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代的福澤諭吉
那麼問題來了,身處內憂外患困局的福澤諭吉,對這一來自西方的理論有着什麼樣的思考和見解?今天簡單和大家聊聊。
1)福澤諭吉論「民族主義」
福澤諭吉在《勸學篇》中指出,「民眾為了國家,不僅要犧牲財產,就是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這就是報國的大義」;在《文明論概略》中,福澤諭吉更是將捍衛國家主權與民族獨立,視為「發展文明的根本目的」。
在他看來,倘若一個民族國家不能實現獨立,是不可能邁入近代化的。因此,他迫切要求國民「不僅應該在元旦作一次告誡,而應該每天早晨互相告誡」,時刻不忘國家的獨立目標。
由此可見,福澤諭吉也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民族主義者。
青年時代的福澤諭吉
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對民族主義的理解沒有簡單停留在愛國情緒上,而是已經接觸到近代民族主義的基本意旨層面。
在他看來,民族主義從根本上只是政治性的,核心內容應該是「追求國家獨立、主權完整以及平等的外交關係」。
至於以「復興或保護傳統文化」為核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他並未給予關注,原因很簡單,「文化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作為政治主權的實體,並不存在直接的對應關係」。
福澤諭吉創辦的三田演說館
福澤諭吉的這種認知,產生了一個非常積極的結果:
一方面,「可以讓那些有長久文化傳統的國家,避免為了固守傳統而對近代文明產生各種形式的排拒或內在緊張」。
另一方面,「保證讓民族主義思潮毫無障礙地與開放主義並駕齊驅,得以全方位地吸取近代化文明」。
除此之外,福澤諭吉還在《勸學篇》中將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統一了起來。
簡單地說,他不僅從個人的自由權利推演出了國家自由與獨立的充分正當性,還認為民族主義的根本動力只能「來自在個人自由前提下才能存在的能量釋放」,即「人人自由獨立,國家就可以自由獨立」。
《勸學篇》內頁
一言概之,福澤諭吉認為,保家衛國固然是民眾應盡的義務,但這種責任只有在國民充分享受到自由權利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認同。
需要指出的是,肯定《勸學篇》中闡釋民族主義的合理性,並不包含為福澤諭吉後來將民族主義逼進軍國主義的死胡同進行辯護,也不意味着日本的民族主義的實際過程「是依照福澤諭吉早期的合理設計而進行的」。
2)福澤諭吉如何看待西方文明?
眾所周知,福澤諭吉一直對西方文明持完全開放的心態。他曾在文章中指出,「文明不僅是有形的、物質的器物,而且還具備無形的、精神的價值。在這兩個方面,日本都不能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提並論。」
福澤諭吉著《西洋事情》內頁
鑒於此,福澤諭吉一直倡導民眾不僅要積極吸取西方的物質文明,還要必須借鑒西方的精神文明。作為對比,他對日本傳統文化採取批評的態度。
其結果就是,他從未將民族自尊心寄托在傳統文化的維護上,而是主要靠通過移植西方近代化文明,使日本成為近代化國家來保證。
事實上,日本正是由於以最快的速度引進了西方近代化文明,才成為了亞洲第一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獨立的民族國家,並一度取得了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地位。
明治維新的幾個主要領導人,左起: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對於日本在維新中取得的成就,福澤諭吉在回憶錄中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我們日本人真正接觸外國事物是三十年前的事。最初十年之間,處於內外新舊的衝突之中,雖一時眩惑,不知所措。但維新一舉,從根本上確立了人心的方向,社會的一切事物都從西洋近代文明中找到了根據。
看看當時的情景,國人爭先恐後,讀西洋書,學西洋科學,用西洋之物,行西洋之事。從蒸汽船、蒸汽車、電信、郵電、印刷技術,到著書報紙、炮和輪船的製作,無一不學,真是不勝枚舉。
不停地發展,在東方出現了一個新的文明國家。我們維新以來十餘年的事業,其發展迅速使海外也感到震驚。
「全面西化」的日本貴族人士
3)尾聲
正是由於福澤諭吉倡導的啟蒙思想對日本近代化過程的極大的促進作用,因此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
因此他在1901年逝世後,正在開會的日本議會暫停議事,全體議員默哀「以示悼念」;在其遺體出殯的當天,送葬的行列長達數里——他在當時日本國民心目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慶應義塾大學校內的福澤諭吉雕像
當然,倘若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福澤諭吉是個讓人感慨的對手。但不管怎麼說,他的思想真真切切地改變了日本乃至整個東亞的歷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