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英國都鐸王朝時期，君主制受到的影響及特點

文|木木

編輯|觀星

斯塔布斯花費大量的篇幅比較蘭開斯特王朝和約克王朝，佔用《英國憲政史》的整本第三卷，只是偶爾提及都鐸王朝。

他認為都鐸王朝承襲了約克王朝的專制，不及蘭開斯特王朝憲政自由的一半。

然而，他在另外一處又說，議會在蘭開斯特王朝和約克王朝變得無足輕重，被內外戰爭淹沒，只剩下單調的形式化例行公事。

沒有拓展新的權力，也沒有創造新的機制，直到都鐸王朝才恢復。綜合來看，斯塔布斯認為，蘭開斯特王朝既是憲政實驗時期，又是議會衰落的時期。

一、君主制的不同

都鐸王朝既是專制統治時期，又是議會的重要發展時期。只有中間的約克王朝是專制統治和議會衰落同步的時期。

不過，他明確認為，蘭開斯特王朝的統治是憲政發展的延續，約克王朝的統治則是憲政發展的中斷。也就是說，斯塔布斯認為專制是憲政進程的中斷。

斯塔布斯的好友約翰·格林不僅對都鐸王朝的專制制度進行了系統地論證，而且給了它一個響亮的名字——「新君主制」。

格林認為「新君主制」與之前的舊君主制不同，是一種全新的君主制。

他認為「愛德華一世牢固確立的民眾自由，包括免於任意徵稅、任意立法、任意監禁的權利，以及甚至國王最高級別的臣僕仍要對議會和法律負責。」

由議會兩院通過與國王長期競爭的方式保護並緩慢發展，但是這種進程在玫瑰戰爭結束時突然中斷了。格林所說的舊君主制是有限君主制，君主的意志並不自然成為法律。

如果沒有臣民的認可，君主不能立法和徵稅。在「新君主制」時期，議會的活動幾乎被中斷，或者在強大王權的影響之下變得順從了。

議會兩院的立法權被王室咨議會篡奪，任意徵稅以善意捐助和強迫貸款的形式重現，個人自由幾乎被可怕的諜報系統和持續的任意監禁所滅絕。

總而言之，封建主義的舊君主制被專制主義的「新君主制」取代。可見在格林的概念里，「新君主制」不僅中斷了英格蘭的憲政進程，而且將其帶入了一個「憲政倒退」的時代。

「新君主制」之「新」，不是樂見和期待的讚美，而是帶有強烈的貶義。「新君主制」之所以中斷了憲政進程，將歷史帶入「憲政倒退」的時代，是因為它的專制性質。

艾伯特·波拉德是倫敦大學學院憲政史教授，於1908年當選萬靈學院研究員。波拉德傳承了「新君主制」概念，卻沒有接受格林的負面評價。

他認為「新君主制」不是憲政進程的中斷和倒退，而是歷史的連續和進步。在《現代史的諸要素》中，波拉德對新君主進行了熱情洋溢的讚美，與格林對之的厭惡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蘭開斯特王朝被定性為行政的無政府狀態，玫瑰戰爭是議會政治失敗的結果。無論貴族還是平民，都厭倦戰亂，渴望強勢的國王帶來和平與秩序。

《大憲章》完全被遺忘，在莎士比亞的《約翰王》中甚至都沒有被提及。在所有人的期盼中，新君主開始了專制政府的實踐，他們「力量強大，不講原則，效率超群」。

他們不再與貴族聯姻和結盟，而是啟用律師、教士和中產階層為大臣，授予他們主教和法官職位，不再封授王室土地。這些王室官員能夠防止地方貴族利用這些職位謀私。

總而言之，沒有新君主的專制，英國的現代政權就不能實現。波拉德認為君主專制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觀點在法國學術界得到了積極的回應。

20世紀中期，羅蘭·穆尼耶及其同事亨利·豪瑟，都認為在大約1500年前後，歐洲主要國家都從世襲君主制轉變為專制君主制。

絕對君主制和專制君主制兩種譯法都是指從封建制度轉變為中央集權的君主制。波拉德的「新君主制」繼承的不僅僅是格林，更是法國的政治學鼻祖博丹。

波拉德十分睿智地把握住了歷史研究的未來方向，使「新君主制」概念不但在英國收穫眾多支持，還擴展到了歐洲大陸。

然而，波拉德保留了「新君主制」的專制屬性，並且以近乎詭辯的方式賦予君主專制以促進憲政發展的正麵價值，是對格林原型概念的曲解。

或者說，波拉德只接受了格林概念的部分內涵，而且對此部分給出了不同的評價。

「秩序是天堂的首要戒律，在人間也必然先於自由。若缺少都鐸君主及其作為，英國就不能完成，因為他們賦予我們法律與秩序。他們奠定了通往自由的道路，雖然現在對於熱愛自由的人來說，他們的做法和方式令人生厭。」

波拉德認為新君主就如新彌賽亞一樣，接受臣民奴隸一般的崇拜和服從。

在20世紀初民族意識濫觴和民族利益衝突的背景下，波拉德將專制視為通往自由之路雖然情有可原，但是將君主個人神秘化和抽象化。

不過是在實用之上覆蓋一層神秘和詭辯的面紗，是否真的實用還另當別論。格林儘管帶有情感偏見，但是在概念之間仍然講究邏輯，波拉德則為了實用已經不顧邏輯了。

斯塔布斯雖然在都鐸專制問題上有矛盾的表達，但是他將專制統治歸於君主，將憲政發展歸於議會，其實是看到了都鐸政體的複雜性，也沒有混淆專制與憲政。

波拉德同時放棄的還有英國的憲政傳統，如果專制對憲政政治具有如他所讚美的巨大促進作用，那麼恐怕可以認為波旁王朝才是憲政高峰了。

波拉德雖然明白專制會令熱愛自由之人厭惡，但卻沒能分辨出現代政權的真正基礎。

他的「新君主制」不但曲解了格林，還將專制誤植於憲政之前，有將君主專制理解為憲政制度的前奏和必經階段之意，貽害極深。

波拉德將「新君主制」概念中的專制內涵從負面評價轉變為正面評價，其實只是投巧，而非務實。

因為這種詭辯式的轉換對「新君主制」的歷史和概念都沒有新的發現，甚至對專制的讚美也毫無新意。

如果歷史研究停留在波拉德所謂「秩序先於自由」的層面，那麼真要懷疑研究水平是在倒退了。將「新君主制」問題推進到更深層的，只能是在史實層面進行的實證研究。

二、政體專制說的證偽

梅特蘭是劍橋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英國現代法律史研究的奠基者。

因為在法律史中揭示憲政線索與斯塔布斯和格林的觀點相近，梅特蘭被稱為「溫和的日耳曼派」。但是，梅特蘭並不認同格林的「新君主制」概念。

他認為在「新君主制」時期，憲政並沒有中斷，議會並非失語，「幾個世紀前建立的對王權的法律限制依然有效」。也就是說，這些君主的權力沒有達到專制的程度。

梅特蘭注意到，在社會劇烈動蕩的歷史時期，君主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往往難以保證。不但新君與舊主之間政策反覆難料，同一君主前後政策反轉也是家常便飯。

相對善變和反覆的君主，梅特蘭發現議會和法律的變化是緩慢和漸進的，在都鐸時期議會變得更加獨立，法律也在慢慢改進。

梅特蘭在這裡已經發現了都鐸王朝中央集權的另一個實體，或者說是真正的實體——議會。此外，在君主政策的突變和善變中，梅特蘭敏銳地看到了連貫歷史解釋的障礙。

比格林將「新君主制」異化的做法更進一步，梅特蘭直接避開了君主制演變的線索，在法律史和議會史中找到了連續的憲政史證據。

梅特蘭的發現十分重要，從君主制演變的線索來理解英國政治史可能是一條歧路。肯尼斯·麥克法蘭1927年在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隨後獲得莫德林學院的教職，在此執教終生。

通過教學和講座，他對英國中世紀晚期歷史的研究影響了幾代學生，其中不乏知名歷史學家，譬如吉拉德·哈里斯和詹姆斯·坎貝爾。

有學者甚至宣稱，如何評價麥克法蘭的影響都不過分，幾乎所有14至15世紀英國政治史的研究者都是麥克法蘭的門生後代。

針對波拉德所引發的「新君主制」濫觴的現象，麥克法蘭對它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和徹底的否定。

他對「新君主制」概念在學界仍然流行感到驚奇，因為斯塔布斯的解釋框架已經完全破碎了。

尤其是約克和都鐸王朝專制說的前提——蘭開斯特憲政試驗已經被證偽和拋棄了，那麼作為已經無效前提的推論結果早該沒有理由繼續存在了。

麥克法蘭認為「新君主制」概念所暗含的基本觀點，即從某個節點開始，君主制在性質上而非僅在程度上完全不同於其所替代的中世紀王權，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為了證明其觀點，麥克法蘭充分展示了自己對中世紀晚期政治史的熟悉程度，逐一辯駁了「新君主制」概念支持者常用的論據：新君主消滅了「超強封臣」。

與較低階層臣民結盟，利用強迫借款和改進直接稅徵稅方法增收，以及召集議會次數減少。

在證明「新君主制」並無創新之後，麥克法蘭提議，這個術語已經妨礙對那個時代的正確理解，必須被丟棄。

倫敦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是波拉德的學生，但在研究路徑上真正追隨了梅特蘭。尼爾一生致力於伊麗莎白時期的議會研究，是該領域的領軍人物。

因其學術貢獻，他在1955年受封騎士。尼爾曾經感嘆議會的歷史如此漫長而連續，可以說它就像自然一樣，沒有什麼事情是一蹴而就的。

正如梅特蘭一樣，尼爾也在漸進的議會史中尋找現代政治制度的源頭。尼爾發現伊麗莎白時期是下院歷史的關鍵階段，大量鄉紳進入下院參與政事。

尼爾認為，「16世紀初期，議會還基本是一個『立法與批准稅收』的機構，而到16世紀晚期，議會下院已經被自覺的鄉紳佔據，他們擁有個性、學識和財富，希望展現獨立性。」

也就是說，在都鐸時期，議會尤其是下院經歷了穩步的發展。這一發現與都鐸君主專制說和議會政治倒退說完全相反。

三、都鐸專制

尼爾的研究是基礎性的，不僅從根本上否定了都鐸專制說，而且證明了議會對理解英國政治史的價值。都鐸史大師傑弗里·埃爾頓也不認可都鐸君主專制說。

埃爾頓認為亨利七世是中世紀統治的復興者，而非任何新事物的創造者。對於「新君主制」概念，他認為，新君主制這個術語只會造成混淆，應該予以廢除。

因為這一概念是通過不恰當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可見，埃爾頓與麥克法蘭態度相同，也主張放棄這個概念。埃爾頓的學術創見是「都鐸政府革命」。

他認為，中世紀王國的特點是屬於國王個人的私產，國王採用「家庭式」的模式進行管理。現代主權國家的行政活動則脫離了王室，實行「官僚化」的管理模式。

他說，「亨利七世登上了一個中世紀王國的王位，而伊麗莎白則將一個按照現代方式進行管理的國家交給了自己的繼承人」。

埃爾頓否定了都鐸專制說，將其中蘊含的中央集權成分提煉為「政府革命」，以此來描述都鐸政權的現代屬性。

「都鐸政府革命」是否成立或許有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埃爾頓沒有接受波拉德的主張，即認為都鐸政權的現代性緣於君主專制。

帕特里克·柯林森是尼爾的學生，繼承了後者的衣缽，尤其擅長伊麗莎白時代的清教主義研究。

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認識到，伊麗莎白時期的君主制包含一種非官方的共和性質，民眾對國家共和體的忠誠超越一切其他忠誠，女王也要略遜一籌。

為此，柯林森提出「君主共和」的概念，認為「伊麗莎白一世治下的英格蘭既是一個共和國，又是一個君主國：反之亦然」。

如果從語義上說，君主制與共和制是矛盾的，共和是描述沒有君主的政體，「君主共和」似乎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詞語拼接。不過，柯林森是依據史實得出的結論，可謂名實相符。

這種不拘泥於原有概念局限的創造，不失為打破有限的政體類型定義與多樣的政治形態現實之間沉寂已久的學術堅冰之創舉。

柯林森在政治類型學基礎概念的界限上撕開一個缺口，為不同類型政體概念之間的交叉，以及不同類型政體的混合實踐，提供了言說的可能和便利。

都鐸王朝中央集權的結果，正是塑造了一個超越君主、宗教和黨派的君主共和政體。都鐸王朝政體專制說在中國學界流行多年。都鐸君主專制說與「新君主制」不成立。

都鐸君主專制說沒有史實依據，而且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已經被英國史學界拋棄，在其國內也早已被證偽。

「新君主制」起初是都鐸專制說的延申，被波拉德誤植專制前奏之後變成了一個語義混淆、邏輯錯亂的詞，並且與都鐸專制說一樣沒有史實依據。

因為「新君主制」概念的學術史尚未在中文學界被系統討論，其中包含的史實錯誤和邏輯缺陷也沒有得到清晰地闡述，所以國內學界還沒有放棄這個概念。

國內學者在使用「新君主制」一詞時，並不意味着認同格林的原型概念中的「中斷」「倒退」和「專制」內含，以及波拉德植入的邏輯錯誤。

往往在相對寬泛的意義上用它來指代從中世紀向現代政權過渡的一種特殊政權形態。

鑒於「新君主制」概念沒有相應的史實依據而且具有嚴重的誤導性，應該考慮將之與都鐸君主專制說一併放棄。

其次，都鐸王朝政體是共和性質。依據史實，都鐸王朝是在議會中通過國王、上院和下院合議的方式實現中央集權的共和政體。

三位一體的議會是中央集權的真正實體，其中蘊含的合議式集權方式是現代政治制度的標誌之一。合議式集權的現代性包含兩個方面：中央集權和政治合議。

英國現代政治制度確實在都鐸時期奠定基礎，只是並非基於波拉德所謂的君主專制，而是其特別的合議式集權方式。

第三，都鐸王朝政體正名。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既然都鐸君主專制說不成立，就應該給出合理的替代方案。

國內學界已經對都鐸政體的性質達成初步共識，稱之為「有限君主專制」。

這個說法在表達集權程度方面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是其缺陷還是十分明顯：一方面君主專制已經被證偽，「專制」二字不妥。

另一方面「有限」二字也有失含糊，未能明確所受界限為何以及此界限與政體性質的關係。既然君主受法律限制，那麼就不應該是君主專制。

如果受限仍然是君主專制，那麼受限就沒有意義。因此，「有限君主專制」之名並不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