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的对外教育
自马礼逊1807年来华后，数以千计的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事以传播基督教为核心目标的活动，同时也从事教育、医疗等服务于当地社会的各项事业。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中国之前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等缺乏深入了解，更难以掌握在中国工作的基本工具——汉语。很多传教士只能一边工作，一边通过与中国当地人的交流自学汉语。汉语教学专家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在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传教士学习汉语的情景：“三十或四十年前，学习中文就靠一本《新约》、一位中国教师，还有自然光，这就是新教传教士的全部装备。就像‘给你一堆生铁，然后你要造出一辆机车’一样，都是边干边学。”[1]因为没有任何基础，这样的学习过程异常艰难，进度缓慢，严重影响了传教工作的效率。
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在伦敦创立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次年率领20多名传教士抵达杭州开始传教。1887年，内地会决定在中国创办两所语言训练所（Training School），分别培训男、女传教士。培训男教士的设在安徽当时的首府安庆，由鲍康宁负责，后于1910年迁至镇江；培训女教士的设在扬州，由莫拉雷（Miss M. Murray）负责。训练所的学员仅限于内地会教士，期限通常是6个月，学员结业后前往内地会差会总堂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1906年3月，上海传教士召开联合会议，来自美国北长老会、伦敦会、内地会等不同差会就“课程教育”进行了深入交流，一致认为应联合创办汉语培训学校。此后，形式各异的汉语短训班、联合语言学校、汉语学习小组纷纷应运而生，比较知名的有江西牯岭语言学校、金陵大学华言科、北京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广州的协和华语学校、东吴大学的吴语方言学校、华西的协和传教士语言学校等，由此掀起了在华传教士自发兴办汉语教育的高潮。
1917-1919年甘博第一次访华期间，不止一次到过南京，拜访过金陵大学华言科；1924-1927年甘博第二次访华，夫妇俩人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过汉语。因此，甘博为我们留下了这两所语言学校的珍贵的影像记录。
1 金科大学华言科 南京1918-1919
1911年夏，莫干山传教士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认为当时传教士单个学习中国语言的方法，在时间上毫无疑问是令人痛心的浪费、效率低下，而且很多情况下传教士的身体和精神都有恶化的情形。因此，会议决定批准成立一个为长江下游传教士服务的语言学校。会议很快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决定在这年冬天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临时联合语言学校。学校借用上海青年会的场地，在农历新年开班。没想到的是，原计划只招40名学生，开学那天却来了100多学生。所幸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江浙很多人去上海避难，很容易找到足够的汉语教师。临时语言学校办得很成功，共有来自全国9省的170名传教士参加。大家都觉得有必要建一所永久性的语言学校，金陵大学董事会认为这是一个扩大服务的机会，把这个任务承接了下来。
金陵大学语言学校由传教士美在中（F. E. Meigs）负责筹建，起初选聘了33位中文教师，其中中国教员是必不可少的，如贾福堂在牯岭语言学校和上海临时语言学校都教过中文，教学经验丰富。美在中本人除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外，还担任了汉字的罗马音标、中国地理和中国历史课程的教学工作。金陵大学语言学校于1912年10月15日正式开学，第一届学员共有45名传教士，来自江苏、江西、四川、河南、浙江、安徽、湖南、湖北8省的15个差会。每位学员交给学校50鹰洋作为学费，另外还须付给私人教师每月10元。
金陵大学语言学校正式的英文名称是“The Department of Missionary Training”，偶尔也用“Nanking Language School”；正式的中文名称则是“金陵大学华言科”。从其英文校名可以看出，它不仅是汉语学校，更是全方位的传教培训学校。1914年，在华工作长达12年之久的美国浸信会传教士钦嘉乐（C. S. Keen）被金陵大学任命为语言学校的永久校长，在这之后的10年当中，华言科的办学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18年建成了专供单身女学员居住的宿舍楼，学校以创办人美在中的名字命名为美在中堂。
甘博1918年访问过南京时，拍下了还在建设中的美在中堂。
建设中的美在中堂 南京1918 164A/922
Nanking Language School
华言科最初只能提供一学年的课程。第一届学生不分学期，在校学习时间为7个月。1918年后，华言科引入了学分制，学制也延长至5年。第一年要求全日制住宿上课；第二年也是必修课，但学员可以选择住宿或函授；最后三年都是选修课，以函授方式进行。学员每学完一年的课程，学校都发结业证书；如果修完五年课程，累计得到23个学分，就能获得文凭。必修课程有《圣经》选读、汉字书写与分解、作文、背诵、演讲、英语阅读等；选修课分为5类，即国语文学、国语教材、国语圣经、文理和辞源作文，每类都包括多种课程，如文理类要阅读的经典，既包括《大学》《论语》《孟子》，也包括中文版的《新约圣经》等。
华言科每天至少安排学员45分钟与中国老师进行对话练习，练习过程中严禁讲母语。学校还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来演讲，内容涉及汉语学习以及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问题，如司徒雷登来校讲过“中国礼节”和“中国语音学”。这些演讲对新来的传教士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的历史与现状，都大有裨益。南京有一群传教士，他们讲南京腔的国语，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亲密的所谓“南京帮”，以致于他们回到美国后仍以“我们南京人”自称，可见他们受中国语言文化影响之深[2]。
这张照片是甘博1919年再次访问南京时拍下的，图中大楼即为金陵大学华言科所在地华言学堂。值得一提的是，在1937年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华言学堂作为南京市的9个临时难民所之一，曾参与救济过难民。
金陵大学华言学堂 南京1919 299A/1712
Nanking Language School Building
2 华北协和 语言学校 北京1918-1931
“洎乎海禁大驰，西人来华因之日众，而侨居京师者尤多，徒以不谙华言，交际殊多滞困，虽欲研习华语，莫知途径所趋。爰于民国初季，始有华语学校之设”[3]。
这里所谓的“华语学校”是指“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系基督教新教差会及在华机构联合创设的一所语言学校，又称“华北联合语言学校”、“华北华语学校”。学校筹办始于1910年，最初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瑞思义（W. Hopkyn Rees）博士负责，但不久他奉召回国，筹办任务转交给北京基督教青年会。1913年，学校正式成立，地址在北京东城区灯市口大街路南85号。初建时，学校不大，院子里只有一栋楼房，以作教室、自修室和宿舍之用。6年后，美国传教士裴德士（W. B. Pettus）担任该校校长，逐渐把一个很小的语言学校扩建成当时较为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中心。
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最初的培训对象是来华的传教士，后来扩展到其他任职的外国人，包括传教机构、公使馆和外国商会的职员等，中国学生只占很小的比例。据统计，1916-1917年，一共有来自9个省份20个不同差会的96名学生；而至1917-1922年的5年间，共有来自21个国家的学生657名，其中474名美国人，129名英国人[4]。
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教师大多数是中国籍的，外籍教师只是少部分，师生比例接近1：3。外籍教员一般由久居中国的资深传教士，或是精通汉语的汉学家担任，如艾德敷（Dwight W. Edwards）、裴德士（W. B. Pettus）、芳泰瑞（Courtenay H. Fenn）、达卓志（George L. Davis）、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明义士（James M. Menzies）、马尔智（Benjamin March）、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盈亨利（J. H. Ingram）、芳亨利（Henry C. Fenn）、都礼华（M. Gardner Tewksbury）、甘乃殖（George A. Kennedy）等。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兼职，朝来夕去，流动性比较大，主要负责跟中国有关的研讨课。
1919-1920年中国籍教师有80位，到1922年增长至120名。这些教师是向社会各界公开招聘，经过严格测试、筛选和专门培训之后，才能上岗。语言类课程主要由中国籍老师承担。据《华语学校旬刊》和The Mandarin考知，1920年代中方教师有王竹铭、章雪楼、李紫瑜、程锡之、王拜言、金际春、王耀庭、金醒吾、关葛民、李仲芳、林雨苍、王子荣、金慧卿、傅芸子、傅惜华、金绍芝、萧景班、耿幼山、钱寿如、王实明、叶云园、曾昆峰、陆海村、张效桓、王芝生、张炳南、王君平、许辑吾（五）、王树铭、张润斋、金仲升、吴质春、王峄生、赵晏川、马泽川、张文荣、张睿生、王伯川、丁振江、卢焕宸、萨啸空（曾名萨空了）、孙敬修、冯友兰、竺鸣子、于瑞卿、周巨之、王华堂、锐悦岑、张松泉、张崇海、奚仲先、郑子成、刘宝廷等人。
1918年甘博首次访问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恰巧遇见校方正在对中方应聘汉语教师的人员进行国语测试，他赶紧按下快门，为我们留下了这2张宝贵的照片。
协和语言学校的测试之一 北京1918 202A/1129
Language School, Tests
协和语言学校的测试之二 北京1918 202A/1128
Language School, Tests
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自建立后发展很快，规模越来越大，原来的校舍已不够用了。1920年，裴德士开始筹划在北京中心地区筹建新校区。通过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以及裴德士在美国为期一年的募捐，购得东四牌楼头条胡同怡王府旧宅。新校区是在怡王府旧宅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1923年动工，1925年10月竣工，当年秋季学期就投入了使用。新校区占地26亩，共有15幢建筑。其中有一幢三层的主教学楼，楼下前边是行政办公室，右边是图书馆，左边是一个很大的演讲厅，后面是一个可以容纳500人的大礼堂。二楼和三楼都是一对一的教室，可由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单独教学。两幢宿舍楼，有百余套房间，每个套间都是单人间，各种设施齐全。三幢高级小别墅，最初由裴德士、博晨光、恒慕义三家居住。学校配有餐厅，供应中西两餐。还修有草坪、水泥网球场和占地十多亩的大操场。学校办学条件在当时堪称一流。
甘博1924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与夫人伊丽莎白进入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学校采用“直观法”教授汉语，也就是由老师指着身体的某一部位或某一物体，直接说出对应的汉语，学生跟着老师不断重复念它的发音，直到它内化成自己的认知。然后，每位学生单独跟一位老师复习单词以及每天上午普通课所教的成语，且要用非常有限的词汇与老师进行海阔天空的对话，之后开始练习汉字书写、字意解析，采用的教材是鲍康宁编写的《英华合璧》（A Mandarin Primer,1920）。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曾就学于这所语言学校。据他回忆：“口语课开始后，我发现这里的直观教学法不同于布洛克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北京话或者说国语的四声音调开始的。四声音调由罗马拼音字母和数字表示。我们就像一群小学生那样大声朗读‘mā，má，mǎ，mà’。我们的同班同学中有三位是来自英国公使馆的培训人员。我们的班主任绰号叫‘最亲爱的’。他真了不起，仅仅几个星期，他的直观教学法就帮助我们取得不小进步。然而，当我们遇到抽象词语时，麻烦就来了。为了弄清楚何为‘马’，‘最亲爱的’就爬在地上，摇脖子。我们都能说‘mà，mā’，但没有用，我们不懂是什么。很显然，我们需要使用字典。但裴德士博士坚持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的老方法学习，先学发音，后理会含义。”[5]
巧合的是，1924年甘博拍下了这位“最亲爱的”老师——张炳南先生上课时的情景（见照片446A/2569）。张老师在校时间较长，先后担任过班主任和教务长。他独特的教学方法给很多外国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和喜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给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 Knox）发函，要求远东舰队将10名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中国籍教师护送至美国加州，张炳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最亲爱的老师 北京1924 446A/2569
Dearst
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先生20年代曾任教于这所学校，他对课堂情形有着生动的记忆：“铃声一响，我跟着一队华语教员，随着那群洋学生，走进大课堂。校长大人和教员门，面对着学生们坐在讲台上。一位主讲教员化妆成一个衙役的样子，头上戴着红缨帽，向全体学生讲课。教材是个故事，是用汉语加英语合在一起编写的。这位教师边讲边说边唱边表演。表演的歌词，也是一半中文，一半英语……上课的时候，每个学生手里会有一张字条，上边印着课文，每个汉字上边儿都注着罗马拼音。那位主讲教员把这个故事连说带唱、带表演地讲了一遍，又范读字条上的字句。这样读了两遍，下课铃响了，第一堂课就算上完了。”[6]由此可见，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老师经常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故事改编成话剧，通过寓教于乐的表演形式，提高教学效果。
以下两张照片是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老师上中文课时的情景。照片458A/2637是在表演《聊斋志异》中的《赵城虎》，讲的是一位老妇的儿子被老虎吃掉了，老妇告到衙门，县太爷下令捉拿老虎，并判老虎给老妇养老送终。1927年学校教员卜郎特（J. J. Brandt）出版的语文教材《汉文进阶》（Introduction Literary Chinese）保留了这篇课文。因为印象深刻，甘博当年在北京的好友，中国寺庙研究历史学家安·富善女士在105岁高龄时，仍能用中文完整地背诵《赵城虎》这篇课文。
老师和老虎 北京1925 458A/2637
Teachers and Tiger
照片458A/2636是老师们在表演《聊斋志异》中的另一个故事《陆判》。
老师扮演判官 北京1925 458A/2636
Teachers Play Judge
除了课堂上的学习，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还经常组织学员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摄影俱乐部活动以及有趣的旅行考察，参观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名胜古迹。北戴河就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去处。学校在这里办有汉语暑期短训班，甚至建有自己的招待所。
甘博对北戴河也是情有独钟，多次来这里度假，先后拍摄了144张照片。照片398A/2283是甘博1924年拍摄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在北戴河盖的招待所。
协和语言学校招待所 北戴河1924 398A/2283
Language School Hostel
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学制为五年，每年分为春季、秋季、冬季三个学期。夏天几个月里，学生在各避暑地跟随私人教师学习。1925年夏，语言学校与燕京大学合并，更名为“燕京华文学校”（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成为燕大的一部分，校长仍由裴德士担任。为了满足学员的四类需要（首先会说中文，其次能熟读古文，再者能研究中国文化，最后是能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学校对课程进行了调整，除汉语教学外，增设了一些高级课程，讲授中国哲学、文学、历史、艺术、宗教等科目。如在1926年冬季课程表中，有博晨光的“中国思想概览”“墨子宗教和哲学思想”，卜郎特的“初级和高级文言”，恒慕义的“中国文化史纲”和“中国社会习俗”，徐宝谦的“当代中国学生思想”，冯友兰的“庄子哲学”，马尔智的“中国文献目录”和“中国艺术”等课程。
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局势一时不明朗，语言学校的外籍教师和学生纷纷回国，而此时语言学校与燕京大学在资金管理上出现了异议，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语言学校1928年又从燕京大学独立出来。为募集办学经费，裴德士再度返美筹款。在他的努力下，加州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业联合成立了“加州华文学校基金会”，成为学校最后20年的主要资助者，一直持续到1949年。1930年学校英文名称改为“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Cooperation with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中文名称仍沿其旧。此后，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与美国加州大学加强了合作，逐渐成为加州大学派遣师生来华考察、学习、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基地。
1931年甘博第三次访问中国。他再一次故地重游，来到了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这一次，他一口气为全校教师拍摄了36张照片。
这是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裴德士校长与外籍教师英格里姆、恒慕义的合影。
裴德士（左）、英格里姆（中）和恒慕义（右） 北京1931 600A/3499
Pettus, Ingrim & Hummel
以下三张照片是笔者选用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中方教师的合影。
20世纪30年代中方教师的完整名单暂无线索可考。但北平大使馆奥瑞德（Harry S. Aldrich）编辑的《华语须知》（Practical Chinese, including a topical dictionary of 5000 everyday terms, Peiping H. Vetch, 1934）是由美国大使馆武官华语教师办公室商订的，其中的华语教师大多来自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包括金叔廷、金月波、全静侯、秀毓生、林雨苍、刘尚贤、田谷香、王伯川、文鉴泉、叶绍廷、武汉章等人[7]，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旗人基督徒。
协和语言学校中方教师合影之一 北京1931 603A/3519
Language School Group
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中方还有少量女性教员。
协和语言学校中方教师合影之二 北京1931 604A/3526
Language School Group
时隔7年之后，甘博再次见到了“最亲爱的”张老师，右一即为张炳南先生。
协和语言学校中方教师合影之三 北京1931 602A/3512
Chang Ping-nan, Language School Teachers
以下两张照片是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中方教师与外籍学员的合影。
协和语言学校中方教师与外籍学员合影之一 北京1931 600A/3503
Language School Group
照片中的中文老师是陆梅尊（Lu Mei-tsun，音译）。
协和语言学校中方教师与外籍学员合影之二 北京1931 604A/3529
Language School Group
这是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外籍学员的合影。
协和语言学校外籍学员合影 北京1931 601A/3506
Language School Group
注释：
[1]刘家峰．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6）：112-117．
[2]章开沅．“南京帮”的故事——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C]//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234-251．
[3]王竹铭．发刊词：华语学校旬刊缘起[J]．华语学校旬刊，1922，1（1）：3-4．
[4]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华文学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07-308．
[5][美]费正清．费正清自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48-49．
[6]孙敬修．我的故事：孙敬修回忆录[M]．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93-94．
[7]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华文学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23．
以上内容摘自《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
ISBN: 9787307207196
定 价：58元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从美国社会经济学家、摄影家甘博近6000张黑白照片中撷取了182张与中国民国教育息息相关的照片，结集成册，配以编著者亲自考察旧址和文献考证之后的文字解说，客观真实地再现了民国1917-1932年公办教育、教会教育、学前教育、孤儿教育、女子教育、对外汉语教育、特殊教育、平民教育、劳教教育、大学建筑、学生运动等方方面面的生动影像资料，对研究、收藏、学习相关时期教育历史具有较高出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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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龙亚莉
作者简介
李明杰，1971年生，江西丰城人，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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