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蔣介石的心腹向周恩來託孤，總理：你的事我去辦，你放心

素有「文膽」之稱，被蔣介石譽為「當代完人」的陳布雷，自1927年被蔣介石相中，成為他的高級幕僚起，直到1948年自殺身亡，在這長達21年的時間裏，他一直都是蔣介石最為信任的心腹。

1947年，國共和平談判宣布破裂後，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也即將返回延安。陳布雷得知這件事後當即來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兩人交談了三個多小時，陳布雷才起身告辭。

臨走前，周恩來緊緊地握着陳佈雷的雙手，說：「你的事我去辦，你就放心吧！再見。」陳布雷揮手告別，坐上小汽車。誰曾想1年後，周恩來卻收到陳布雷自殺身亡的消息，一時間感慨萬千。

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陳布雷是蔣介石的心腹，他為何要找周恩來幫忙？他請周恩來幫的是什麼事？結果如何？

成為蔣介石的心腹

陳布雷1890年出生在浙江慈溪，和蔣介石是老鄉。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滿腔熱血的陳布雷當即投入到反對封建王朝、擁護孫中山先生、擁護民主革命的鬥爭當中。由於陳布雷擅長寫作，因此他便用犀利的文字寫成《談鄂》並出版，振奮了廣大群眾。

1912年元旦，孫中山先生擔任臨時大總統，他的演講稿是用英文起草的，為了能儘快發表，由當時的國民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負責翻譯成中文。王寵惠對英文也一竅不通，就在這個時候他想到了陳佈雷，陳布雷成功將英文稿翻譯成中文，並刊登在《天鐸報》，成為獨家新聞。

1920年，陳布雷來到上海工作，在《商報》擔任主編。孫中山先生曾讚揚說：「《商報》是真正的黨報！」陳佈雷的文章和國民黨不謀而合，和共產黨的主張也相同，因此共產黨領導人蕭楚女等都推崇過他的文章。

1927年是陳布雷命運轉折的一年，這年他在大哥的推薦下和潘公展一起去南昌赴蔣介石的邀請，隨後在蔣介石、陳果夫的介紹下加入國民黨。陳布雷和蔣介石的結緣，一切都靠他的堂兄陳屺懷。

陳屺懷之前是蔣介石的秘書，但隨着時間的慢慢流逝，他的年紀也越來越大，於是陳屺懷便推薦了比自己小18歲的弟弟陳佈雷。

陳布雷和蔣介石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剛好遇上蔣介石急需演講稿，陳布雷便按照蔣介石的要求，發揮其所長寫下著名的《告黃埔同學書》。也正是因為如此，蔣介石對陳佈雷的第一印象很好。

1927年4月，陳布雷出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5月來到南京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秘書長，同時還兼任復旦大學國文科新聞組的教授，主要向大家講授《社論作法》。

在蔣介石被桂系聯合何應欽逼迫下野的時候，陳布雷也辭去了自己在國民黨內部所擔任的職務，前往上海創辦《新生命周刊》。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陳布雷一邊辦報，一邊遊山玩水，還策划了蔣介石和宋美齡第一次約會的地點。不久後，蔣介石恢復職位，陳布雷也再次被拉回蔣介石的身邊。

1928年，陳布雷為蔣介石起草了十分重要且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祭告孫總理》，也正是有這篇文章，蔣介石被捧上了孫中山先生合法繼承人的位置。1929年，陳布雷擔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從此成為蔣介石的心腹。

陳布雷本來只打算當蔣介石的私人秘書，用自己擅長的文字服務於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蔣介石，但當他得到蔣介石的一次次提攜後，卻在政治上越陷越深。

1931年，當蔣介石再次被迫下野的時候，陳布雷為了和他共進退，毅然決然地辭去身上的職務，重新回到上海報界；1933年，蔣介石急召陳布雷去南昌，並要求他當自己的顧問；1934年4月，陳布雷告別浙江教育局，轉而到蔣介石的身邊工作，每天就是幫蔣介石修改演講稿。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由於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隨即引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陳布雷為了替蔣介石善後，便編寫了著名的《西安半月記》，美化了蔣介石在大眾心中的心想。與此同時，陳布雷也十分生氣自己對蔣介石唯命是從，也很生氣蔣介石「不抵抗」政策，但他沒有辦法，只能在日記中訴說自己的糾結。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布雷奉蔣介石的命令為他寫了許多慷慨激昂的稿子，這些稿子也給蔣介石帶了不少好名聲。比如說1937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的演講稿《最後的關頭》中，氣宇軒昂的語言感染了不少群眾。

從1936年開始，陳布雷曾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等職務。抗戰勝利後，陳布雷察覺到蔣介石還有發動內戰的想法，但他沒有制止，而是堅持跟隨蔣介石，他還曾戲言自己「就像是出嫁的女人，從一而終」。

陳布雷雖然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但他品行清高，從不和其他官員貪污腐敗，也十分敬佩那些有真才實學的文人。比如說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曾因寫了反對蔣介石的激烈文章而被國民黨通緝，隨後流亡日本。在抗戰國共合作期間，郭沫若想要回國，陳布雷知道後連忙說服蔣介石，這才令郭沫若得以安全回國。

陳布雷長時間為蔣介石起草文件，擬定政策等，因此被人稱為是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是蔣介石的首席侍從，緊跟蔣介石身後，專心幫助他處理黨政方面的機要文件。那些堆積如山的文件，矛盾擺出的情報，只要經過陳佈雷的整理，很快就變得條例分明。

然而陳布雷身為蔣介石的心腹和親信，他的女兒、女婿以及兒子，卻紛紛投入共產黨的懷抱。

女兒卻跨進了共產黨的「門檻」

陳璉是陳布雷最小的女兒，本應疼愛有加，但她的幼年卻是格外悲慘的。陳布雷和妻子楊品仙結婚後伉儷情深，6年間連續生下3男2女。也正是因為如此，在生小女兒陳璉的時候，楊品仙由於生育過密，氣血虧竭而血崩昏了過去，後來又得了「產褥熱」，沒堅持幾天就去世了。

陳布雷得知愛妻去世後痛不欲生，認為陳璉是剋星，便打算將其溺死在痰盂里。幸好被陳佈雷的岳母發現，但此時的陳布雷早已失去理智，竟然將陳璉扔出窗外，還好被窗外的篾棚接住了。從這以後，陳璉就有了「憐兒」這個名字。

陳璉的名字是她上小學後，陳布雷取的，一來表示回心轉意，認為孩子可憐；二來和陳璉的姐姐陳繡的名字相對應。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陳璉積極投身到宣傳抗日的熱潮當中。在此期間，陳璉不斷給浙江民間刊物《戰時生活》撰寫稿件，這件雜誌的很多撰稿人都是共產黨員，比如說張愛萍、杜國癢等等。陳璉經常閱讀《戰時生活》，因此思想也發生巨大的改變。

1938年，陳璉考入女子高中部讀書，她一邊讀書，一邊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值得一提的是，她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向縣委傳遞國民黨的內部消息。

1939年7月，陳璉經人介紹加入共產黨。令人意外的是，高中畢業的陳璉沒有考取近在咫尺的中央大學，而是報考了遠在昆明的西南聯大，因為那裡有馮友蘭、聞一多等著名教授。

這天，陳璉來到陳佈雷的辦公室向他告別：「父親，我要去西南聯大上學了，特意來向您告別。」陳布雷點點頭，說：「憐兒，你報考的什麼系？」

陳璉說：「是地質系。」陳布雷十分滿意地說：「這就對了，雖然爸爸在政治這條路越走越遠，但我不希望我的子女們也走這條路。你們還很年輕，好好學習技術就行了，不要捲入政治中……」

陳璉急忙說：「爸爸，抗日救國，人人有責，我是愛國的！」陳布雷苦笑道：「憐兒，爸爸之前也是愛國的，愛國我不反對，但我不希望你參加任何反對政府的活動，知道嗎？」

「父親！前方戰士在浴血奮戰，在和侵略的日軍戰鬥，但後方的官員又在幹什麼呢？他們在勾心鬥角，在發國難財！汪精衛現在變成漢奸了，青年人關心國家大事怎麼反而被你說成是反政府呢？」陳璉說這些話的時候，情緒格外激動。

「這……這……」陳布雷一時無言，隨後說：「憐兒，我不反對你追求進步，但你也要為為父的處境考慮啊……」

陳璉望着父親那花白的頭髮，嘆了一口氣說：「我不會做對不起國家的事情，也會保持清白的家風。」陳布雷陷入了沉思……

陳布雷托周恩來尋女

1941年1月，隨着皖南事變的爆發，國民黨反動派一邊殘忍殺害新四軍戰士，扣留新四軍的軍長葉挺，一邊封鎖消息，歪曲事實。當陳璉等人得知這一消息後十分氣憤，隨即將抄寫的中共南方局散發的《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貼在校園內部，一時間激起全校師生的義憤。

特務分子知道這件事後，連忙派人調查始作俑者，連特務頭子康澤都專門從重慶趕到昆明，準備興師問罪，殊不知陳璉等人早已離開了學校。陳璉等學生在袁永熙的帶領下分散隱蔽到各個地區，準備在農村打游擊。

在陳璉的人生道路上，這是她第一次面對戰鬥的考驗。儘管是第一次，但她卻絲毫不緊張，反而冷靜的回到宿舍收拾床鋪，然後給姐姐寫下所謂的「最後一封信」，此後便「消失」了。

陳璉失蹤的消息令陳布雷十分不安，就在這個時候陳琇將妹妹寫的信交給父親。陳布雷反覆閱讀，認為女兒一定是去延安了，便委託他的侄子，同時也是郭沫若的秘書翁澤永想辦法從中共方面尋找。

這天，周恩來和鄧穎超到重慶郭沫若的住處，翁澤永藉助這個機會將陳布雷找女兒的事情告訴給他們。此時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經被我黨擊退，形勢漸漸開始緩和。周恩來聽後緊皺眉頭，許久後才說：「這件事我了解了，一會我就派人去調查，如果真的在我們那裡的話，是可以問得到的。」

周恩來當即給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延安方面發去電報，但令人意外的是全都回復陳璉沒有去抗日根據地。周恩來將這一消息告訴給翁澤永，並請他轉告給陳布雷：「既然陳璉沒有在前方，也沒有去延安的話，很有可能是隱藏起來了，要麼就是被你們的特務給抓住了，大家再去找找吧。」

陳布雷得知這一消息後十分感激，連連說道：「太感謝了，真是太感謝了！」

幾天後，陳布雷在昆明和重慶的報紙上都刊登了一則尋人啟事：「憐兒，見字速速回家，父示。」

那麼此時陳璉究竟在哪裡呢？她跟隨袁永熙離開昆明後，來到石屏縣高級師範附中當一名英語老師。沒想到不久後一個意外發生了，隨着新學期的開始，石屏縣也分配了不少老師，其中就有聯大的畢業生。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陳璉等人只好辭職，輾轉來到附近的村落。由於沒有找到工作，他們只好吃包伙，讀書報。

1942年春節前後，袁永熙利用寒假時間來到重慶，隨後向中共南方局請示下一步該怎麼辦。袁永熙先是通過沈鈞儒的侄女和鄧穎超接上頭，然後再以指定暗號搭乘周恩來的汽車和鄧穎超見面。

剛見面，袁永熙就將聯大疏散的黨員名單和隱蔽的地點彙報給鄧穎超。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鄧穎超連忙向袁永熙詢問陳璉的下落：「你知道陳璉在哪裡嗎？」

袁永熙說：「她現在在宜良農村，不過由於沒有找到工作掩護身份，所以一直躲在家裡。」鄧穎超聽後搖搖頭，說：「這樣太危險了，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久後，黨組織將陳璉接回重慶，「失蹤」近一年的女兒終於回到陳佈雷的身邊，他喜出望外，乾癟的臉上也浮現出難得的笑容。

陳布雷向周恩來「託孤」

重慶談判失敗後，蔣介石在美國的慫恿和飛機大炮的支援下，鐵了心要和我黨打內戰。1947年2月27日、28日，國民黨先後通知中共駐南京、上海等地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代表，必須在3月5日前全部撤回延安，並宣布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完全破裂。

陳布雷得知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即將離開南京的消息後，好幾天都神情憂鬱，在辦公室來回踱步，不知道該怎麼辦。一天晚上，陳布雷叫上侍從副官居亦僑坐上汽車，先是在紫金山下繞了好幾圈，然後來到中共駐南京辦事處。

進入中共駐南京辦事處後，陳布雷對居亦僑說：「你現在樓下等着，我去去就回。」然後徑直走向周恩來的辦公室。

在國共和談期間，陳布雷雖然不是正式的和談代表，但他身為侍從室主任，也經常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參與和談，也因此和周恩來有過多次接觸。

陳布雷十分欣賞周恩來的學識、風度和人品，再加上周恩來曾幫他找過女兒，因此陳布雷對周恩來的印象很好。與此同時，儘管陳布雷對蔣介石忠心不二，但周恩來卻十分欣賞他的品格。

陳布雷在周恩來的辦公室坐了兩個多小時，直到半夜時分才緩緩離開。他和周恩來一起走下樓，當走到樓前花園旁的時候，兩人又停下來繼續交談。大約談了半個小時左右，陳布雷才正式向周恩來告辭。

臨別之際，周恩來和陳佈雷的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周恩來則堅定地說：「你的事我去辦，你就放心吧。」陳布雷也說：「希望周先生能再來，再來南京。」

在回去的路上，居亦僑用詫異的眼神看向陳佈雷，他雖然知道陳布雷和周恩來有私交，但卻想不通陳布雷此行的目的。陳布雷察覺到居亦僑的目光，便說：「我這次來不是為了公事，而是為了私事。」

若干年後，居亦僑才知道原來陳布雷這天晚上找周恩來託孤的，他是為了兒女的事情，希望周恩來能夠多多照顧他們。

1947年8月，兩情相悅的陳璉和袁永熙結婚了，但幸福的日子還沒維持多久，他們兩個就雙雙入獄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9月6日，30多名穿着便衣的特務奉命逮捕陳璉和袁永熙。其實特務們並不了解陳璉和袁永熙的身份，只是從一個叛徒口中得知北平地下電台的一個負責人姓袁，隨後又在他的身上搜到了袁永熙的名片，這才認定袁永熙是共產黨。

陳璉和袁永熙被抓後，敵人對他們採取了詐供的辦法。儘管兩人沒有獄中鬥爭的經驗，但他們始終堅信共產主義事業，誓死不向國民黨低頭。不管敵人如何威逼利誘，陳璉和袁永熙都沒有說話，這也導致敵人一無所獲。

由於特務們無法確定陳璉夫婦的真實身份，但也不能輕易釋放他們，於是便決定藉助這個機會給陳布雷一個難堪，將他的女兒、女婿押去南京，看他會怎麼辦。

陳布雷早就知道女兒女婿被抓，但他表面卻裝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但經過數月的沉默後，陳布雷再也堅持不下去了，他知道蔣介石要自己表態，於是便給蔣介石寫去一封信，信中大致意思是因女兒有「通共」的嫌疑，現已將他們押到南京，如果真有此事的話，不必考慮他們之間的父女關係，秉公處理就好。

蔣介石收到陳布雷這封「大義滅親」的信件後，當即吩咐手下的人去調查清楚。

1947年年末的一天，蔣介石在府邸設下，宴席結束後，他特意將陳布雷留下，然後說：「布雷，你的信我已經收到了，你女兒女婿的事情我也派人調查清楚了。」

蔣介石說完便不再說話，而是看向陳佈雷，陳布雷不知道蔣介石葫蘆里賣的什麼葯，於是也不開口，只是點點頭。蔣介石見狀笑着說：「布雷不用這麼緊張，你的女婿是『民青』，不是共產黨……」

陳布雷畢竟跟了蔣介石這麼多年，自然也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於是連忙保釋女兒女婿。不久後，陳璉和袁永熙被保釋出獄。

隨着時間的慢慢流逝，陳布雷親眼看着自己曾參與建立的蔣家王朝搖搖欲墜，他感慨萬千，心中也升起失望之情。作為受過傳統文化熏陶的文人，陳布雷選擇了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方法——諍諫。

陳布雷從內心深處討厭內戰，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他認為飽受八年抗戰苦難的同胞應該休息，他多次向蔣介石建議應該停止內戰，但卻被蔣介石批評為「書生誤國」。

陳布雷不滿蔣家、宋家、孔家和陳家貪污腐敗，曾多次向蔣介石提出建議，讓他拿出藏匿的美金用於建設國家和改善百姓生活。誰曾想陳佈雷的建議不僅遭到了蔣介石的反對，他也因此被蔣介石記恨。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服用安眠藥自殺身亡。對於父親的死，陳璉在悲痛之餘更多的是惋惜。儘管她背叛了這個家庭，恨父親走上一條和人民為敵的道路，但他畢竟是自己的父親，她在內心深處還是愛着自己父親的。

不久後，袁永熙和陳璉趁着護送陳布雷靈柩去杭州安葬的機會，在上海地下黨的幫助下順利進入解放區。隨着北平的和平解放，袁永熙和陳璉跟隨黨組織進入北平，共同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全國解放後，周恩來請陳璉在一次會議上說說自己的父親，陳璉是這樣說的：

「父親一生都抱着一個心愿，那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但他卻沒能實現自己的初衷，反而做了舊社會的殉葬品。是錯誤的意識，讓我父親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