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彝族區，強渡大渡河
會理會議後，紅軍繼續北上，一軍團一師一團五月十七日攻佔德昌，俘敵二百多人。以後我們與五軍團一起向西昌進發，到西昌城邊，偵察得知，西昌城高三丈，而且很堅固，城內有劉文輝部守敵四個團和一部分彝族士兵，軍委接受了我們的建議，繞道通過西昌，二十日進抵瀘沽。
這時候，中央軍委指定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志和我，他任司令，我任政委，帶領一軍團第一師的第一團、一個工兵排和無線電台，再加上肖華同志的一個工作隊，組成中央紅軍先遣隊，進行戰略偵察，為紅軍北上開路。接命令後，我和伯承同志就率領先遣隊繼續向冕寧以北安順場方向前進。
與此同時，左權、劉亞樓同志則帶領第二師的第五團，經越西佔領了大樹堡渡口，一方面掩護我軍右側翼，一方面在那裡佯渡，藉以轉移敵人對安順場方向的注意力。
先遣隊的任務，通俗點說，就是逢敵開路，遇河搭橋，特別是前面將要通過彝族區，一定要將彝民的工作做好，保證中央紅軍安全順利通過。
中央軍委派伯承同志來，能和伯承同志共同完成這項任務，我很高興。他不僅是個老軍人，而且是個老四川；尤其在軍事上富有閱歷，遇事能深謀遠慮，作風上又細緻入微；他很注意調查研究，凡事請示報告，從不妄作主張。他過去曾經到過川西一帶，對當地地理風俗人情又比較熟。
當時那個地方的彝族是奴隸制社會，分為「白骨頭」「黑骨頭」，我都是聽他講的。我雖然也是四川人，但年少出川對川西北情況幾乎可以說是毫無所知。受領任務以後，先遣隊於五月二十一日佔領了冕寧，這是一座縣城，守敵已經逃跑。監獄裏關了不少彝族首領。原來這是國民黨統治少數民族的一種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聽他們的話，就殺這些頭頭，平時就當作人質。我們放了他們，還請這些頭頭們喝了酒，氣氛就緩和得多了，有的彝族頭頭懂得點漢語，我們問他，也告訴了我們一些情況，有的還表示願意給我們帶路。但國民黨對少數民族的殘酷統治，使他們對漢人充滿了敵對情緒，民族隔閡很深，對紅軍是個什麼樣的隊伍，執行的是什麼政策，全不了解，所以並沒有真心對待我們，仍然使先遣隊碰到了許多困難，只是由於我們堅持了黨的民族政策，處理得當，才比較順利地完成了通過彝族區的任務。
五月二十二日，先遣隊開始進入大涼山彝族區。其邊沿就是冕寧以北五十多里的袁居海子邊。知道通過彝族區在當時民族隔閡很深的情況下是不容易的，語言不通，風俗習慣不一樣，地形道路根本不清楚，所以我們很慎重，由工作隊派丁伯霖同志專門去打聽了情況，知道這裡彝族有好幾個部落。我們剛進彝族區，就有兩個比較大的部落，一個叫哈基家，一個叫羅洪族。這兩個部落當時正在「打冤家」。我們一到就聽見幾聲土炮響，一打聽，原來就是他們兩家在那裡打。聽說紅軍來了，沽基家想要紅軍幫他「打冤家」，所以對我們表示友好。而羅洪族則跟我們敵對，想襲擊我們，我們打了幾發信號彈，把他們嚇跑了。
我們當然無意於去支持這一方打另一方。可是，當時為了通過彝族區，我們決定利用這個矛盾。於是丁伯霖同志便把咕基家的首領小葉丹請了來，由伯承同志出面，與他邊喝酒邊談判，談了很久。伯承同志很有辦法，雙方談得很投機。對方提出，要求結拜為金蘭之盟，還拿了一隻公雞來，在湖邊上宰了，伯承就和小葉丹喝了雞血灑，從而打開了一條通過彝族區的道路。當時我也在場，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只知道意思是說，那個不忠實，就和這隻公雞一樣，最後達成了協議，沽基家願意護送我們過彝族區。
但此時已經中午過後，我聽說彝族區有一百多里路，得一天時間才能通過。於是我和伯承同志商量，雖然與沽基家已達成協議，但還有別的部落，糊裡糊塗地往裡亂闖，太危險。伯承同意我的意見，最後決定不走，不僅不走，走到前面的隊伍還命令他們跟我們一起，象當年司馬懿似的，來一個「倒退三十里」，又回到了一個叫大橋的地方。這是彝族和漢族交界、兩族雜居的小集鎮，我們就在那裡宿營。第二天，由沽基家派人護送我們向彝族區進發，我們進到彝族區，有別的部落的彝民在山上，站在路兩邊伸手向我們要錢，都喊，要錢，拿錢來！這些彝民個子高大，樣子挺怕人。我們早有準備，部隊編隊整齊，從容通過，沒有理他們，也就過去了。
由於有小葉丹的護送，我們比較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區，當天天黑到達擦羅，這裡離安順場就不遠了。我們通過不久，我們帶的那個工兵連還有一些後衛隊人員，因為帶着一些笨重的工兵器材，行軍時掉了隊，在後面一個山凹子里被千餘彝民截住，彝民將他們所帶的器物全部掠去，連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剝得光光的。幸虧我們規定不準開槍，彝民也只是擄獲衣物，並未加害紅軍。這些戰士氣得直掉眼淚，沒有還手，就光着身子跑來了。於是我們對部隊再次進行了黨的民族政策教育。
我們走在半路上，還遇到過國民黨冕寧縣的縣長，帶着他一家人，被剝得光光的。見了我們，跪下來，要我們救救他們，說都是漢人，寧肯死在這裡，也不願受侮辱啊。那時，大家對國民黨都很恨，就沒有管他。以後，把丁伯霖同志留下，與沽基家首領繼續保持聯繫，因此我後續大部隊通過的時候，沽基家仍對我們友好，給予了種種方便，護送我們過了彝族區。這多虧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這種局面我還真是很難對付哩。與我們通過彝族區的同時，恰好左權、劉亞樓同志帶領五團，經過冕山以後，把越西縣城打開了，關在國民黨縣衙門裡的幾百個作為人質的彝民，也被我們釋放了，這也有助於我們順利地通過彝族區。
求得順利通過彝族區的目的，在於早日出敵不意地佔領安順場渡口，使紅軍能從安順場渡過河去。五月二十四日我們到達安順場。
奪取安順場的任務，當然由我們先遣隊來承擔，具體任務又落在了一團團長楊得志和政委黎林同志的身上。一團指定一營為前衛營，營長為孫繼先。渡河的那天晚上--二十四日晚上，我和伯承同志為了檢查渡河部隊的準備情況，冒雨到了前衛營。天很黑，路不好走，我用一個剛繳獲不久的法國造手電筒給伯承同志照路，因為他眼睛視力當時就已經比較差。那時駐守安順場的兩個連的敵人，根本想不到我們會來得這麼快，以為還有幾天路程呢，很麻痹，我們來個突然襲擊，很快就把它肅清了。河水轟轟隆隆的巨大咆哮聲，掩沒了激戰的槍聲，對岸的敵人並沒有發覺。
我和伯承同志進到安順場邊一間老百姓住的棚子里，把一營營長孫繼先找來，伯承同志仔細地詢問了渡河的準備情況，然後進一步給他明確了任務，指示了注意事項。我對孫繼先同志說：「前幾天看到敵人飛機扔下來的傳單，說我們毛主席要成為石達開了。但是我們不是石達開，也不可能成為石達開。因為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結合在一起，有堅強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尋常的勇敢精神與吃苦精神，這是石達開所沒有的，我們一定要渡過河去，我們也一定能渡過河去；渡過去，我們的行動就自由了。」我要他回去，動員部隊，把渡河的一切準備工作做好。
這時，一營已經奪到了敵人的一條小船。這條小船是敵人團長派來搞破壞的。其他的船早被敵人划到對岸去了。就是這條船還是一條壞船，我們不得不加以修理。
大渡河寬約百米，深約三十米，流速每秒四米左右，很遠就可以聽到激流的咆哮聲，這是長征以來，我們渡過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比烏江、金沙江水還要急，兩個人在河邊講話，如果不用大聲音，對方會聽不到。
我和伯承同志繼續前伸到渡口附近，看到一營的同志們為爭當突擊隊爭持不休。有一個十六七歲的通信員，爭得最積極。我和楊得志同志都說：「由你們營長最後下命令定吧，叫誰去就誰去。」這個通信員終於得到了批准，高高興興地參加突擊隊去了。當時決定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拂曉強渡。拂曉時我和伯承同志就站在河岸的一個坡地上，旁邊就是架着重機槍的陣地。我們直接觀察了這個驚心動魄的歷史場面。戰鬥發起後，由有名的迫擊炮手趙章成同志和一團機炮連的三個特等射手等，用兩門迫擊炮和數挺機關槍進行掩護，我們的十七勇士乘着唯一的那條小船，在驚濤駭浪中，衝到了河的對岸，打垮了敵人的防禦，佔領了灘頭陣地。我和伯承同志的心頭都充滿了激動，為我們英勇無畏的紅軍感到驕傲！
隨後，他們掩護後續部隊一船一船地渡過河去，船太小，每船只能渡四十多人，直到二十五日晚上一團還有兩個連沒有渡過去。風急浪高，浮橋又架不成，沒有辦法，只有一船一船地渡。
第二天一師的二、三兩團也來到渡口，當天夜間，總算把三個團都渡過了河。在一四渡河還沒有完，二、三團還沒有開始渡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來到了渡口，林彪也來了，毛澤東同志找我們開了個小會。當他得知渡河的困難情況，就立即決定我軍要迅速奪取瀘定橋，否則大部隊一時難以過河，而敵人李韞珩的五十三師已經渡過金沙江，正向我們趕來。紅軍仍然面臨著巨大的危險，毛澤東同志當時確定的部署是：一師和陳賡、宋任窮同志領導的幹部團到大渡河對岸，仍由伯承和我率領，從東岸北上趕向瀘定橋；由林彪帶二師、一軍團軍團部和五軍團，在大渡河西岸趕向瀘定橋。安順場到瀘定橋三百四十里行程，要求我們兩天半趕到。
毛澤東同志特別向我們指出，這是一個戰略性措施，只有奪取瀘定橋，我軍大部隊才能過大渡河，避免石達開的命運，才能到川西去與四方面軍會合。毛澤東同志的意思我知道，萬一會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帶着一師和幹部團到川西創造個局面。羅瑞卿和肖華同志也跟我們一起走。幹部團有幹部，只要有群眾，搞革命根據地就好辦。受領任務以後，我和伯承同志就隨着一師的部隊，登上彼岸。幹部團隨後也從這裡過了河。
防守河對岸的敵人，只是被我們驅逐走了，並沒有走很遠，我們不知道。我和伯承同志帶着部隊過河以後沒有走好遠就天黑了，找到一處村莊宿了營。第二天天亮起來一看，才發現敵人和我們住在一個村莊上了。我們在山坡的這一邊，他們在山坡的那一邊，僻里啪啦打了一仗。又經歷了一場驚險！
隊伍沿着大渡河的東岸繼續北上，目的是要從東岸去策應西岸準備攻佔瀘定橋的部隊。伯承同志說他要先走，他要帶一部分部隊先去佔領一處隘口，那裡敵人大約有一個營固守。我就隨着本隊走，我們邊走邊審問俘虜。從剛俘虜的敵人口裡，才知道，跟在我們後邊的，是敵人劉文輝的一個營，山後另外還有一個旅。都是敵人布置的河防部隊，就在我們行進右側的山地上。我趕緊去將這個情況告訴伯承同志。我對他說，你不能那樣走。如不先奪取右側這幾個高地，我們就過不去，如若敵人居高臨下，來一個反撲，就有把我們壓到大渡河裡去的危險。當時，我們手下只有黃永勝那個三團，其他隊伍還沒有趕到。於是我們就帶着三團背水仰攻，一鼓作氣佔領了右側那幾個山頭，把敵人那個旅擊潰了。敵人向化林坪方向逃去。這樣才保障了我們的安全，又保證了正行進在河對岸的二師四團不受敵人隔河的射擊。
二師四團的任務是作為先頭部隊沿着大渡河的西岸北上，去奪取瀘定橋。我們兩支英雄部隊，互相支援，夾大渡河北上，當時的情景真是動人。他們在對岸邊行軍邊不斷地對我們又是喊又是比劃手勢，意思是告訴那裡有敵人，要我們注意。我們這邊也是一樣。雖然由於河水的咆哮，大家什麼也聽不見，但戰友的關懷卻鼓舞着每個紅軍戰士，都加緊了腳步，向瀘定橋急進。我看到這種激動人心的場面，更堅信我們決不會做第二個石達開。同時，這次打瀘定橋，好在採取了夾河而上的辦法，因為大渡河並不寬，越往瀘定橋前進就越窄，只有百米左右，兩岸的敵人都可以隔河射擊，封鎖我們前進的道路。當年在一軍團任參謀，現在在空軍任副司令的何廷一同志，就是在西岸被東岸敵人火力打傷的。
我們夾河而上，就可以消滅和驅趕兩岸的敵人，保障對岸同志的安全。四團團長是王開湘，政委是楊成武。他們以急行軍的最大速度，二十七日晨從安順場出發，還要一邊走，二邊消滅路途上碰到的敵人，真是行走如飛。他們在路上接二連三地打了幾次勝仗，俘虜了敵人的營長、連長等數百人，日夜兼程，冒着大雨，黑夜點起火把，第二天用的是「一天二百四十里」的速度，於二十九日早晨六時，抵達瀘定橋西岸。面對着他們的是一江洶湧咆哮的江水。而瀘定橋有很多地方被拆得只剩下九根光溜溜的鐵索，懸掛在令人頭暈目眩的激流之上。他們組織了二十二人的英雄突擊隊。
在當天下午四時，在對岸敵人的火力封鎖下，一邊在鐵索上鋪門板，一邊匍匐射擊前進。是這樣奇絕驚險地奪取瀘定橋的。這時候我一師二團三團的幾個連隊，也從東岸趕到瀘定城郊，對四團奪取瀘定橋起了策應作用。然後四團冒着敵人放的熊熊大火，攻佔了瀘定城。守敵二十八團向天全潰退，我軍俘虜人槍百餘，補充了一批彈藥。
我和伯承同志帶着三團冒雨從大渡河東岸趕到瀘定城時，已是後半夜二時了。那時，我本來已經病了，正在發燒。可是為了查看瀘定橋被敵人破壞的情況，看是否大部隊還能從上面通過，我和伯承同志要楊成武帶着我們去看看瀘定橋。楊成武同志提着馬燈，帶着我們在鋪了門板的橋上走了一遭。在我們又回到橋中間的時候，由於伯承同志心中無限激動，情不自禁地在橋上連跺了三腳。邊跺邊說：「瀘定橋呀，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精力，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勝利了！」因為他過去在那裡打過仗，知道瀘定橋的險要，奪取這座橋的不易，感想自然更深。我也激動地說：「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隨後，五軍團和林彪帶的一軍團的本隊，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帶的中央紅軍大部隊，從瀘定橋上渡河。我們一過大渡河，就把追擊我們的國民黨中央軍，全甩掉了。
勝利渡河以後，一軍團《戰士報》連續發表捷報和評論。先是表揚了《沖部永遠是模範--渡河前的勝利》。沖部是當年五團的代號，表揚他們佔領了越西縣城，為掩護我們從西邊佔領渡河口創造了條件。然後是《向牲部全體指戰員致敬禮》，牲部是一團的代號，表揚他們在安順場強渡取得成功。最後特別表揚勇部飛奪瀘定橋，一天行軍二百四十里。勇部是當年四團的代號。這些都反映了從機關到連隊戰士那股高興勁。
特別是朱德總司令發來幾份電令，一再稱這次勝利是戰略的勝利，十分鼓舞人心。單從戰役的指揮來說，我認為我們的確走了幾步關鍵性的險棋。我們都走勝了。單就一軍團範圍來說，這次勝利，是幾個部隊自覺地互相在戰術上密切配合、執行統一戰役計劃取得的結果。如果沒有五團遠離主力去吸引敵人對安順場的注意力，一團在安順場能否奪到那條小船渡河成功，還是一個疑問，固然奪到那條小船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一師渡江，與二師四團夾江而上，飛奪瀘定橋是否能夠那樣及時得手，也很難預料，固然四團動作神速勇猛確有獨到之處。如果我們當時奪不到瀘定橋，我軍又是一個怎樣的處境？那就很難設想。
總之，當時棋勢雖險，我們終於取得成功。確實來之不易，但也決非偶然。我們和國民黨的鬥爭，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敵意外。這是因為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有敵人根本不能和我們相比的政治素質和以劣勝優的機動靈活的戰術素養，特別是我軍指戰員那種無限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中國革命的偉大的犧牲精神，所以有時能絕處逢生，再開得勝之旗，重結必勝之果。
一九七九年十月，有的同志要求我為大渡河紀念館題詞，有感於當年紅軍過大渡河的英雄氣概和我們取得這一戰役勝利的主要過程，我寫下了這麼幾句：「安順急搶渡，大渡勇奪橋，兩軍夾江上，瀘定決分曉。」這說不上是詩，只不過反映了我對強渡大渡河的實際情況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