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進城：新中國經濟第一戰(霞飛)

1949年，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最後決勝階段。但就在共產黨政治上、軍事上節節勝利之際，伴隨政治、軍事勝利的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來自以上海為中心的大城市的投機商的經濟挑戰。在他們眼裡，連江浙財團支持的蔣介石政府乃至抗戰期間佔領上海的日軍都不是他們的對手，遑論沒有任何城市治理經驗的共產黨人。於是，「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共產黨是軍事打一百分，政治打八十分，經濟打零分」……各種輕視共產黨經濟治理能力的聲音甚囂塵上。

一場以上海為中心，後來被毛澤東評價為「不下於淮海戰役」的新中國經濟第一戰不可避免地打響了。成功指揮這場經濟戰的總指揮是當時的中央財經委主任—— 陳雲，他靈活運用多種經濟手段，通過銀元之戰、糧食之戰、棉紗之戰，在經濟上打了一場漂亮的殲滅戰，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共產黨是軍事打一百分，經濟打零分」

國民黨敗退台灣前的最後幾年裡，為支付巨額作戰費用，國民黨政府開始大量發行法幣。這種不遵循紙幣發行規律的做法，使得法幣在市場上供大於求，不斷貶值，最終導致通貨膨脹，且愈演愈烈。據資料記載，法幣崩潰前夕的1元鈔票，就其購買力而言，只相當於抗戰前的0.0000002元。1947年7月24日，美聯社就曾發表一則評論對此進行形象的說明：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100元可買的物品，1937年為2頭牛，1938年為1頭牛，1941年為1頭豬，1943年為1隻雞，1945年為1條魚，1946年為1隻雞蛋，1947年就只能買1/3盒火柴了。

法幣既已崩潰，國民黨政府於是寄希望於金圓券來救場。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政府發佈 《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金圓券改革正式啟動。各大報刊紛紛發佈幣制改革的消息和詳細方案，國民黨 《中央日報》 撰寫評論，稱「改革幣制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但也認為「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對這次金圓券改革，蔣介石極為重視。8月20日，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會宣告成立，並往全國各大城市派遣經濟督導員，監督各地執行幣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集中了全國一半左右的工業生產和大部分金融業，金銀外幣與物資儲藏也最為豐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銀外幣並控制住物價，是此次幣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不僅蔣介石於8月20日當天親臨上海會見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來的督導員來頭也最大：中央銀行行長俞鴻鈞為正督導員，蔣經國作為副督導員協助督導。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身為「太子」的蔣經國名副實正。新成立的經濟督導辦公室的組成人員，幾乎都是蔣經國在贛南推行新政時的工作人員。而且，蔣經國一到上海，就開始組建經濟勘建大隊，並在此基礎上拉起了一支上萬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務隊」。在「大上海青年服務隊」成立大會上，時年38歲、準備在督查上海經濟大展拳腳的蔣經國鼓動隊員們，對付那些抵制幣制改革的巨商、富戶、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氣。轟轟烈烈的「蔣經國上海打虎」就此拉開序幕。蔣經國慷慨激昂的言辭和雷厲風行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蔣經國也被輿論稱為「中國的經濟沙皇」「打虎英雄」。

不得不說，剛開始，蔣經國在上海推行的限制物價等高壓手段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上海的經濟似乎也朝着平穩的方向發展。然而，平穩的表象之下，卻是暗潮洶湧。在經過與揚子公司的老闆、宋美齡的外甥孔令侃，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等大小「老虎」的一番較量後，「打虎英雄」蔣經國變成了騎虎難下，打虎不成反被虎傷，不得不辭去督導員職務，黯然離開上海灘。

10月31日，國民黨政府通過 《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金圓券改革之初所制定的限價政策被徹底放棄，被壓抑多日的市場價格開始強力反彈，金圓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紛紛自動以銀元、外幣、黃金乃至實物等計值交換或流通，若干地區已視金圓券為廢紙」。

不過短短七八十天時間，蔣經國眼中「真是善良」的中國普通百姓以其辛勞和心血積攢下來的金銀外匯，化為了幾張轉瞬幾成廢紙的金圓券。

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幣制改革之初將其個人存有的800美元兌換為金圓券，幣制改革失敗後他說：「無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處處吃虧，而橫行無忌的人逍遙法外，如揚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盡歸於偷盜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敗哉！」

金圓券改革最後以失敗告終。形同廢紙的金圓券某種意義上成了壓垮國民黨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加速了其垮台的步伐，幾個月之後，南京、上海先後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這種通貨膨脹的狀況依然沒什麼改變。由於連年戰爭，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全國農業總產值與戰前相比下降了20%以上，工業總產值下降一半。加之前方戰爭仍在繼續，打仗需要用錢，後方恢復生產，安置900萬舊中國的軍、政、公、教人員，700萬災區災民， 400萬城市失業人員都需要用錢。而中央財政收入來源少，財稅分散，中央一時難以把地方上的財政收入統上來。收入少，支出多，致使中央財政收支極不平衡。為了彌補財政赤字，人民政府不得不也靠增發人民幣以解燃眉之急。自1948年12月第一套人民幣發行後，一年內，通貨增加了160倍，到1952年則增加到270倍。以全國13個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發物價指數（反映不同時期商品批發價格水平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經濟指標） 為100計算，1949年1月上升為153，4月為287，7月為1059，11月為5376。

投機資本有了可乘之機。民間企業家在經歷了民國末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以後，對投資實業喪失信心，手裡的資本不敢用來投資實業，而是用來投機。據統計，北京、天津兩市96%的資金直接或間接用來從事投機活動。作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不管是規模、人數，還是實力，遠非北京、天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5月前後，上海24個商品交易市場和30多個茶會市場，都被用來大搞投機活動，全市200多家私營銀行、錢莊全部在從事金銀外幣、證券股票等投機買賣，加上金號、證券號、銀樓、錢兌業，以及地下錢莊和職業性的金鈔販子、銀元販子等，全市從事金融性投機活動的竟達30萬人之眾。

以至於周恩來都感嘆：「中國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於多年不斷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差不多變成了投機商人的大賭場。」

更為嚴峻的是，上海解放前夕，由於國民黨敗退前大搞掠奪性的貨幣發行，使得這座當時遠東最繁華的大都市物價飛漲，百業凋敝，煤的存量只夠一個星期，棉花和糧食的存量不足一個月，在13647家企業中，開工的只有1/4。金融業陷入混亂。

上海，這個全國經濟的「龍頭」，考驗着共產黨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對於剛剛執政的共產黨治理經濟的能力，資本家的評價是：軍事打一百分，政治打八十分，經濟打零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不看好，美國時任國務卿艾奇遜在寫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中說，「中國人口在18、19世紀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一個中國政府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意思很明顯，共產黨能夠打天下，但是解決不了中國的經濟問題，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物價能不能穩住，通貨膨脹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時的投機資本能不能根除？中國共產黨人有能力「馬上得天下」，有沒有能力「馬上治天下」？這是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共產黨人「進京趕考」後能否管理好城市所面臨的全新考驗，也直接關係到新生政權能否穩固、能否長久。

周恩來向毛澤東推薦了陳雲

中央到西柏坡工作後，隨着解放戰爭進程的加快，中央決定成立財政經濟部，籌建中國人民銀行，並準備發行全國統一的貨幣—— 人民幣。

1949年年初，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夕，黨中央就決定建立中央財經委員會來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並開始考慮主持全國財經工作的領導人選。

當時，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內將星雲集，但財經人纔則非常缺乏。在陝甘寧邊區和東北根據地主持財經工作時，陳雲「主持的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財經辦事處，工作很出色。解放戰爭時期，他主持東北財經委員會的工作，順利實現了東北全區財經工作的統一管理，較早地把經濟穩定下來」。其出色的財經工作才能和豐富的財經工作經驗，深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任與倚重。1949年2月6日，毛澤東電令遠在東北的陳雲來西柏坡一敘。三天之後，陳雲到達西柏坡，向毛澤東、周恩來詳細彙報了東北地區的財經工作。其間，周恩來當面就人民幣發行問題徵求陳雲意見。陳雲建議貨幣發行應首先保證解放戰爭的需要，其次才是穩定物價，「現在還是要大量發行鈔票，以擴大軍隊，支援戰爭，佔領地盤，等全國解放後再來穩定物價」。陳雲認為，沒有戰爭的勝利，一切無從談起。並建議應當準備印製500元和1000元的人民幣，以滿足需要。

1949年3月5日—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順利召開。會議確定了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同時決定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關於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的人選，周恩來向毛澤東推薦了陳雲。

4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到北平後，面對解放區日益繁雜的經濟工作，周恩來連發四電，催促陳雲「得電後立即動身來平」主持中央財經工作。為工作方便，抵達北平後的陳雲被安排住在中南海懷仁堂，他和周恩來朝夕相處，共商財經大事，還經常一起去香山參加毛澤東、劉少奇主持召開的會議。

1949年7月12日，中央財經委員會正式成立，陳雲任主任。

履新後的陳雲十分清楚，共產黨要想打贏新中國經濟這一仗，必須先在資本家的集中地—— 上海，接受資產階級的挑戰，擊退他們的猖狂進攻。只有先治住上海的資本家，在經濟上打贏這一仗，共產黨人才能在上海站穩腳跟，才能進一步穩定全國經濟，恢復和發展生產，才能進一步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一個叫范因克的美國記者報道了他當時看到的景象：法租界內的大世界歌舞廳，本城最大的娛樂場所，豎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人們花了好幾個星期才製作成功。建築物頂上出現了紅旗，並在店鋪門外飄揚。歡呼雀躍、輕鬆舞蹈的學生們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這種粗獷的西北舞蹈正風靡大江南北。范因克最後說：「整個景象就如同帶有馬克思主義烙印的好萊塢電影翻版。」

范因克眼中的上海，剛剛解放，一片祥和。但上海市民對共產黨、解放軍是陌生的，對解放軍帶來的新印製的4億元人民幣是持懷疑態度的。投機分子甚至氣焰囂張地四處散布：「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陳雲經過認真研究分析後，決定通過多發行人民幣來購買上海的物資，從而使人民幣進入上海，並最終成為上海的本位幣。為此，上海軍管會發佈命令：從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幣為結算單位，同時規定用人民幣兌換金圓券的比例是1：10萬，在6月5日前，暫時允許金圓券在市面上流通。由於此時的金圓券已形同廢紙，所以兌換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至6月3日，收兌的金圓券已堆滿了所有的銀行庫房，裝運的汽車從上海外灘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圓券是收上來了，人民幣卻下不去。

原來，上海的資本家不甘心他們的經濟特權受到損害，為了跟新生的人民政府爭奪對市場的領導權，他們利用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擔心鈔票貶值的心理，掀起了新一輪的銀元投機風潮。他們先是不動聲色，讓人民幣兌換金圓券，等人民幣兌掉了金圓券後，再用黃金、銀元、美元等搶佔市場，企圖使人民幣也走金圓券的老路。當時上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特別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灘一帶，到處都可看到兜售銀元的投機商。

在投機商的操縱下，原來一塊銀元只值100元人民幣，6月3日竟漲到720元，6月4日更是突漲到1100元，且漲勢仍在繼續。銀元一時成為上海市場上實際使用的本位幣，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只收銀元，拒收人民幣，其他商家聞風而動，紛紛仿效，人民幣信用受到嚴重挑戰。6月4日當天，上海投入市場流通的人民幣近20億元，但早晨發出去多少，晚上又收回來多少。人民幣被排斥在市場之外。

銀價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上海解放後的13天時間裏，銀元價格暴漲了將近兩倍，受此影響，上海的批發物價指數隨之上漲兩倍多，大米和棉紗漲了一倍多。

解放軍進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幣卻進不了南京路，這自然成了一個「國際笑話」。

首戰受挫，陳雲意識到：我們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國民黨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硬的銀元。他判斷，如果用正常的拋售辦法對抗，勢必牽動全國的貨幣市場，造成全國遊資圍攻上海，形成決戰的態勢，不要說新政府未必有那麼多的銀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拋售，局面也是大亂。於是他與當時擔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決定用強硬手段直接打擊不法資本家操控銀元的大本營—— 位於上海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嚴懲投機分子。並指示發動輿論攻勢、禁止銀元流通、嚴懲銀元販子、舉辦折實存款、拋售各種實物等辦法打擊銀元投機，使人民幣佔領陣地。

6月5日，陳雲指揮上海軍管會急調10萬銀元拋向市場，力圖以銀元制服銀元，使價格回落。孰料剛一拋出，即被投機分子全部吃進，不但沒有穩住市場，投機之風反而愈演愈烈。6月7日銀元價格甚至漲到了1800元人民幣。

6月11日—12日，上海全市2萬多工人、學生和解放軍的宣傳隊舉行了「反對銀元投機，保障人民生活」的遊行和宣傳。上海市軍管會主任陳毅甚至在全市集會上警告投機奸商「趕快洗手不幹，否則勿謂言之不預」。

然而面對政府的警告和禁令，投機商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認為新生的人民政權不是他們的對手。

就在上海方面人民幣與銀元激戰正酣之時，武漢方面也發生了類似情況——

1949年5月，國民黨部隊南逃，武漢解放，5月25日，武漢軍管會宣布人民幣為統一流通的合法貨幣。但是武漢的老百姓似乎更相信銀元、黃金和實物，一拿到人民幣，就趕緊拿去換銀元，換大米等生活必需品。與此同時，銀元投機，銀元黑市活動遍及全市。資本家則相信「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大量吃進銀元、黃金及生活必需品。儘管軍管會公布了銀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1：300元和350元，但銀元黑市價格一日數漲，至1949年6月17日，竟漲到3150元，後來又突破1：4500元的最高峰。武漢金融市場一片混亂，鬧得人心惶惶。

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

為了嚴厲打擊銀元投機，陳雲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佔領陣地的指示》，分析了解放區金融問題的新情況，指出鬥爭的艱巨性，制定了與銀元鬥爭的具體步驟。經毛澤東批准，準備於6月8日下發執行。

6月7日晚，陳雲收到了中央轉來的上海急電。華東財委在電報中請示中央：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因為此事事關我黨的工商政策，中央希望陳雲拿個主意。

6月8日，陳雲與陳毅聯名致電華東局、華中局，命令他們封鎖上海證券交易所，嚴厲打擊投機分子。並指示：為了更有力地打擊上海投機商人，先派出秘密人員打入證券大樓偵察情況，對違法商人的活動進行秘密調查，確定一批應當扣押人員的名單，然後再行動。

上海軍管會根據指示派出人員秘密打入證券大樓。這些工作人員用兩天時間對違法商人的活動進行暗中調查後，確定了一批證據確鑿的金融犯罪人員名單。

6月10日上午，上海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宋時輪親自出動，帶領全副武裝的軍警分五路包圍了上海證券大樓。此樓建於1934年，高八層，曾是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控制着全市的有價證券交易，操縱着金銀外幣的黑市價格，通過買空賣空等投機活動，操縱市場物價。抗戰結束後，經國民政府批准登記的證券字號有234家，在全國證券市場上的地位極其顯赫。

上午8時，200多名便衣警察在上海市公安局長李士英的帶領下，按預定部署進入證券大樓，隨後分5個組控制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同時，提前分佈在大樓現場的便衣公安也亮明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即停止交易活動，就地接受檢查。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各個投機商號，並登記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及財物，然後，命令該大樓內的2100多人集中在底層大廳，根據事先確定的名單當場扣押230多人，其餘1800餘人經教育後釋放。

此次行動共查抄黃金3000多兩、銀元30000多枚、人民幣1000多萬元。

當時有報紙這樣描述了一個叫張興鋃的金融投機商典型：「他的辦公室在4樓265號，外掛招牌壽昌金號，屋內單是電話機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電話線像蜘蛛網一樣，從門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內。房間內還藏着許許多多的暗號和密碼，同四面八方聯繫。牆壁上掛着一個證明書，是由國民黨財政部部長俞鴻鈞簽署的。在旁邊則掛着一個紅紙表格，好像軍用地圖用來指揮作戰，上面寫着四個項目8個大字：黃金、美鈔、袁頭、孫頭，每個項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筆註明買進賣出的價格。」在進行了如此詳細的現場描述之後，記者肯定地說，「這顯然是金融戰線上一座奸商的前線指揮所」。

接着，陳雲指示華東局、華中局，採取以下措施：l.命令鐵路、公路、上海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幣;2.徵稅一律徵人民幣;3.在上海首先發行實物公債，其他一些地方也要發一些公債;4.通令各私人銀行檢驗資金;5.開放全國各地區之間的匯兌，用已經較穩固的老區貨幣支持新區貨幣。

陳雲指揮上海軍管會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逮捕投機操縱者的消息一經傳開，上海市場上的銀元價格開始暴跌，就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被查封的第二天，銀元的價格便從2000元猛跌至1200元，投機商的銀元投機活動受到致命打擊，人民幣終於不再「早出晚歸」，而是在上海灘站穩了腳跟，上海的金融市場得以初步穩定，在這場同投機勢力的交鋒中新政權取得了初步勝利，為上海市的經濟恢復奠定了基礎。

「軍隊向前進，人民幣向後退」

隨着銀元之戰的勝利，投機商們又將視線轉移到了別處。此時，一場天災成為黑幕的開啟者。1949年7月，華東、華北地區先後暴雨成災，消息傳來，上海糧價應聲而漲。上海的投機資本在銀元交鋒中失敗後，正苦於沒有出路，便紛紛轉戰大米和紗布，他們寄希望於控制「兩白一黑」（即大米、紗布、煤炭），進而控制上海經濟。

當時，民間流傳着一句口頭禪：「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機。」實力雄厚的投機大軍在天津、上海、武漢、廣州等幾大重要城市不斷掀起投機風潮。

為了儘快扭轉這種局面，中央決定1949年七八月間在上海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全國五大區 （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 的財經部門領導幹部參會。陳雲主持會議，通過以上海為例算經濟賬，堅定了戰勝通脹的信心。他提出，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全國一盤棋。此後，上海依靠全國的大力支援，在7月底8月初成功穩住了物價。

但另一方面上海也成了全國物價的窪地，各地商販都跑到上海來進貨，大量人民幣紛紛湧進上海，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從1949年8月份開始，華南、西北戰事進展神速，軍費開支進一步增加。到10月底，人民幣累計發行1.1萬億元，比7月底增加近3倍，11月底又增至1.89萬億元。與此同時，物資供應明顯不足，西北、西南、華南等新解放地區或是工業稀少，或是生產停頓，需要大批物資支援，華北主要糧食產區又因水災而減產減量。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一觸即發。

一方面是人民軍隊所向披靡，蘭州、西寧、銀川、廣州、貴陽……相繼解放，解放軍打到哪裡，人民幣就跟到哪裡。另一方面卻是，由於華南、西北等地物資緊俏，當地商人便揣着人民幣跑到上海來進貨。這就出現了「軍隊向前進，人民幣向後退」的怪現象。結果，過量發行的人民幣集中到了上海、天津、武漢等幾個大城市，尤其是上海。

10月中旬，華南商人北上套購紗布，使得紗布價格猛漲，引發新一輪漲價風潮。糧食、棉紗、五金、化工等產品價格，每天以二三成的幅度狂飆突進。忍受了十多年惡性通貨膨脹的老百姓頓時慌了手腳，有人擔心物價再這麼漲下去，人民幣就會變得跟國民黨的金圓券一樣了。

陳雲預感到一場大的經濟危機即將來臨，他每天研究分析來自全國主要大城市的物價變動表和國家物資庫存情況表。10月3日，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估計物價仍將繼續上漲，且有發生「劇烈跳躍之可能」。

抑制全國惡性通貨膨脹的艱巨任務擺在了中央財經委員會面前。

在北方導演「空城計」，在南方「暗度陳倉」

陳雲認真研究了通貨膨脹的原因，發現上海是由於紗布短缺引起投機，而北方則是由於鐵路封閉，運糧通道堵塞造成的。南方的投機對象是紗布，北方主要是糧食。如果南北方同時哄抬物價，中央財政將不得不兩線作戰，腹背受敵。於是，陳雲決定分而治之。

為穩住北方地區，陳雲親自導演了北方物資的「空城計」。

陳雲急電東北，要求緊急調撥糧食支援華北，尤其是北京、天津的糧食市場，確保每天發運一列火車的糧食到北京。與此同時要求北京市大張旗鼓地在天壇的空場上曬秋糧，組織人力拿席子圍糧垛，預備將來存儲糧食用，場面熱火朝天。此時，市面上也紛紛傳言，政府手裡的糧食多着哪！都是從東北運來的。北京、天津的糧食販子看到東北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來，沉不住氣了，擔心自己存儲的糧食價格不漲反跌，便悄悄投放市場。北方的糧食問題得以解決，京津地區本已抬頭的物價在11月上旬開始回跌。

北京的物價剛剛平穩，上海的物價已是十萬火急。華東財委根據以往經驗，通知國營貿易公司全力拋售物資。從10月10日開始，每天拋出二三十億元的紗布和糧食，但物價漲勢依舊。11月7日，拋售總量相當於平時的兩倍以上，但價格仍然上漲，全國的投機資本紛紛來上海搶購，物價再也壓不住了。

陳雲將中財委所能調運的物資和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作了比較，發現上海此次危機面對的是全國的投機勢力，他們資本充裕，即使將可支配的物資全部拋售市場也抵不過投機資本。如果繼續低價拋售物資，不僅抑制不住物價，反而讓投機商人大佔便宜。

面對上海飆漲的物價，陳雲決心利用資本家的貪婪進行反擊。他制定了一個全國聯動、多部門配合的「暗度陳倉」方案。11月12日晚，陳雲將方案連夜上報中央。周恩來看後當即批示：「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發後送閱。」毛澤東當時正在準備前往莫斯科的國事訪問。電文送至案頭，毛澤東看後當即批示「即刻發」。

11月13日，這封爭分奪秒制定出的電報秘密發往全國各地的財政金融部門。

電文指示各地貿易、財稅、金融部門三方聯動，各貿易公司暫時不宜將主要物資大量拋售;要求東北自11月15日至30日，每日運糧1000萬至1200萬斤入關;派員前往上海、漢口，適當調整兩地紗布存量，以便行動;還令西北財委派員將隴海路沿線積存的紗布儘快運抵西安;同時收緊銀根，下令人民銀行總行及各主要分行一律暫停貸款，開徵稅收，遲發地方經費……

在部署調集物資的同時，中財委每天統計各主要城市市場數據，賣出多少，買進多少，當日價格多少，投機商人吃進多少，吐出多少，以制定次日的開牌價，以及需要拋賣多少、買入多少。

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準備，中財委對各地物資的調配基本到位，大量物資集結完畢。11月25日，陳雲命令全國採取統一步驟，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瀋陽和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拋售糧食、紗布等重要物資。

開始時，上海等地的投資商看到有紗布出售，即拿出全部資金爭相購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貸，畢竟，在過去的20年里，幾乎沒有人因為囤積物資而吃過虧。當時上海的高利貸甚至出現了以日計息的現象，號稱「日拆」。然而，這次他們以往的經驗似乎不管用了，各地國營貿易公司源源不斷地拋售紗布，而且一邊拋售，一邊降低牌價，似乎要與這些投機商死磕到底。隨着國營貿易公司拋售的物資越來越多，投機商的資金很快就不夠用了。

在這決定性時刻，中財委通知各地中國人民銀行與公安部門對地下錢莊進行突擊清查，上海查獲地下錢莊26家，拘捕了111人，查抄大量支票、黃金、銀元和美鈔。這次清查，截斷了投機資本的黑市來源。

接着，中財委又規定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國有銀行，不得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企業貸款;規定私營工廠不得關門停產，而且要照發工人工資;同時加緊徵稅，遲交一天，罰款稅金的3%。有人跟陳雲說，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陳雲說，不狠，不這樣，就天下大亂。

數招並下，投機商兩面挨打，資金和心理防線同時崩塌，頓時潰不成軍，不得不拋售手中那些高價吃進的紗布。但他們「割肉」越多，虧本越多，市場價格急轉直下，上海的棉紗價格在一天之內腰斬了一半，暴跌50%。

政府連續拋售10天以後，許多投機商被高利貸、工人工資和稅款三道「枷鎖」壓得喘不過氣來，元氣大傷，有的血本無歸，有的因應付不了「日拆」而跳樓自殺，有的逃往香港。參與投機的私營錢莊也因大筆貸款收不回來而虧損破產。上海的私營糧食批發商一下子倒閉幾十家，棉布行投機商虧蝕了253億元。南方的棉紗之戰完美收官。

年輕的共和國首次用經濟手段穩定了物價，在經濟領域打了一場漂亮的殲滅戰。上海工商界從此對共產黨的經濟管理能力刮目相看。有人豎起大拇指說，那個商務印書館的小個子 （陳雲）確實不簡單。目睹此役的榮毅仁說，「六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陳雲的策略運用還讓很多原來不看好共產黨的民主人士心悅誠服，當時也在上海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在 《投機商人趕快洗手》 一文中寫道：「在那緊要關頭，像我們這班知識分子就難免要犯主觀主義的急性病。我那時曾經一再建議早點下手，對市場施用壓力。然而，財經工作的負責人卻是那樣地沉着、堅定，認為依據通貨膨脹數量和物資數量的對比，時機尚未成熟，應該再多準備一些實力。同時，不妨再從市場陣地撤退若干步，以便爭取主動，進行反攻。事後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策略是完全正確的。經濟上的反攻從11月中旬開始，以五福布 （當時天津第二棉紡織廠生產的一種印有寓意吉祥的五隻蝙蝠商標的白布） 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萬元，比較10月31日的5.5萬元，已經漲起一倍多。那就是說，倘使反攻提早半個月，兩匹布吸收貨幣回籠的能力，就抵不了半個月以後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敵人深入到達了於我絕對有利的地形之後，一師兵就可以發揮出來兩師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敵制勝了。」

統一財經 天下大定

打擊投機商人和穩定物價的工作，雖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但沒能解決物價波動的根源，即沒能解決國家財政虧空及赤字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統一國家的財政經濟管理。

其時，國家的財政收入，大部分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而主要支出卻由中央人民政府來承擔，說起來這雖然令人不可思議，但卻是事實，是從戰爭年代沿襲下來的，即使要完全改過來，也不是馬上就能辦到的。抗日戰爭時期，各根據地被敵人分割，互不相連。因此，當時制定的政策是，各根據地的財政實行分散經營和分散管理，自成系統，自理收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雖然大陸解放，貨幣統一，被分割的狀況不復存在，但財政制度卻還沒能相應地改變，這使中央人民政府的財政收入空有其名，而無實力，結果造成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等問題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當前急需要做的，就是把權力收歸中央，做到幾大統一：即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全國貿易和物資調動、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只要這樣，國家的財政收入勢必迅速增加。只要收支逐漸接近平衡，財政赤字也就勢必縮小。這樣一來，國家就可以較容易地在全國調運物資，保證市場的供應和物價的穩定。

財經工作一統一，人民的情緒安穩下來，不再為一日三變的物價操心，不僅抗美援朝的物資供應有了保障，國家的重點建設也逐步開始進行。後來，陳雲在評價統一財經工作時說，1950年我們做了很多工作。重點只有兩個，一是統一，二是調整。只此兩事，天下大定。

在這期間，人民幣也佔領了全國市場。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和西北農民銀行的基礎上建立。同日，在華北地區首先發行人民幣，並逐漸收回在各解放區流通的各種貨幣。1951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決定，在新疆發行印有維吾爾文的人民幣，收回原來由新疆省銀行發行的銀行券。至此，新中國的貨幣得到了統一。

當時，人民幣的面額雖然較大，而單位價值卻很低。因此，在流通時，往往需以萬元為單位，這很不方便。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955年3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新的人民幣 （即第二套人民幣），並收回舊的人民幣。新人民幣上都印有漢、藏、蒙、維吾爾 4種文字。新、舊幣的摺合比率為1元新幣等於1萬元舊幣。這樣一來，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方便。平抑物價、統一財經的鬥爭取得成果。

毛澤東曾高度評價這場經濟戰，說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從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不僅在以上海為首的大城市裡站穩了腳跟，積累了城市管理的經驗，也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為以後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奠定了基礎。正如陳雲所指出的那樣：「統一國家財經工作，將不僅有利於克服今天的財政困難，也將為今後不失時機地進行經濟建設創造必要的前提。」不久之後，共和國即開始進入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