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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巢鴨監獄的空氣突然就不對了。
一群穿着舊軍服、頭髮花白的日本戰犯,正圍在一張殘破的小桌子前讀報。
誰都沒說話,紙張輕微的晃動聲像是刀子划過空氣。
報紙正中那行黑字扎眼得很——「中國志願軍讓美國坐下來簽了停戰協議」。
有個戰犯手裡的茶杯掉地上了,碎片蹦得老遠,誰也沒吭聲,連看都不看一眼。
那不是茶杯碎,是他們心裏的那點「優越感」碎了。
誰都沒想到,一個剛剛建國幾年的國家,居然真把美國人打得收手了。
在中國東北關着的那些原關東軍老兵,開始不安了。
特別是藤田茂,曾經的中將,坐在角落,臉發白,嘴角抽搐。
他以前總說,「我們是戰敗,不是輸給中國,是輸給原子彈。」可這回,是中國人自己扛槍打出來的結局。
1950年朝鮮那邊打起來的時候,藤田還在撫順戰犯管理所。
他最開始壓根不信中國人能撐得住。
他說,美軍飛機一天能飛幾百架次,中國人拿啥打?可打着打着,他不說話了。
特別是上甘嶺那陣子,聽說志願軍拼光一撥又上一撥,能跟「聯合國軍」硬懟幾十天,他就開始夜裡睡不着覺了。
那晚新聞傳來,藤田沒合眼。
他翻來覆去,第二天早飯都沒吃,自己跑去圖書室,開口就說想看《論持久戰》。
這事傳出去,整個戰犯所都炸了鍋。
以前他是最硬的一個,說「寧死不認罪」,現在跑去看毛澤東的書,誰都看不懂他咋想的。
看完書以後,藤田變了。
他不再跟別人吵,開始主動參加學習會,還在小本子上記東西。
他說,自己以前一直以為中國人打仗靠的是人多,現在才明白,那是靠腦子和信念。
他還說了一句:「我們過去看不起的,其實才是真正值得敬的。」
1953年停戰那會兒,日本國內也炸了。《朝日新聞》的頭版標題直接寫:「中國讓聯合國軍停戰。」街頭巷尾都在議論,連小報攤的老人都說:「這回中國是真打硬仗贏的。」日本外務省馬上下了通知,不許再用「支那」這個詞,教科書也悄悄改了。
很多日本人第一次覺得,這個東方鄰國不再是他們眼裡的「落後國家」。
再說回撫順,戰犯所里氣氛也變了。
以前藤田常在大會上說「我們不會認錯」,現在他在審判時站起來,脫帽,深鞠一躬,說:「我錯了,我們過去說中國人懦弱,現在才知道,懦弱的是我們這些自以為是的侵略者。」
這不是藤田一個人的轉變。
那幾年,很多戰犯都經歷了類似的心理裂變。
有人白天學,晚上偷偷寫懺悔書,有人主動要求勞動改造。
他們自己在院子里立了一塊碑,叫「謝罪碑」,上面刻着:「我們敗得心服口服。」
這些年,中國人沒少吃苦。
志願軍上戰場的時候,穿的是單衣,吃的是凍饅頭;而美軍那邊,戰地咖啡、熱巧克力、香煙都有。
但對志願軍來說,能打贏才是最硬的底氣。
邱少雲卧火堆那事也傳到戰犯所,有人聽完以後掉眼淚,說:「我們這種人,打不贏這麼一支軍隊。」
美國那邊也挺沉默的。
好萊塢幾十年幾乎不提這場仗,戰敗的影像資料直接下令銷毀。
美軍指揮官布萊德雷也說過:「這是一場不該打的仗。」但話說回來,打都打了,輸得這麼徹底,也沒人敢多說。
斯大林那邊也不輕鬆。
一開始他是鼓勵金日成動手的,後來美軍仁川登陸,他馬上就想把鍋甩給中國。
他以為中國人扛不住,誰知道志願軍硬是頂住了。
他只好臨時調米格戰機支援,但心裏到底怎麼想的,就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蘇聯後來給中國的工業援助里,明面上是156個項目,實則技術上卡得死死的。
1955年萬隆會議那年,日本代表團在會場外見到周恩來,集體起立鞠躬。
那一刻,沒人再敢說「中國人打不了仗」。
日本從「脫亞入歐」的老路上,開始往回走。
藤田茂後來留下了一本回憶錄,裡邊寫着:「我曾以為中國永遠站不起來,但他們站起來了,而且比我們更快。」他晚年沒再回日本,一直留在中國,直到去世。
他說自己怕見老朋友,怕他們問他:「你怎麼變了?」
這事沒啥高大上的語言,有的只是幾個老兵,從一個個硬邦邦的軍官,慢慢變成沉默的老人。
他們親手在撫順做工、種菜、寫檢討書、抄中國兵法。
他們活得不高調,但也沒再撒謊。
參考資料:
《抗美援朝戰爭史》 軍事科學出版社
《日本戰犯改造紀實》 人民出版社
《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 北京大學出版社
《彭德懷自述》 人民出版社
《論持久戰》 毛澤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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