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案子背后的司法逻辑（上）

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居士林，富明法师正在台上讲经，大功德主靳云鹏因下雨路滑没有到。期间，一位丰腴白净的女居士，借口背后的火炉太热，往前几排移动。她走到第一位老居士身后，掏出一把手枪，对着其后脑勺、太阳穴和腰部都各开了一枪。

杀人后，女子掏出一摞传单，一边散发，一边喊道：“我是施剑翘，为报父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别人！”然后投案自首。各大报纸拿到传单，发出号外，疯狂地报道，引起了舆论巨大关注。

施剑翘

12月，天津地方法院开审“施剑翘案”，双方律师团队进行了激烈的论辩。施家律师是义务性质的，认为：

1、施剑翘在案件当中有“自首”情节，应获得减刑。

2、施枪杀孙传芳，是一种出于孝心的“激情复仇”。《中华民国刑法》规定：“当场激于义愤而杀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3、儒家经典有同情“复仇”的传统。柳宗元、王安石等都认为：在当局不作为的情况下，为父兄复仇，应该“权其势、恕其情”。

4、诉诸道德。“百善孝为先”，法律“虽不能鼓励杀人，亦不能掩孝烈”。

孙家的律师团队，反对给予施剑翘任何法律上的同情，理由如下：

1、施从滨的死亡，是战争的一部分。

2、施剑翘不存在“自首”情节，也不是“激愤杀人”。她将复仇之念埋藏内心十年之久，乃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

3、儒家经典不可应用于现代案件。

4、孙传芳作为前线指挥官，有权审判和惩罚战俘，施从滨当年所率白俄雇佣军，曾洗劫村庄伤害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