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日家访，就读于广东某二本大学的学生正敏，从旧柜子里拖出一个破烂纸箱给黄灯看。箱子里是可以铺满一地的奖状、证书和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用完的圆珠笔。黄灯数了数，证书41个，奖状49张，圆珠笔接近200支。
这一场景，在近期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2:去家访》中，给予了黄灯“电击般的触动”——这是一个女孩从农村艰难走向城市念大学时的印迹，也是底色。
黄灯是广东一所二本大学的教师，从2017年起，黄灯从广州出发，沿着自己的学生回家的路，一路换乘高铁、长途客车、中巴车，电动车、摩托车，走进他们的家庭。那些学生的家，散落在地图的角落里，是需要数次放大才能看到的小城、乡镇和村落。她用数个“正敏”的例子，讲述了一个既定的、却常常被社会误解的事实：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哪怕是考上二本院校，也需要孩子全力以赴，和家庭倾力托举。
黄灯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的6月，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2820所，其中普通高校1200多所，高等职业专科学校1500多所。这其中，985、211高校只有一百多所，但在现实生活中，名校学生的耀眼，常常遮蔽了沉默且属于大多数的二本学生。
黄灯说：“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从正敏曾就读的小水小学到她在广东就读的大学，只要三个小时的车程。但跨越这三个小时，用正敏的话来说，却是“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
正敏1996年出生，来自粤西山区闭塞的山庄。妈妈是“越南新娘”，爸爸是农民，哥哥初中没有毕业，正敏自己则是村里“越南新娘”子女中唯一的大学生，也是小学班级唯一的本科生。为负担她的开支，妈妈必须拼尽全力工作。
正敏从小成绩优异，但能继续上学，全靠妈妈苦苦支撑。她细数过妈妈干过的活：种橘子、上山砍木头、为纸厂砍竹子、卷鞭炮、到工地搅拌水泥、打包废纸装车……所有的工作，没有一件可以持续、稳定地为妈妈提供过得去的收入。
爸爸对正敏上学态度很消极，不仅没有给正敏提供情绪支持与安慰，反而说：“跟我呢，我不能保证有钱给你读书，跟你妈，你就等于把你妈妈卖了拿钱读书！”她的叔叔也总是向她灌输，女孩子念书没什么用，希望她早日放弃高中的学业。
纪录片《出路》
初中没有毕业的哥哥，得知妈妈的收入被正敏拿来念书，从她上高中后就开始明目张胆地找妹妹要钱，每次遭到拒绝，便声嘶力竭地怂恿妹妹找别人借。正敏向黄灯讲述父兄带给她的压力，她说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无底洞：“总感觉爸爸和哥哥，在拼命将我往下拉”。
在黄灯的家访中，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黄灯的学生源盛，曾在作文中这样描述他生活的地方：
“红白蓝防水篷布下堆放着铝锭以及一些生锈的器材。如果不掀开几块不起眼的军绿色防水布，根本无法知道发黑布满污渍的布下藏着几道门。几道门前摆满了铝锭，仓库就隐藏在一片脏乱之下。父亲将仓库清理出放一张小木板床的位置，对我和母亲说，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
初中时，学校离家有十公里，他骑车单程需要踩1个小时。初中三年，源盛常常学习到凌晨一点，为了准时到校，凌晨五点半就必须起床。长期的睡眠不足，导致了源盛的低质量睡眠，每天都只能勉强保持五六个小时的休息。
黄灯在演讲中讲述她的学生
源盛考上广东这所二本大学，村庄为此沸腾了好长时间，家里将亲朋好友接来，摆了几桌酒席。源盛父母希望儿子能留在珠三角，但源盛走出村庄后，虽对故乡有依恋，却从没有想过回来：“没办法，为了生存，只能走出去。”
“父母的生计、劳动的历练、祖辈的陪伴、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这些具体的日常生活，在学生的少年时代，都是一种‘教育资源’。”这使得他们要想从偏僻的乡村来到城市念大学，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黄灯写道：“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这几年，黄灯去过郁南、阳春、台山、怀宁、陆丰、普宁、饶平、湛江、孝感等20多个地方。
有好几次家访，黄灯都没能如愿见到学生家长，后来她才知道，无论周末还是寒暑假去学生家，要同时见到父母双方，并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双双在外打工，有时候一方在外打工，就算临近过年也要刻意等候，才能见到匆匆而归的身影。
就算能够幸运地同时见到父母，他们大都没有特定的时间用来跟老师交流。难得的聊天机会，更多只能在红薯地、猪栏旁、快递间、养殖场内开展，或在铡猪草、煮猪食、织鱼网、拣快递、修单车等忙碌的间隙中进行。
这些场景如此具体、日常而又必然，让黄灯强烈感受到在这些具体的生计和劳作中，父母已经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孩子的劳动观、价值观。这通常会比空洞的说教，来得更为直接和深刻。
黄灯发现，在这些重视教育的家庭中，父母往往保持着一定的威严身份，他们勤劳、质朴而又坚韧，坚信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对孩子的教育展现出了惊人的重视、不计代价的付出，比如于魏华爸爸为了让他专注学习，无论多累，晚上都要陪他做作业，坚持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他能管好自己；罗早亮妈妈坚持孩子一定要劳动，要分担家务，绝不娇惯孩子……
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
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几乎都具备勤劳的品质，在别人的眼中，他们常常被称为“懂事的人”。文瑜从初一开始，每逢假期就会进厂打工，每小时工资七元，一个暑假她能赚四千多元；黎章韬在小学就热衷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捡垃圾、拾废铁；罗早亮从7岁就开始学着做饭，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放鹅和放牛的任务由他独自承担……
除了父母的角色，他们也与祖辈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家访中，黄灯目睹了文瑜给奶奶剪指甲，目睹何健站在爷爷坟前郑重地追念，目睹章韬外婆慈爱地注视眼前健康黝黑的外孙，以及境军扶着中风的爷爷在宽阔而简陋的客厅走来走去，她才理解了祖辈毫无保留的情感滋养，怎样给孩子们传递直面现实的力量和勇气，让他们走出大山之后，保持着内心的柔软、情感的丰沛、充盈责任感与力量感。
黄灯观察到，许多刚入学的学生，“兴奋期一过，伴随考上大学自信的稀释，现实中洞悉到的种种真相，诸如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总是很容易将他们推向无力或虚无的境地。”
大山外的世界，足够新鲜有趣，却也让他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因资源差距而来的无奈。一次，正敏与网友讨论家庭的经济状况，网友们告诉正敏：“当下社会，如果一个家庭拿不出两万块钱，简直不可思议。”
这让正敏感到吃惊。在此之前，她一直认为这样的家庭是社会的常态：“他们整天想着玩，也不干正事，好像始终沉醉在爸爸妈妈疼爱的世界里，毕业后通过家人介绍，就能很顺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认真地学习，很认真地实习，很认真地跟各种人打交道，毕业之后，有可能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
黄灯的学生曾在一次作文中，用“工业废水”形容自己
与此同时，拥有大学生身份的他们也在亲友们的期盼中，感到一种难言的压力与尴尬。比如源盛的父亲一直坚信儿子“考上大学，工作稳了，前途也稳了”，大伯还以为源盛毕业后国家能够包分配，有些远房亲戚甚至试探性地问源盛：“是否可以拿到五六万一个月？”
源盛不知道如何向父母亲朋们解释他看到的新世界。
纪录片《出路》
黄灯有时候很纠结。在去家访之前，黄灯对二本学生群体的整体去向也是比较悲观的，如今的大学，早已不具备当年可以“包分配工作”的含金量，这些二本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将面临严酷的择业竞争，而他们自己和家庭，却已付出那么多、抱有那么深的期待。
但另一方面，当她有机会贴近孩子们的“来路”，看清他们一路走来的坚信，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力量感与信念感。也因此，学生们已经走向了和留在家乡同辈人截然不同的命运。
学生文瑜家中，有不少与她一起长大的堂姊妹，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延续了“初中辍学——外出打工”的人生轨迹；源盛的堂弟车技惊人，却没文化考不上驾照，从而无法进城以此谋生；正敏刚刚上大学时，好几位小学同学就已经生养了几个孩子，而她通过读书得以逃脱父辈那轮回般的命运：“我爸那样子，我哥又那样子，那我哥的下一代，会不会还是那样子呢？”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
“‘上大学’事实上是他们人生最大的依仗和机会。”黄灯说，她在种种遗憾和现实中，理解了他们一定要走出大山的坚定，“在庞大的年轻群体中，我的学生，就算只能来到一所二本院校的课堂，相比更为多数的同龄人，也算得上巨大的突围和幸运，更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被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压力打败，终究依仗更为本源的滋养和力量，在喧嚣世界中找到了安放自己的地方。”
撰文丨 毛渝川编辑丨毛渝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