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近代的法制和规章没有建立起来，同时相沿二千多年的儒家道德也告破灭。这个时期，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银子铺路已成为官场进取者的唯一法宝。在这个方面，袁世凯深谙其道，最有心得。
纵观袁世凯的仕途，他从一个不为人知的“温处道”迅速成为直隶总督乃至大总统，前后不过十年，这一点比起他前辈李鸿章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袁世凯在早期实践中就已掌握了银子铺路的生存技能。他深知权力往往同利益联系在一起，有权力即有金钱，利用金钱又可以换取更大的权力。
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以金钱开路受到荣禄的提拔和庇护，同时，他又对庆亲王奕劻采取金钱攻势，使其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后台。就是对于慈禧太后，袁世凯也是无微不至。庚子事变两宫西逃时，袁世凯率先输送银两，为各省督抚之最。
可以说，凡是朝廷的要员，几乎没有一个不被袁世凯腐蚀。为了打通上下关节，他还成立了一个叫“临记洋行”的机构，表面从事贸易活动，背地里却是联络走动北京权贵的机关，专行贿赂之事。
正是通过银子铺路，袁世凯很快便将奕劻、那桐、世续、荫昌、李莲英、崔玉贵、张兰德等清廷内重要角色都纳入自己的集团范围内，形成了“太后方向用，亲贵与交换”的不正常局面。及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又故伎重演，用金钱来收买革命党人中的人物和其他各方势力。
袁世凯向朝廷权贵到底贿赂了多少银子？这恐怕是无法统计，但数目巨大是可以肯定的。那么袁世凯打通关节、运动权贵的银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直隶总督作为疆臣之首，有着独特的地理和政治条件，袁世凯的这批经费是从练兵专用经费，以及办理北洋实业，增加赋税、发行公债和动用地方财政而来的。但这部分经费毕竟也有限，况且北洋军队的开支也是极其庞大的，所以他应该还有其他的来源。
据北洋财神爷之一的梁士诒的回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还得到了两笔意外之财。其中一笔正是李鸿章为他留下的，数额高达800余万两。那么这笔钱有何来头呢？
梁士诒刚到直隶总督衙门时，听王文韶谈起李鸿章公忠体国，廉介可风，说：“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王文韶）接替。列册交代，有‘淮军钱银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
王文韶提到的“截旷”、“扣建”是清代军队中的专业术语，军队发生缺额，需要募兵替补，称为“顶名吃粮”，但顶补的日期不相衔接，差额日期的军饷须逐日扣除，这部分扣下来的军饷就是“截旷”；清代通行阴历，士兵月饷以30天计，遇到小月须减扣一天，扣减下来的军饷就称为“扣建”。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二十余年，积小成多，于是便有了这八百余万两的积蓄。按照清代官场惯例，这八百多万两银子完全可以以陋规的形式据为己有，而且绝大部分官员都是这样做的。难能可贵的是，李鸿章离任的时候，将这笔巨款当成公款开支，并将全部移交给了后任，难怪王文韶称赞李鸿章“公忠体国，廉介可风”。
李鸿章的这笔遗产一直存在外国银行，利息相当可观，以最低的五厘计算，每年大致也有40万两，如此算来，袁世凯接手时，至少有一千二百万两以上。
除了李鸿章的遗产，袁世凯的另一笔意外之财，则是接收列强占领天津期间所经手的海关税及杂税银两，数目同样可观，每年至少也有二三百万两之巨。
正是手里握有一千五六百万两的巨款，所以袁世凯才能财大气粗，通过银子铺路将京中权贵纳入北洋集团的范围。而且袁世凯身上还有一个难得的优点，虽然富可敌国却不是一个守财奴，始终贯彻财散人聚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