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該地區權力格局的變遷——伊朗相對實力衰退，而以色列與土耳其強勢崛起——特拉維夫與安卡拉之間的對抗升級已非是否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以何種形式呈現。這並非關於雙方是否選擇對抗，而在於他們選擇以何種方式應對：是通過對抗還是和平管控。
正如《危險的聯盟》中所描述的，冷戰結束後出現了類似局面：蘇聯解體徹底改變了全球力量格局，而薩達姆政權在波斯灣戰爭中的潰敗重組了地區地緣政治版圖。一個初現雛形的雙極地區結構逐漸形成——由於伊拉克戰敗，伊朗和以色列之間失去有效緩衝地帶，兩國遂成為區域內兩大主要力量。以色列人率先採取行動，顛覆了過去數十年指導其外交的"外圍戰略"。該戰略主張以色列應與周邊非阿拉伯國家（伊朗、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亞）結盟，以制衡鄰近的阿拉伯勢力（分別為伊拉克、敘利亞和埃及）。
但1991年後，已不存在能對以色列構成常規軍事威脅的阿拉伯國家。以色列決策層判定，該國焦點應轉向伊朗，新的威脅不再來自阿拉伯鄰邦，而是波斯外圍勢力。
當然，奇怪的是，在整個1980年代，伊朗對以色列的敵意並未被以色列視為決定性因素，因為其關注重點在於伊拉克和阿拉伯國家。事實上，在霍梅尼時代，以色列一直試圖與伊朗重建關係——儘管遭到神權政體的拒絕，以色列仍遊說華盛頓與伊朗對話、向伊朗出售武器，並建議美方不必在意伊朗的反以言論，因為這些言論並不反映德黑蘭的真實政策。
伊朗最初對以色列的態度轉變感到意外。當時該國的革命熱情正迅速消退，拉夫桑賈尼政府迫切希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以獲得投資和經濟機會。伊朗向美國開放了油田開採權，並試圖參與旨在建立地區地緣政治秩序的重要國際會議。但華盛頓方面拒絕了伊朗，並將其排除在馬德里會議之外。
相反，以色列說服華盛頓：若要實現以巴和平，美國必須通過制裁和孤立伊朗來消除以色列面臨的新威脅——伊朗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正如馬丁·因迪克所言，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和平越穩固，伊朗就會越孤立；而伊朗越孤立，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實現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
真正的以伊對抗由此拉開序幕。德黑蘭的應對之策是瞄準其眼中以美孤立伊朗戰略最薄弱的環節：《奧斯陸協議》進程。倘若和平進程遭到破壞，美以的其他目標都將落空。正是在這一時期，伊朗開始大力支持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其與哈馬斯的關係仍緊張數年，直至2004年以色列暗殺亞辛長老）。
過去三十年來，這種戰略對抗的邏輯一直主導着兩國關係：以色列試圖孤立並制裁伊朗，阻撓美伊外交接觸，扼殺任何潛在的美伊協議，並推動美國對伊朗開戰。德黑蘭則在各個領域挑戰以色列，武裝並培訓反以組織，同時勉強通過與美國達成協議，試圖擺脫以色列成功施加給伊朗的孤立局面。
以色列已取得數場重大勝利：伊朗的"抵抗軸心"已基本瓦解，以色列即將實現對伊朗的持續性空中優勢。此舉未必能成功，但已顯著推進其戰略態勢。當前以色列處於攻勢，伊朗則轉為守勢。
儘管這場較量遠未結束，以色列也遠未取得明顯勝利，但它已將目光投向需要征服的下一個國家，以實現以色列在中東的軍事霸權：土耳其。（以色列的信條是通過支配而非制衡來實現安全）。
土耳其在敘利亞的勝利使其更加成為以色列關注的焦點。但土耳其與伊朗不同：它是北約和二十國集團成員，其經濟不易受到制裁，作為遜尼派大國，過去10-15年間在整個中東地區擁有的軟實力遠超什葉派的伊朗。當然，土耳其也存在若干軟肋，包括庫爾德分離主義運動。
但只要以色列認為自身安全只能通過軍事壓制所有有能力對其構成挑戰的鄰國來實現——即不論意圖如何，只要具備這種實力的國家——那麼無論土耳其是否情願，它作為地區大國的崛起都必將使其成為以色列的瞄準目標。
地緣政治的力量無法消除，最多只能加以馴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