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挨了一记闷棍，女孩把我当偷牛贼，在医院里哭得稀里哗啦的

1984年的夏天，我头上缠着绷带躺在公社卫生院的病床上，怎么也想不明白事情会变成这样。作为生产队的会计，我不过是算账算到半夜，抄近路从玉米地里穿行回家，怎么就挨了这么结实的一棍子？

那晚的月亮被云层遮得严严实实，我拎着算盘和账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突然脑后生风，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根手腕粗的枣木棍就结结实实地砸在了我后脑勺上。

我眼前一黑，栽倒在刚浇过水的田垄里，恍惚间，只看见一个扎麻花辫的姑娘举着棍子，声音发颤地喊着：“抓贼啊！有人偷牛！”

后来才知道，那是赵家的闺女小梅，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那阵子正好村里闹偷牛贼，她家那头老黄牛是给卧病在床的母亲熬药的本钱，夜里听见动静，抄起门闩就冲了出来。

我头上缝了五针，她却哭得比我还凶，那双杏核眼里噙着的泪水，不知怎么就把我心里的火气浇灭了。

伤好之后，我特意去村小学看了她一次。二十出头的姑娘站在土坯教室前，用一根竹竿指着黑板上“锄禾日当午”几个字，孩子们稚嫩的读书声飘出窗户。

她看见我时，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手指绞着蓝布衫的衣角，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本来准备的一肚子话，在阳光下看着她睫毛投在脸上的阴影，突然就忘了个干净。

从那天起，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注意这个姑娘。村里人都说赵家闺女性子倔，父亲早逝，她拒绝了县城亲戚接济，硬是靠每月微薄的民办教师工资和自留地里的出产，养活卧病在床的母亲。

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熬药做饭，然后走二十里山路去邻村教书，傍晚回来还要伺候菜园子。有次我看见她在代销店前徘徊半天，最后却只买了半斤盐，她把工资全换成了母亲的中药。

七月底的暴雨来得突然。那天我从公社开会回来，雨点已经砸得土路直冒烟。路过河边时，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雨里踉踉跄跄，小梅背着帆布包，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赶，衣裳全贴在了身上。我想都没想就冲过去，把蓑衣往她头上一罩。

“会计哥，我，我，多谢你。”她冻得嘴唇发白，声音像受惊的兔子。我二话不说拽着她往赵家跑，雨水顺着她的辫子往下淌，在我手背上汇成温热的小溪。

到她家才发现，屋顶漏得厉害，地上摆着五六个接水的瓦盆。她母亲在里屋咳嗽，小梅顾不得擦脸就往灶间跑，说是得赶紧熬药。我看着雨水从房梁往下滴，突然想起队里仓库里，还有一些去年剩下的瓦片。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两个堂弟来修屋顶时，小梅惊得说不出话。她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给我递瓦片，阳光照在她鼻尖的汗珠上，像清晨草叶上的露水。

补完最后一片瓦，她递来一碗薄荷水，指尖碰到我手掌时，我俩同时缩了一下。那碗水真甜，甜得我晚上躺在床上还在回味。

转眼到了秋收，我请村里的老婶子去说媒。没想到小梅竟回绝了，理由是她家负担重，不想拖累人。老婶子偷偷告诉我，小镇上供销社主任的儿子也看上了小梅，承诺成亲后把她调到乡镇小学，还包她母亲的医药费。

我蹲在打谷场上沉默起来，金黄的稻谷堆成小山，月光给它们镀了一层银边。我想起小梅教孩子们读书时微微扬起的下巴，想起暴雨天她冰凉的指尖，想起补屋顶时她踮脚时脖颈弯出的弧度。鸡叫头遍时，我站起来，一咬牙做了一个决定，要勇敢去追。

机会来得突然。寒露那天，小梅母亲高烧不退，赤脚医生说必须送县医院。那天正好拖拉机都去运公粮了，我扔下算盘跑到赵家，看见小梅正咬着嘴唇用板车拖母亲。我抢过车把就往县城方向拉，三十里山路，车轱辘在石头上颠得砰砰响。

过青龙河时山洪突然冲下来，混浊的河水瞬间没到膝盖。我让小梅扶住车尾，自己跳进水里在前面拉。一个浪头打来，我险些被冲走，幸亏抓住了岸边的老柳树根。

等把板车拽上岸，我的裤腿被撕了一条条口子，膝盖血肉模糊。小梅的眼泪砸在我手背上，比那天的雨水还烫。

凌晨三点赶到县医院时，我瘫在走廊长椅上像一条脱水的鱼。小梅蹲在我面前，用护士给的酒精棉轻轻擦我膝盖上的伤口。她头发散了一半，眼睛肿得像桃子，突然说了一句：“那天打你的棍子，我磨得可光滑了，收藏了起来。”

我愣了半天才明白她的意思，胸口像揣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晨光透过医院斑驳的玻璃窗照进来，她耳朵尖红得透明，我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

第二年腊月，小梅穿着大红棉袄进了我家门。婚礼上有人起哄问我们怎么认识的，她红着脸躲到我身后。我拿出那根油光水滑的枣木棍，全场笑翻了天。只有我知道，那天夜里她颤抖着举棍的模样，早已在我心里打了结实的扣。

如今我们的孙子都会打酱油了，那根棍子还挂在堂屋墙上。小梅总说当年那一棍打走了霉运，我却觉得，那是月老怕我们走岔了路，特意给的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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