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8日，第八届教育公益双年会在郑州开幕。会上，ai时代如何发挥人的主体性成为热议话题。（南方周末记者杜寒三｜摄）
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在四川开展了10年支教。孩子们变得更活跃，更爱干净，也更有礼貌。但在最开始，地方教育局觉得学生成绩并未明显提高。基金会理事长丁捷常常扮演“首席道歉官”的角色。
道歉之后，她会向教育局解释自己的教育理念：相信当孩子找到生命的意义后，他就会喜欢学习，成绩自然而然会提升，而不是一味依靠刷题。
这是2026年4月18日，丁捷在第八届教育公益双年会上分享的案例。
本届双年会上，不止丁捷一位教育公益人谈到人的主体性。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人骆筱红曾长期在职业高中任教。在她看来，“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口号已提了二十多年，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仍未解决。
培养学生的生涯意识
“非优势群体的规模在社会中到底有多大？”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院长刘一沛抛出了一个问题。
刘一沛说，从社会公众对教育的理解出发，没考进重点中学，就意味着日后可能和精英群体无缘。按照这个标准，绝大多数人都不在精英之列。ai会带来很多变化，但多数人难以成为社会精英的现实不会改变。
因此在他看来，教育的目光应更多投向普通人，不一定非要培养精英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人。
以他所在的高职院校为例，不少老师找他聊人才培养方案，如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但他觉得，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生涯意识。
刘一沛注意到，很多家长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普高，却很少考虑孩子的职业发展和兴趣。但如果孩子没有上重点高中，毕业后考入民办本科和职业院校，今后职业发展与中考分流去职高不会有本质区别。与其一味在提高成绩上下功夫，不如帮孩子意识到他们对什么职业感兴趣。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洪浏也在做类似的尝试。
他和同事带着团队在云南农村开展了3年的儿童职业启蒙跟踪干预研究。研究主要面向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此时，他们对未来职业已经有了模糊的想象。团队将家庭、学校和社区联系起来，创造家长在场的社区学习机会。
洪浏举例，干预活动会向孩子介绍各种职业类型、职业所对应的能力和品质，以及当下需做的生涯准备，并通过家长会、家访等方式强化家长的教育参与。项目中有个孩子回家和妈妈说，在职业启蒙活动上，有人介绍了银行柜员。家长随后带孩子到镇上银行，解释柜员具体在做什么。
洪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职业启蒙的目的并不是培养孩子从事某个具体职业，而是建立当前学业学习和个人成长之间的关联。比如一个孩子对银行柜员感兴趣，他就有机会了解柜员诚实、严谨的品质和与人沟通的能力，同时做好学习数学的准备。
用他的话说，“这是把远景拉近，让孩子们的现在产生意义”。
跟踪研究发现，经过三年的职业启蒙干预，孩子的生涯发展和社会情感发展指标都有所提升。孩子回到家里会更主动与家长沟通，做作业也更积极主动。
向教育评价动刀
在激发人的主体性方面，上海春禾青少年发展中心总干事陆逊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尝试：向教育评价动刀子。
过去十多年来，春禾青少年发展中心在178所学校开展了教育公益项目，培训校长300多位，教师参与培训达12000多人次。
陆逊原以为，校长和教师回到学校后，培训会带来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但现实是，他们戴着学生成绩和学校排名的“镣铐”在跳舞，成效比较有限。
陆逊意识到，真正影响校长行为的，是教育局对学校的考核评价；影响教师行为的，则是学校对老师的绩效考核。如他所说，“如果教育评价没有变化，很多教育公益项目都只是在外围修修补补”。
他跑了几十个县教育局，谈教育理念和情怀，却并不奏效。做企业出身的他明白，只有双方都盈利才有合作的可能。陆逊很快调整了方向，转而从国家政策切入，并在基础最薄弱的学校中选择试点，以降低教育局对改革风险的顾虑。
事实上，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曾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
有了政策背书，陆逊最终找到了愿意合作的教育局和试点学校，签订了18年协议。目前，教育局对该校的评价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改革方案正在制定和完善，最后将启动课程教学改革。
在他的设想中，摘掉传统的评价“镣铐”后，校长和教师将拥有更大的空间，对教育公益项目的接受度更高，效果也能更快落地。试点校将成为区域内教师轮岗培训基地，每年培训20%的教师，并最终把试点校的做法全面推广。
这是一项漫长的改革。陆逊想让更多学校发生变化。为让更多学校发生变化，陆逊在选校时明确：试点期间生源不变，教师结构不变。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可复制性是这项改革最核心的。“教育局今天给我的政策，将来可以给到所有学校。不能搞特殊，一特殊就很难被复制”。
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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