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災難出現時，心理問題往往在事件結束後數月乃至幾年才會浮現。或許這時人們才會注意到心理健康的問題，思考災難到底對個人、對社會的影響。
就在上月，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中科院院士陸林在《院士開講》中提到，新冠疫情對人類心理影響將持續至少20年。
天然的關注視角指向大眾，而身處疫情一線的醫護人員，被認為是工作需要、堅強不摧的，或者說，他們的心理緊張狀況被置於公眾之後。
2022年5月29日，陸林在一場線上論壇中提到，經過對5萬居民線上的抽樣調查後，發現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醫務人員、感染者和一般人群患有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概率分別為26.9%，23.8%和19.3%。
長時間連續的工作時長、高強度緊張的工作要求、封閉式生存環境等等，都是醫護工作者職業疲勞的原因。
2022年3月14日，上海疫情日趨嚴峻，上海市醫務工會發起、舒輔EAP（員工心理援助項目）承辦的醫護心理關愛熱線啟動，這是上海市在本次疫情中最早且持續開通的心理熱線之一。
通過這條熱線，心理諮詢師秦海清晰地感受到了上海居民心理狀態的變化。此後他不斷致力於關注醫護心理健康，認識到這是一個系統性問題。
在市場化浪潮中，公立醫院變得越來越像一個現代化的企業，一方面享受財政撥款，一方面要求自負盈虧。追求績效之下必然是以病人量、手術量為導向，而在用人方面，編製越來越少，更多是合同工。這使得醫護流動性變得更常見，如同在互聯網大廠之間跳槽升職漲薪的一眾「打工人」一樣。
9月14日，秦海發了一條朋友圈：這兩天走訪醫院調研，感受到了三甲的無奈和心酸。曾幾何時，醫院早已成為「大廠」，但不一定有員工心理諮詢。而且本院心理科去承擔這部分的任務，並不合適。
此前，秦海是上海胸科醫院工會副主席和團委書記，告別了工作10年的公立醫院後，2004年加入仁濟醫療管理公司，2015年，他創辦了個人心理諮詢工作室。
在上海疫情的三個月里，秦海團隊總共接觸近400人次醫護工作者，為其中70餘名個體提供一對一心理諮詢幫助，發現這些醫護工作者中不少人出現了易激惹的情況，他們感到焦慮、抑鬱的程度比常人更高。
透過這些電話和來訪，秦海清晰看到了積壓的情緒和背後龐大的系統性問題。從醫院員工到側面觀察者，秦海開始從不同視角思考，當前的環境究竟對醫生帶來了怎樣的深遠影響，而我們的現代化醫院，又能做些什麼？
以下是秦海的口述：
一條不斷延長的醫護心理熱線
3月13號，我接到一個電話，放下電話後，我開始做上海醫護人員心理危機干預的方案，6小時後，一支心理熱線團隊組建成功。
給我打電話的是上海市醫務工會常務副主席何園。基於去年抗疫經驗，何園知道方艙里的醫護工作者仍然存在大量的心理關懷需求，她希望在上海支援抗疫的醫護能得到更多支持，於是，這條針對醫護的心理關愛熱線應運而生。
20名諮詢師分別來自11個地方，每人每天值班3小時，線的另一頭接入上海方艙醫院，撥打熱線的人則是封閉在方艙中的醫護人員及其家屬。
這串熱線號碼通過上海工會體系，下發到各個醫院和醫療隊，但頭幾天，鈴聲一次都沒有響過。
我們後來才意識到了一個問題——醫護人員從穿上防護服到脫下服裝，大概要經歷7個小時。只有當他們脫下防護服，回到駐地，才有可能想起自己的家人，想起自己，想起自己心底那些強烈的、糟糕的體驗。
為此，熱線延長了服務時間，從晚上9點延長至夜裡12點。果然，電話陸陸續續地來了。
隨着上海疫情封控時間的延長，熱線的名字卻在不斷變短，最初，這條熱線叫「上海市抗疫醫護心理關愛熱線」，被帶進方艙後，一些志願者、方艙內的市民也會來求助——慢慢地，這些市民又將號碼傳遞給方艙外的親人朋友。
我乾脆把「醫護」兩字取消了，改為「上海抗疫心理關愛熱線」——這一刻起，我和諮詢師們聽到了無數上海最普通居民的聲音。
一切彷彿望不到盡頭。在這條心理熱線的海報上，熱線的截止日期也一變再變。
心理諮詢更多針對的是情緒，但在一開始，熱線電話接收到的都是現實問題。比如，配不到葯，缺物資，同住的陽性病人沒有轉運等。
一些醫護人員有基礎疾病，需要長期配備胰島素、哮喘葯，但由於臨時被指派去採集核酸，隨身藥物不足，每天都沉浸在焦慮之中。
我開始意識到，想要解決來電者的心理焦慮，本質上是要幫忙解決現實問題。
幫忙配藥、急救電話、團購渠道、公益機構聯繫方式……這些渠道建立起方艙內外和現實的連接。
密集的核酸採集和超過一個月的封控期，使得許多醫護根本沒有時間處理自己的感受。
4月中旬，我們團隊做了一次醫護群體的心理狀態測評，他發現相當比例的醫護已經呈現了重度焦慮、重度抑鬱的癥狀，中、重度焦慮分別為15%和9%，中、重度抑鬱分別為21%和10%。
有些是疲憊、與家人分離、看不見盡頭的絕望。
一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護士在電話中情緒激動，她從3月初開始滯留醫院，每天凌晨坐車到偏僻的老城鄉，再走路到居民家裡采核酸。她的男友是醫護人員，兩人很久沒見了，父母也沒法照顧。
「你知道嗎？我們現在太難了，幹得累死。」她哭着說她想回家，我不知如何安慰。
還有很多集中隔離點、方艙醫院、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打來的電話。身邊同事接二連三被感染，他們也擔心自己有被感染的可能。有的醫護會覺得內疚自責——因為倒下了，其他同事會更忙；有的甚至覺得丟臉，自我檢討，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的問題。
「我想辭職」
「如果再有一次疫情，我可能會選擇辭職。」一名護士對我說，這是她第二次踏進方艙醫院。
這名護士已經出現了軀體化癥狀：病房中高燒的病人，此起彼伏的咳嗽聲，以及眼前被呼出的水汽模糊的口罩，都可能讓她感覺呼吸困難、心跳過快、腸胃不適。她總是擔憂防護措施不夠。
我提示她，現實防護措施並不是真如她所想像的那樣脆弱，也許是內在的焦慮情緒放大了環境中的不安全因素，接着幫助她分析是否有其他因素導致了內在情緒的焦慮。
醫護工作者經過專業訓練，在面臨高壓的工作環境時，他們可能會先選擇調試自己來主動適應環境，但對於一些工作者來說，情況很有可能是其內在的創傷尚未修復，就又繼續投入下一輪工作。
醫護很多時候沒有感覺到自己是可以被關懷、被支持的，所以，也不會主動打熱線求助，打過來的，很多已經到了崩潰的狀態。
如此循環往複，一旦心底積攢太多壓力，最終可能一個微小的點，就能導致情緒爆發。
比如，一位感染新冠的護士住進了隔離酒店，吃飯時發現筷子上有霉斑。這是一件簡單的生活小事，在一個被封閉的環境下，帶給她極大的不滿，以至於她開始懷疑是否隔離者的待遇普遍如此。實際上，也許就這一雙筷子有問題，如果一開始她的訴求被傾聽了，有人去給予她一些安撫，也許她的心情就很快能平復下來。
為了更細微地洞察醫護心理狀態，我們決定加入八個醫護工作群。起初只是默默觀察，後來每天開始在群里發送一些帶有心理知識的海報圖，或是一首放鬆療愈的音樂，或是正念冥想視頻。這些瑣碎的工作使我們與醫護同在。
有些醫護工作者看到群里心理諮詢師的信息，會主動建立聯繫，或者在群里回應諮詢師，「今天的歌蠻好聽的，謝謝啊」，「看到這張圖片，心裏暖暖的」。在我們發放心理調研問卷時，也有醫護會私下問諮詢師：「我做出來的結果是』嚴重』，該怎麼辦？」
在上海疫情中因為客觀原因沒辦法展開的心理諮詢，在上海醫護援助海南疫情時，得到了規範和完善。
6月底，上海疫情剛平息，海南疫情開始發酵。在為援助海南方艙的醫護做線上講座時，我設計了一個小遊戲，讓他們在白紙上自由作畫，表現出此刻腦海中所想的「雨中人」。
一幅畫中，雨滴很大，但傘更大，這把傘由兩個人撐着，十分堅固。這代表作者的內心是淡定從容的，儘管外界的挑戰很大，但這兩個人組成的團隊足以應對這樣的挑戰。另一幅畫中，密密麻麻的雨滴下，一個人在行走，沒有攜帶任何雨具，從頭到腳徹底淋濕。
顯然，後者情況更糟糕，需要重點關注作者的近況。類似於這種的自由聯想投射性訓練，能幫助一個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內心，我們可以根據畫面中人所處的環境、人的狀態、人與環境的關係等多維角度解析醫護當下的壓力。
在諮詢中，我大致將疫情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總結為兩類，要麼麻木隱忍着壓抑自己，要麼直接了斷地選擇放棄。
有醫護就直接說，想要逃離醫療圈，不幹了，還有一些可能是想離開一線工作，回歸二三線，哪怕在社區醫院工作也行。
儘管對於北上廣的公立醫院來說，並不擔心人才流失的問題，大三甲總是能夠源源不斷地吸引到人才，正因此管理層會視這種流動為正常現象；但每一個熟手的離職，都會增大醫院的成本負擔。
醫院如大廠
一般來說，醫護工作是相當穩定的選擇，至少在我快三十年的從業經驗來看是這樣。但現在，醫院裏，醫護人員的穩定性也正在下降。
現在，醫院步入大分院時代，院區多少和規模，成為彰顯醫院實力的一種標誌。
回顧上世紀末，醫院空間狹小。過去，我聽過兩個院士合用一張辦公桌的情形，就診環境緊湊到「螺螄殼裡做道場」的程度，但也在無形間拉近了醫生的距離感。
隨着醫院改革不斷發展，中國醫院的體量規模已經達到空前龐大的地步，無論是建築空間、行李隸屬抑或是管理層級，從前的獨立小醫院逐漸隱入歷史，而被整合、聯盟為一體的大集團醫院所替代。一些地處鬧市的大三甲本部，可能還比不上地市級醫院的一個分院。
醫院的體量在不斷壯大，但醫護人員的職場交往範圍卻逐漸萎縮。
從前在一家醫院，五六百號員工，好歹還能混個臉熟；但現在的公立醫院，動輒員工千人，員工概率只能認出院長、書記等領導，再就是部門條線的主任和同科室的同事等人。
公立醫院的分工不斷往精細化發展，變得就像我們現在說的互聯網大廠一樣，可能每個員工在龐大的醫院體系下面做着就是的小小的事，其中一兩個人員的流失對整個龐大機器的運作影響是十分細微的。
醫院壯大，意味着裏面的人更微小了，更難以被關懷到位。從前上門家訪、一對一談等關懷形式如果放到現在，似乎有些「不合時宜」。
疫情改變了醫護的工作狀態，這種影響會持續到後疫情時代。穿上防護服，醫護成了「醫療兵」；脫下防護服，醫護還是普通人。
無論有沒有疫情，持續高強度的工作始終是醫護人員的常態。這也許就是一些醫護始終「不願」休息、沒有時間尋求幫助的原因之一。
即使院方提供了醫護調休的機會，也鮮有人響應。一些醫護工作者在不斷將自己投入下一輪工作中彷彿失去了一個提醒自己休息的「剎車」，他們沒有時間停下腳步來給自己一個療愈休整的空間，「如果我休息了，我的工作誰來頂？」
無處安放的醫患
對於病人來說，醫院的發展更多體現在看病時各種設備的智能化里。從挂號、問診、檢查、開藥，整個就診流程數據在後台的網絡流通，節省了相當繁複的人力工作，也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
如今，醫院少了提倡人文關懷，而是更加宣揚效率。
一名醫學專家，一個上午能掛到100多個號，有3、4位研究生在旁協助，而一個患者與這位醫生真正的見面時間，也就一兩分鐘。醫生的眼光更多停留在電腦上的病例，彷彿那些電子資料、檢查單，才是比眼前人更真實的存在。
在種種指標的要求下，在智慧醫療的輔助下，醫院的效率越來越高，醫院成了一個24小時高速運轉，不斷吸納、噴吐患者的工廠，治療結束後的病人被獲准出廠，不時再返廠維修。
但這樣的醫院，是否對身處其中的所有人，都是友好的呢？
至少對老年人來說並非如此。許多老年人還持守着傳統的就醫模式，只會在醫院挂號的窗口掏出自己的醫保卡，而對於微信公眾號等線上預約挂號模式一竅不通。儘管這些技術便利了年輕人，但對於獨自就診的老年人來說，等他們到實體醫院掛上號，也遠遠落後於線上預約號的年輕人。
智能技術也並非對年輕人始終友好。一名前來向我諮詢的年輕女孩就曾因此奔潰，她情緒的觸發點在於，她不清楚在如此智能化的醫院裏，怎麼才能取到自己的X光片。對於醫院來說，你沒有提出要片子，醫院就默認你不需要了，這就成為醫院的一個電子檔案。在診室時，沒有人提起此事，後來她跑了好多地方，始終找不到拿片子的地方，也難以在其他醫院就診時說明病情。
許多時候，機器取代了人工，但它還遠未達到能為患者提供一切問題的解答的地步。
記得二十多年前，醫院配藥處的員工甚至能記清當時藥物的名稱和價格，經過人手交給患者。但這件事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首先各類藥物種類的豐富度已超過人所能記憶的範疇，來醫院看病的患者之多也讓這件事的複雜性成倍增加。
醫院裏的任何一個員工都存在情感勞動的面向。無論是保安也好，財務也罷，所有人都有可能會和進入醫院的患者進行面對面的接觸，而患者可能產生的陌生感、迷茫感或焦慮感都可能通過這種交流傳遞給醫院中的員工。
一方面是越來越嚴格的醫院KPI考核制度、智能技術加持下不斷加速的醫院運轉速度；另一方面是高度敏感的醫患關係和嚴謹的規章制度，這種高緊張、高壓的工作環境必然會造成一個人的職業緊張。
有一件事至今令我印象深刻。2000年左右，胸科醫院的一位小護士，晚上值完班說胃不舒服，檢查後發現肚子里有腫塊——這名年僅22歲的小護士已是胃癌晚期，被認為最多還有兩個月時間。
這名護士本身家境不太好，作為團委書記的我組織募捐，為她家裡籌到一萬七千多元。為了完成這名護士的心愿，我們還安排了她和姐妹一起去南京三日游。只是因為她說，想看一次南京的海底世界。這趟旅程回來以後，她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醫院的病房。
現在回想起來，我仍慶幸，醫院為這位小護士以及她的家庭做了有關懷價值的事，但在今天，這種「對具體的人的細微關懷」逐漸式微。
2008年汶川地震後，心理危機干預開始在國內逐漸成熟起來。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臨床心理中心辦公室主任錢英介紹，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發生火災後，國家首次派心理專家進行援助，這是中國災後心理危機干預的開端。
疫情推動了心理危機干預的普及，現在各省市都建立了專業的隊伍。
但這還不遠遠不夠，除了醫院方面需加強對員工的關懷意識，我們還需要更多專業的心理諮詢師，做一些常識性的科普工作，幫助更多醫護乃至普通人去除對心理問題的恥感，給予員工更多的關懷。
陳鑫、汪雨卉｜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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