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需要追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因为人生有限、终有一死。
假设人永生不死，可以无限地尝试各种生活方式，每次都能够重来，哪里还需要追求什么意义和价值？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会产生。
然而，
现实是，人生只此一次，不可重来。
你选择了一种过完此生的方式，同时也就意味着放弃了除此之外的所有方式，正因为此，你必须考虑如何让它过得有意义这一问题。
于是，
我们可以说，人需要意义作为“生”的根基，恰恰源于对“死”的恐惧。
与之相应，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逃避对“死”的思考，也就意味着他在多大程度上逃避对“生”的思考。
总之，一句话，人生的意义恰恰在于人生的有限性。
人一旦成其为人，有了智慧，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也就有了对死亡的恐惧。
但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他并不甘心于此，总想超越有限寻求无限、超越短暂追求永恒、超越必然达到自由……
于是，“终极关怀”的问题随之产生。
说到底，哲学起源于终极关怀，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就无法回避。
人类理性不满足于自身的有限性，试图超越这种有限性，追求无限和永恒，以通达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和理想，这就是形而上学的任务和使命。
那这个理想实现了吗？
自古希腊始，哲学家们就为自己树立了要让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宏大理想。
到了近代，大多启蒙思想家更是以知识分子精英自居，认为知识、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标志，自己承担着推进知识、提倡科学、教化大众的使命。
但是，随着科学的高歌猛进，这个世界成了严格按照因果律运行的必然世界，哪里还有自由的存身之地？人完全按照自然法则生存，自由何在？
另类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卢梭写于1749年的《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一文堪称振聋发聩。他意识到启蒙主义有问题——科学的进步带来的正是道德的衰退。
受卢梭的启发，康德意识到体现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的不是你拥有多少科学知识，它的衡量标准在于道德是否高尚。
他说：“我过去认为唯有知识能够造福于人类，所以我以有知识为荣，鄙视那些无知的人们，但是卢梭纠正了我的偏见，教会了我尊重人。”
基于此，康德批判了形而上学。
但他不是不要形而上学，只是认为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让形而上学成为科学，只能是死路一条。
因为科学理性的精神与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自由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把科学理性贯彻到形而上学的领域，一定会使自由失去存身之地。
总之，一句话，科学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替代不了价值理性的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路高歌，并不能解决精神的问题。
针对于此，
康德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个严格受自然法则限制的世界中，人有没有自由？
如果没有，那么人也就不具有不同于其他存在物的价值和尊严？
如果有，在哪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首先通过发动“哥白尼式的革命”（不是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认识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解决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
对象既然要通过我的认识形式才能为我所知，这就意味着处在这个形式背后的东西不能为我所知。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范围就局限在前者之内，而不能超越它。
康德的这个结论叫做不可知论。
这样的结论看似消极，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康德发现正是因为在我们的认识领域之外存在着一个不受认识形式限制的不可知的领域，无限自由在逻辑上才是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一切都是可知的，根本就没有自由。
如此一来，以自由为前提的道德也就有了可能性。
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我要为理性划界限，以便为信仰留地盘。”
康德这句话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是：
科学的领域、认识的领域只能达到必然性，没有自由可言。我必须限制知识、限制理性认识能力，以便为道德、为形而上学留有余地。总而言之，为自由留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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