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的一天，賀龍元帥到青島第四海軍學校視察，陪同的有學校領導、蘇聯教官，還有軍事顧問，足以看出對賀龍的重視。
賀龍挺高興，尤其是看到新中國的海軍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臉上的笑壓根停不下來。
到了中午，一伙人簇擁着賀龍去吃飯，一進食堂，賀龍臉上的笑容消失了。食堂里空蕩蕩的，只有陪同的人規矩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賀龍入座。
賀龍心裏有點不是滋味，轉頭朝窗外一看，頓時來了火氣，學員們圍成一圈蹲在地上吃飯。
原來，為了迎接賀龍的到來，學校專門將餐廳清空了。說起來，這還是蘇聯顧問的主意，因為在蘇聯，元帥和士兵是不能在一起吃飯的。
賀龍才不管那麼多，他端起碗徑直走向餐廳外面，來到學員中間，蹲下和他們一起吃飯。
留在餐廳里的學校領導和蘇聯顧問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這時，有人悄悄來到賀龍身邊，勸他回餐廳吃飯，賀龍斬釘截鐵，
「我不回去！我就是看不慣他們那一套，學習是相互的，他們好的我們學，我們好的，也請他們學一下，今天，我就讓他們看看我軍的光榮傳統！」
與戰士們「共苦」
賀龍曾經說過，「要用兵，就要會愛兵」，因此，他的部隊向來是最「上下一致」的。
1928年，賀龍脫下皮鞋穿上草鞋，回到湖南老家，拉起義旗組建了一支3000多人的隊伍。
在那個年代，但凡敢參加革命的基本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漢，就比如賀龍的這支隊伍，同年9月進入山林後，再見就只剩91人了。
更困難的是，後方已經全部被敵人控制，人員沒法得到補充，戰士們吃了上頓沒下頓，連最基本的生存都成問題。
而且，部隊中沒有鹽。眾所周知，鹽是人體必需的一種物質，如果長時間吃不到鹽，人的神經反應會變慢，心臟功能也會變弱，甚至可能發生休克甚至死亡。
有一次，炊事員想辦法弄到了手指尖大的鹽。當時正值冬天，賀龍和戰士們一樣，穿着破爛的草鞋和單衣，被凍得瑟瑟發抖，若是能夠吃到點鹽，那該有多幸福啊。
想到這，炊事員專門為賀龍炒了盤辣椒，並把鹽全部放了進去。做好後，他把盤子端給賀龍，賀龍只嘗了一口就察覺到了不對勁。
或許是因為太久沒有吃過鹽，即便只加了一點點，味道就便會特別明顯。賀龍都不需要嘗第二口，他就斷定，辣椒中加了鹽。
他把炊事員叫了過來，讓他把辣椒倒進大鍋飯里，大家一起吃。炊事員不太願意，他擔心賀龍的身體，希望他能健康。
賀龍笑了笑，接受了他的好意，但堅持不獨享那盤辣椒，「我們官兵一樣，有鹽同享。」
同樣困難的還有長征時期，當時，朱德為了幫助紅二方面軍，直接命紅四方面軍的直屬部隊將氂牛等物資留給了紅二方面軍，還特意囑咐，「氂牛的皮、腸子之類的千萬不要丟，這些東西到了後面都是能吃的。」
可是，紅二方面軍籌集到的糧食僅夠維持七八天，而根據其他方面軍介紹，走出草地至少需要二十天。
賀龍把能夠想到的都一一辦好，沒想到，部隊還是遇到了無法解決的危機。
宿營地能夠籌糧的地方，都已經被前面的部隊籌走了，而且前面部隊落下隊伍的傷員，也大都被紅二方面軍接收，人越來越多，糧食卻越來越少。
對此，賀龍專門下達了命令，「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不能丟掉傷員，活着的人有一口氣，就要帶着傷員一起走！」
為了能夠讓所有的戰士都活下去，賀龍想了個辦法，他組織了一個試吃組，嘗試各種野草，把不容易中毒的野草挑出來吃。
那時候，他的鬍鬚已經和野草差不多長了，整張臉埋在茂密的鬍子中，讓人看不清楚表情，只能隱隱地通過皺起的眉頭，知道他心情不好。
他從來都是把戰士當自己的孩子，如今遇到這樣的情況，賀龍深感無力。
有一次，他在路邊看到一個倒下的戰士，賀龍二話不說，將戰士扶到自己的馬上，並交代警衛員，「想辦法把他送到軍醫院去，不允許他半路死掉，你讓軍醫院打個收條給我拿回來。」
賀龍的一言一行，戰士們是看得到的，賀龍擔憂每個戰士的死活，戰士們也不想連累賀龍和隊伍，因此，很多戰士在堅持不住的時候，會把草蓋在自己臉上，偽裝自己已經犧牲了，不再麻煩隊伍繼續救治。
很快，賀龍便得知了這個情況，他再次下達命令：收容隊必須扒開每個人臉上的草，只要還有一口氣，就必須帶走。
然而，糧食問題並沒有解決，深思熟慮後，賀龍決定把自己最愛的那匹馬殺掉。
警衛員得知這個消息後哭了，賀龍也很難受，可他還是打起精神，「人對馬親，馬對人也親，我們愛馬，馬也愛我們，可是，戰士和馬不可兼得。」
官兵一致
1943年，一個名叫邊信忠的18歲小戰士，給賀龍當了警衛員。
當時的賀龍是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司令員，據邊信忠回憶，賀龍吃東西從來都跟戰士們一樣，有粗糧就吃粗糧，沒粗糧就挖野菜。
他見賀龍指揮戰鬥經常忙到深夜，大晚上還經常跑出去偵察敵情，擔心他身體吃不消，於是，邊信忠向賀龍建議，希望他能改善一下生活。
賀龍只是笑笑，
「有的吃已經算不錯了，現在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國民黨早就斷了八路軍的給養，我們這還不算什麼，在延安的毛主席、朱總司令比咱們還苦呢。我們現在要有過苦日子的思想準備，等打敗了日軍，人民生活改善了，咱們就都能過上好日子了。」
賀龍說得不錯，1941年至1943年間，是八路軍最困難的時期。
好不容易從延安送來了棉衣，不料卻被敵人的飛機發現，幾顆炸彈不僅炸傷了我軍運輸人員，物資還被燒個精光。
這事把賀龍氣的好幾天沒睡着覺，他堅持和戰士們一樣，在大冬天裏穿着單薄的衣服，見邊信忠冷的直打哆嗦，賀龍就給他講長征。
賀龍叫邊信忠跟他去臨縣兵站檢查，出發前，賀龍看着他破洞的衣服和被凍得通紅的腳，「小邊，抗戰時期確實艱苦些，但也不能沒有鞋子穿啊。」
說著，賀龍遞給他一張條子，「去供給處領鞋」，邊信忠小跑着去領了一雙鞋穿上，再回到賀龍身邊時，賀龍已經在馬上等他了。
邊信忠翻身上馬，兩個人出發了。快到臨縣的時候，他們倆看見一個身穿狐皮大衣、塗脂抹粉的女人。
賀龍覺得奇怪，現在是困難時期，八路軍和老百姓都吃不飽穿不暖，這是哪的人，竟穿了如此豪華。
賀龍越看越不舒服，他下馬問那女人，「你叫什麼名字？」
女人漫不經心的說，「石禮香。」
「你在哪裡工作？愛人叫什麼名字？」
「我在貨棧工作，我愛人叫魏國真，是貨棧經理。」
賀龍一聽就火了，「呸，我看你是十里臭！」
說完，賀龍上馬，快馬加鞭到了臨縣，他馬上打電話給臨縣縣長，讓他把魏國真的職務撤掉，
「現在，八路軍、老百姓食不飽腹，衣不裹體，他老婆花枝招展，打扮的和資本家太太一樣，真不像話！他老婆身上的東西哪來的？還不是手裡有權，化共為私！共產黨的幹部要帶頭吃苦耐勞，如果誰利用手裡的權利損害黨的利益，損害人民的利益，我們絕不會允許！」
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1952年，時任西南軍區司令員的賀龍看到了一份部隊同志的反映材料：重慶北培某部政委和第一副部長，為自己蓋了小洋樓，快成了美國的「華爾街」。
賀龍放下材料後，便約了西南軍區副司令員李達、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幹部部部長黃立清等人，一起去了北培了解情況。
因為是臨時決定，並且賀龍存心保密，北培這邊完全沒接到通知。於是，賀龍真實的看到了那兩座小洋樓，裏面電燈、電話、地毯、浴盆、抽水馬桶，一應俱全。
賀龍走出小洋樓後，看到不遠處的山崗上有幾個帳篷，正好，當地的負責人聞訊趕來，賀龍便直接問他，「怎麼？華爾街還有住帳篷的？」
那個負責人回答，「報告賀司令員，那是高炮連的駐地。」
賀龍徑直向前走去，走到山丘上，他自然的進入一個帳篷，「裏面這麼黑，戰士們怎麼學習？」
連長立正站好，「報告賀司令員，我們這裡沒有拉電線。」
指導員趕緊點上一盞煤油燈。
賀龍又問，「你們這裡沒有自來水管，怎麼吃水？」
「我們每天到下邊打水，我們換防到這裡，擔任保衛機關和首長的任務，戰士們情緒很高，不怕吃苦，剿匪部隊比我們還辛苦呢。」
賀龍點點頭，沒有說什麼，而是轉身走到帳篷外面。他走向高炮連的戰士們，恭恭敬敬地給大家鞠了一躬，「我賀龍對不住大家，這裡有官僚主義，到現在還讓你們住在漏雨的帳篷里，我向你們道歉。」
然後，他指向小洋樓，氣憤地說，「現在經費這麼緊張，我們的高級幹部，卻在給自己蓋小洋樓，讓保衛他們的高炮連住帳篷，這太不像話了！」
隨後，賀龍又對隨行的幾位同志說，「你們回去後，叫他們從小洋樓給我搬出去，到這個帳篷里住，讓高炮連到小洋樓去住。」
沒想到的是，這兩個住洋樓的高官知道此事後，仗着自己是賀龍的老部下，商量說，「咱們先給賀總寫個檢討，房子暫時不搬，過幾天再看看。」
賀龍知道他們的態度後，更生氣了，
「蓋好房子，寫個檢討，還住在裏面，以後誰都會這麼干！有錯不改，誰也不行。告訴他們，限他們一個星期把房子騰出來，讓高炮連搬進去，而且，他們的檢討要重寫，還要降級使用。」
後來，這倆人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教育子女
說起來，像賀龍這種與戰士們同甘共苦的布衣元帥，註定會對自家孩子非常嚴格。
吃飯的時候，賀龍家裡的孩子是不準剩飯粒的，就算掉到桌子上，也要拿起來吃掉。
孩子們跟着賀龍越是耳濡目染，他最常跟孩子們說的便是，「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像普通群眾一樣。」
上學後，賀龍給孩子們立下一條規矩：「不準以父親的名義，向學校、組織要求特殊照顧，如果發生這樣的行為，全家都會鄙視。」
賀龍長子賀鵬飛上初中的時候，有一回踢足球，把腿踢骨折了。上學不方便，賀龍便包了一輛人力車，每天接送打着石膏的賀鵬飛上下學。
實際上，賀龍是有專車的，可他不允許家裡人坐，他不準家人打着自己的名號去佔便宜。
不少老戰友都說賀龍有點不近人情了，畢竟孩子受傷了，用一下也是情有可原。
可不僅賀龍無視了這類聲音，就連賀鵬飛也不以為然，從小到大，他從來不會因為是元帥的兒子而有過什麼特權。
1963年，賀鵬飛高中畢業，賀龍本希望他進清華讀書，可賀鵬飛成績一般，到不了清華的錄取線。
當時有相關規定，高幹子女可以保送大學，可賀龍偏不同意走後門，讓賀鵬飛繼續補習，憑自己的能力考清華。
就這樣，賀鵬復讀一年，1964年才考入清華。
除了自己的子女，賀龍還收養了10個烈士遺孤。1954年時，國家出台了一個文件，規定烈士子女可以由公家撫養。
可賀龍堅持自己撫養，他說，「他們的娘或老子都是跟着我幹革命犧牲的，我現在有飯吃了，不能讓他們去討飯，更不能向國家伸手。」
養子賀興桐從人民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被分配到新華社國際新聞部。他特別高興，騎着單車，一路吹着口哨回了家。
在離家幾百米的地方，賀興桐碰上了正在散步的賀龍。賀龍一看他這麼高興，問道，「興桐，今天怎麼這麼高興？」
「今天分配了，被分配到新華社國際新聞部了！」
賀龍聽後，不冷不熱的「哦」了一聲，然後繼續散步去了。
賀興桐並未把賀龍的反應放在心上，他都高興得有些飄飄然了。然而，賀龍散步回家後，直接給畢業生分配小組發了個電話，問哪裡最艱苦。
得知甘肅最艱苦後，賀龍交代，「我看賀興桐去甘肅比較合適，分配個工作都吹口哨，一副小人得志的樣。」
就這樣，賀興桐去了甘肅工作，和他一起同行的，還有賀龍的親兒子賀鵬飛。
賀龍說，「不能把子女裝進口袋裡精心呵護，應該把他們放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打磨，讓孩子體味真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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