厂玩，刚好厂里的工会干部在场。谈话之间，大家又扯到江淑珍的个人问题上。江淑珍听着听着就啜泣起来。工会干部目睹这一切，觉得商怡安与江淑珍有结合在一起的感情基础。在他的热心撮合下，江淑珍有些犹豫，答应交往一些日子再说。

两人第一次“约会”时，彼此都有些尴尬。商怡安抱着乐明，逗他玩。江淑珍则手足无措地叫孩子说：“明明，叫叔叔啊。”商怡安替孩子剥了一颗糖，不管江淑珍是否高兴，就对孩子说：“明明，喊爸爸！”乐明望了望妈妈，又看了看商怡安，最后喊出了一句半生不熟的“爸爸”。那一刻，商怡安又激动又伤心：激动的是，他又有儿子了；伤心的是，他的亲生儿子却喊别人“爸爸”。商怡安想不通，命运咋会这样捉弄人呢？

清明节那天，商怡安租了一辆车，一大早就带江淑珍母子去乡下扫墓。商怡安把乐明抱在怀里，没走多远，乐明因晕车而呕吐起来，把商怡安的身上都弄脏了。他不气不恼，马上让司机停车，背着孩子步行。他这样走一段路，等孩子舒服了，又搭一会儿车。一旦孩子难受，他又让江淑珍坐车到前面等，他则背着孩子走路。如此反反复复，商怡安不厌其烦。江淑珍看着商怡安拖着伤腿，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一步一步往前挪，就暗暗地掂量这个男人在她心目中的分量。最后那一段路，江淑珍也下了车，他们悲悲切切来到乐声炎的墓前，啜泣着，呜咽着，痛哭着……

从乡下归来，商怡安又推心置腹地告诉江淑珍：“孩子不改姓氏，我当亲儿子养。”商怡安动情地走到江淑珍跟前，指着自己的伤腿说：“虽然我受过伤，走路有一点瘸，但并不影响生活。”

1985年5月，他们办了结婚手续。在拍结婚照时，商怡安坚持要带上乐明一起照。从此，他们组成了一个患难之家，小乐明又有了父爱。

商怡安得到了江淑珍的心，同时也挑起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这个破碎的家，这对不幸的母子以及这以后的日子……就全靠他了！

1986年8月，他们的女儿商颖出生了，商怡安对养子的爱却有增无减。乐明从上幼儿园到小学，都是商怡安接送。有一次，妻子上夜班不在家，商怡安的腰板痛得直不起来。眼看乐明上学时间快到了，他把3岁的女儿放在洗衣机里，丢给她一袋饼干吃，接着，拉起乐明就往学校赶。刚出门，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商怡安怕孩子的腿脚湿了，就背起乐明。等他深一脚浅一脚把孩子背到学校时，他却倒下了……

江淑珍下夜班回到家里，女儿已哭成了泪人儿。她一气之下，打电话把丈夫数落了一顿。她对丈夫说：“你对明明好，我心里有数，你也不能宠得太过分了。商颖比明明小，她也是你的女儿，你就不心疼吗？”商怡安傻笑着说：“都一样，都一样。”

前妻亲子落难时，真情男人走过来

商怡安和江淑珍一起拉扯着儿女，刚刚走过10年的风风雨雨，他们的生活又起波澜。

1995年，商怡安的前妻范秀珍患了精神病，时常神志不清，根本不理家事。盛良在家里因得不到继父的宠爱，常常惹继父生气。这年9月开学时，盛良向继父要上初三的学费，继父没有给，反而硬逼着这个年仅14岁的孩子到化工厂锅炉房做杂工。孩子年幼，皮肤又嫩，整天在锅炉旁干活，脸蛋烤成了酱色，人烤得像根干柴似的。知情人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找生父商怡安。于是，盛良偷偷跑到棉纺厂去找父亲。因商怡安已经下岗做生意了，他没有见到生父。

1997年，商怡安无意中得知前妻患病的事，又听说孩子在锅炉房干活，他伤心不已。为了不增加江淑珍的精神压力，商怡安没把这件事告诉妻子。那天，他到化工厂去看儿子，孩子面无表情、目光呆滞。盛良带着哭腔，在生父面前诉苦：“妈妈说，你替别人养儿子，不管自己的儿子……”

孩子的话，像刀一样割着商怡安的心。道德、良知、责任、父爱仿佛都在向他说：管管这个可怜的孩子吧！商怡安带着孩子不顾一切来到盛家，质问盛某：“法院都判了，我的抚养费也给了，你为什么不管孩子？”

盛某以单位效益不好、供不起孩子上学为借口，拒绝抚养盛良。他讥讽商怡安说：“谁的儿子谁去养。”他还郑重其事写了个保证交给商怡安。面对盛良那双乞求的目光，商怡安拉着他离开了盛家。从此，他肩上又多了一副重担。因为盛良已经失学一年多，在城里上学跟不上课，商怡安就背着妻子借了1000多元钱，把儿子送到农村老家借读。

刚刚安顿好儿子，前妻便找上门来。范秀珍得知儿子回到商怡安身边，疯疯癫癫地跑到大街小巷寻找儿子，逢人就说盛良不是商怡安的亲生儿子，说商怡安把她的儿子给卖了……不到半天时间，这件事就弄得满城风雨，搞得商怡安无地自容。他只好找到前妻的弟弟，一道来到老家，看到盛良在当地中学上学，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1998年5月的一天，江淑珍在街上买菜，听到人们议论盛良的事。一位老太太认出了她，劝她对养子好一点，为自己留个好名声。江淑珍听得莫名其妙，满怀委屈跑回家，质问丈夫是怎么一回事。商怡安一五一十地说出实情之后，江淑珍果断地说：“把盛良从乡下接回来一起过！”她还取出积蓄，替丈夫还清了那1000元的借款，并专程到学校去看望了盛良。在学生宿舍里，江淑珍抚摸着孩子的头说：“不管考试成绩如何，妈妈下学期就把你接到城里读高中。”

后母的爱，像一股暖流滚过盛良的全身。

后来，江淑珍认为范秀珍疯癫的原因，可能是两次不幸的婚姻造成的。为了拯救这位不幸的女人，她多次找到范秀珍，给她衣穿，给她钱用。范秀珍的情绪时好时坏，高兴时喊江淑珍“大姐”，一不对劲就撒泼骂娘。有一次，江淑珍替范秀珍买了一件新衣服，范秀珍高高兴兴地穿着，在镜子跟前左照右照。这时，有人提起范秀珍与商怡安当年离婚之事，替范秀珍后悔。这些话像一把盐撒在范秀珍的伤口上，她突然暴跳如雷，把刚刚穿上的新衣服撕成两半，扔在江淑珍的脸上，破口大骂江淑珍是“狐狸精”，把她的男人勾引走了……回到家里后，商怡安发现她的脸上有被抓伤的痕迹，问是怎么回事，江淑珍轻描淡写地说：“不小心擦破的。”她还劝丈夫有机会帮帮前妻，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妻子的这些话，句句暖着商怡安的心窝。

江淑珍在麻城市广播系统工作，每月500多元的工资总是入不敷出。为了让这个组合家庭充满生机，商怡安学着做生意，但因经验不足，他总是搞得血本无归……尽管如此，商怡安始终没有向生活低头。

1998年8月，养子乐明接到湖北广播电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商怡安为了给养子筹措数千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勤扒苦做，走街串巷贩卖核桃。开学的日期到了，乐明的学费还没有凑齐，江淑珍急得日不能食、夜不成眠。商怡安安慰妻子说：“我随明明到武汉去，靠打工挣钱供孩子读大学！”

商怡安将剩下的核桃带到武汉，而他对养子的爱，正像那些核桃一样坚韧……

命运在颠沛，继父的情怀仍燃烧如火

1998年9月，乐明到武汉上学，商怡安也跟随养子来到武汉打工。商怡安想发挥自己能写会画的特长，在武汉“从文”。然而，当他到一些新闻单位应聘时，用人单位以他年龄偏大、没有本科文凭等理由，一次次将他拒之门外。最后，虽然一家专业报的广告公司留用了他，但公司规定：没有底薪，拉来广告就有提成。

商怡安在武汉举目无亲，没有一点人际关系，要拉到广告并非易事。他挨个单位游说，凭自己的身份证，凭用人单位的电话，居然也拉了一此小广告。但是，好景不长，商怡安遭到了“正规军”的排挤。有一次，他和一家公司谈妥了一个整版广告，眼看数千元的提成就要到手了，商怡安晚上高兴得合不上眼。几天之后，当商怡安拿出广告设计稿，再次来到那家公司时，却遭到拒绝。事后才知，他刚把整版广告的消息传到报社，就被别人以更优惠的条件“接”走了！后来，商怡安又多次被人利用，成了两手空空的广告信息员，有时弄得车费都没有，只好走回租住处。躺在木板搭的床上，商怡安眼泪纵横。

1999年4月，商怡安开始在街上卖报纸。虽然挣钱不多，但一天有十几元的进账，养子的生活费也有了保障。清晨，他从武昌出发，一路叫卖到汉阳；夜里，他在大街上露宿，次日清晨又购进新报纸，一路叱卖到武昌。有一次，他的腿痛得难受，本想坐车“带一脚”，想到车费是他卖10份报纸的“利润”，他前脚上车，后脚就下来了。那天，他用这笔节省的车费买了两个包子，自己吃了一个，另一个给养子吃。商怡安看到刚吃完午饭的养子两口就吃掉那个包子之后，内心愧疚难安。他掏出身上的100多元钱说：“爸爸已经找到了工作，你要把饭吃饱，在学习和生活上都不要节约。”

商怡安不想让乐明知道他在街上卖报纸，每次去看儿子，总是把报纸放在校门外的餐馆里。久而久之，乐明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吵着要帮父亲卖报。商怡安反复说：“明明，只要爸爸在，就能让你安心读书。”

商怡安为强迫自己多卖报纸，他常常身上不带钱，有意造成卖不出报纸就没有当日饭钱的事实。有一个星期天，他到洪山公园卖旧报，5个多小时才卖出4角钱。他又饿又急，在山道边看见了游人丢下的半袋面包，已经被几只蚂蚁叮上了。商怡安顾不了许多，他拿起面包，两眼一闭就吃了下去……晚上八九点钟，他又来到乐明的学校，掏出一把毛毛分分的钱。乐明说啥也不接，哽咽着说：“爸爸，你太苦了！”

斗转星移，商怡安为供养子读大学，在武汉打工已近3个年头了。其间。他只要有节余的钱，就给在麻城上学的女儿和儿子寄去。但是，父爱是不能均分的。他在武汉打工，专门供乐明上大学，这在盛良和商颖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眼里，是父亲的“偏心”之举。特别是盛良，尽管后母对他不错，但他还是多次流露出“失宠”的意思，他的学习成绩也一直没有提高。商怡安一次次对儿子说：“你不要胡思乱想，父母对孩子的心都是一样的。等你考上大学，爸爸也陪你打工去。”这样的父爱，依然没有留住儿子的心。去年6月，盛良没有考好，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突然离家出走了。2000年9月，女儿商颖却以618分的好成绩，被麻城一中录取。

2001年春节，商怡安对妻子说：“乐明快要毕业了，我也省心一些。现在，我要好好培养盛良和商颖这两个孩子，给他们一样的父爱……”

后来，商怡安在一家科技报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还费尽周折找到了盛良，把他带在自己身边。他以博大的父爱滋润着 3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