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聞丨毛澤東致黎錦熙信展開注音字母討論（毛主席書信35）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

　　邵西先生：

　　先生元旦給我的信，我的秘書處轉給文字研究會去了，書也轉去了，我未見，不久前才又轉回來，我已看了。我同意您的推廣注音字母的意見，具體解決，請向文字研究會商洽。尊恙已好些否？宜多靜養，如有困難，請告知為荷。

　　順致敬意!

　　　　　　　　　　毛澤東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

　　在1954年盛夏的北京，一封僅有百餘字的書信從菊香書屋悄然寄出，收件人是著名語言學家黎錦熙。這封由毛澤東親筆書寫的信札，不僅見證着兩位故交跨越三十餘載的情誼，更折射出新中國初期文化建設的特殊軌跡。信箋上的墨跡雖已乾涸半個多世紀，卻依然清晰記錄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與決策者之間獨特的對話方式。

　　時年65歲的黎錦熙正致力於文字改革的探索。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親歷者，他早在1918年便參與創製注音字母，這份執着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後依然未改。毛澤東在信中提到的「文字研究會」，正是1952年成立的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前身，這個匯聚了吳玉章、馬敘倫等學者的機構，肩負着掃除文盲、統一語音的歷史使命。信中「同意推廣注音字母」的簡短表態，背後是決策層對文化普及工程的戰略考量——據統計，1949年全國文盲率高達80%，推行拼音方案成為打開民智的關鍵鑰匙。

　　細察信中文辭，毛澤東對故友的關懷躍然紙上。詢問「尊恙已好些否」的溫暖筆觸，與三十七年前湖南一師的師生情誼遙相呼應。1915年，22歲的毛澤東曾向這位僅年長三歲的老師請教治國之道，兩人在《湘江評論》時期更結下深厚文字緣。建國後，黎錦熙婉拒進京任職的邀請，卻始終通過書信建言獻策。這種超越身份鴻溝的君子之交，恰如信末「順致敬意」的落款般質樸純粹。

　　在歷史的長鏡頭下，這封書信恰逢漢字改革的關鍵節點。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前夕，關於文字走向的討論已趨白熱化：是全面實行拼音文字，還是改良現有漢字？毛澤東的批示看似輕描淡寫，實則暗含深意。他選擇支持注音字母而非激進改革，既延續了1940年陝甘寧邊區新文字運動的實踐經驗，也為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的出台埋下伏筆。這種審慎態度，體現了決策者對文化傳承與革新辯證關係的深刻把握。

　　信箋中提到的「注音字母」推廣工作，實際上開啟了當代漢語規範化的先聲。從1918年北洋政府頒佈的39個注音符號，到1958年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確立，四十年間數代學人的智慧結晶，最終凝聚成掃除2.5億文盲的文化利器。黎錦熙等學者在《中國文字與語言》《國語新文字論》等著作中的理論構想，通過這樣的政策橋樑轉化為現實力量。據統計，1950年至1956年間，全國參加掃盲學習的人數累計達1.1億，其中注音字母功不可沒。

　　這封現存於中央檔案館的普通信函，其價值遠超私人往來範疇。信紙背面隱約可見秘書處轉送文研會的批示流程，折射出建國初期行政運作的獨特樣態；信中對具體事務「請向文字研究會商洽」的處理方式，則彰顯着新型智庫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當我們以今人視角重讀這段文字時，不僅能觸摸到歷史轉折期的時代脈動，更能體悟知識精英與政治領袖在文明重構中的良性互動。

　　從韶山沖走出的革命者與書齋中的語言學大家，在歷史機緣下共同推動着漢字的現代化進程。這封不足兩百字的信札，恰似一扇精巧的軒窗，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風雷激蕩的年代裏，文化理想與現實政治如何交織成獨特的時代圖景。當泛黃的信紙在檔案櫃中靜靜沉睡，它所承載的不僅是兩位歷史人物的私人情誼，更是一個古老文明在現代化轉型中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