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鄧子恢認錯遺失的孩子，妻子提議換回來，鄧子恢：沒必要

前言：

1949年，鄧子恢和林伯渠終於在組織的幫助下，找到了自己遺失多年的孩子。

鄧子恢

但在多年後，鄧子恢發現林伯渠的兒子與自己長得非常相像，妻子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他們意識到當年可能是認錯了，妻子想要換回來，鄧子恢卻說：「沒必要，都是革命的後代，不要換了！」

「你是紅軍留下來的兒子」

范宜德從小到大都對自己的生日無比糾結，母親說他是1934年出生的，至於10月的多少日期，她卻支支吾吾說不清楚。每當他要刨根問底地的時候，母親總是用其他話語轉移注意力。

九歲那年，范宜德進入了學堂。他記得那時家裡非常貧寒，一年到頭也攢不下糧食，父母總是將最好的留給他。父母一輩子沒有上過學，大字不識幾個，但非常希望他能夠通過上學發展出點名堂。

所以，儘管家中貧寒，父母還是將他供進了學校。他記得學費是一擔穀子，那相當於他們一家半年的糧食。父親當時在做米粉生意，每天沒有天亮就起床幹活，天微微亮站在街上叫賣。無論冬夏冷暖，感冒生病，一天都沒有落下。

范宜德心疼父母，哭着說「我不上學堂了。」對此父親總是說：「學費的事情無須你擔心，你只管念書就行。」范宜德將這些話記在了心裏，從此心無旁騖，專心念起了書。他的成績在同齡孩子中是頂尖，別人直誇他聰明，他父母臉上好像也沾了光。

可11歲那年，父親的突然離世給范宜德的家庭帶來了不小的打擊，他想要通過讀書來搞出點名堂的願望也徹底破滅。

父親去世後，家裡的重擔都壓在了母親一個人的身上。母親常年病着，范宜德實在不忍她操勞，於是自作主張退了學。母親知道後，非常痛心，但也無可奈何。

沒有生活來源，范宜德就去了一家鞋廠學藝，當上了童工。那段經歷記憶猶新，范宜德每天都要早上5點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給老闆倒尿盆、刷馬桶，然後就要上山砍柴、挑水，一整天都不能停歇。

生活條件也極其的差，不僅吃不飽，晚上也睡不安穩。和他一樣年紀當童工的還有很多，大家都擠在一起睡覺，冬天有時候連被子都蓋不上，夏天的時候又會被蚊子叮咬，日子過得苦不堪言。

范宜德說：「到那裡就是一個免費的勞動力，哪裡能學得了手藝？」可他回去也幫不上母親的忙，也只能繼續待在鞋廠當童工。就這樣，范宜德在鞋廠幹了好幾年雜活。

有一次，范宜德因為個子小還沒有扁擔和水桶高，當他用力挑水上台階的時候，一個不小心就被絆倒了，狠狠地沖台階上摔了下去，疼得他好幾天都沒辦法下地。他的母親非常心疼，決定讓他回家，死活都不願意讓他繼續留下來。

萬幸的是，在他母親的照料下，范宜德恢復得還算快，並沒有留下後遺症。

1949年，會昌解放，全國人民都在一片歡慶之中，范宜德卻發現自己的母親滿面愁容。他擔心地問母親怎麼了，母親只是搖搖頭，嘆了口氣返回了房中。范宜德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第二天，范宜德剛要出門，就被屋裡的母親喊住：「宜德，我有事跟你說。」母親表情凝重，像是要跟他商量什麼大事，范宜德感到一陣擔心，他正襟危坐等待母親接下來的話。

母親緩緩靠在椅子上，眼底微微烏青雙眼微紅，她伸出蒼老的雙手握住范宜德的，用顫抖的聲音說：「孩子，有一件事情我必須得說，無論我說了什麼，你都不太激動。」

范宜德點點頭，母親這才微微起唇將十幾年前一場分離死別的故事說了出來。

1934年，紅軍開始長征前，黨中央決定為了不影響行動，只有部分紅軍家屬可以跟隨，孩子都要留下。鄧子恢同志的愛人黃秀香剛剛生下一個兒子，交給了戰友林伯渠的夫人范樂春撫養，就匆匆離開了。

此時，范樂春也剛剛生下了一個男嬰，她將兩個孩子用布包裹着，深夜騎着一匹駿馬從瑞金趕到了會昌。范樂春的堂兄范美宏和郭發仔夫婦就在會昌居住，范樂春懇求他們一定要將兩個孩子養大成人，日後定來尋找。

收養孩子的范美宏實在養不起兩個孩子，於是就將其中一個身體較好的孩子送給了一對無兒無女的賴兆枝和滿姑夫婦，並取名為賴平亞。而范美宏留下了一個身體較差的孩子，取名叫范宜德。

范宜德不可思議地瞪大了眼睛，他被震驚得說不出話來，他沒有想到，為供自己上學而操勞過世的父親范美宏竟是自己的養父，而母親郭發仔是自己的養母。

郭發仔說：「你是紅軍的兒子。如今會昌解放，你的親生父母如果還在世的話，他們一定回來尋你的。到時候，你就跟他們去吧！」

母親的話就像一道道驚雷，深深刺激着范宜德，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是紅軍的兒子。親生父母還活着嗎？會來找他嗎？范宜德也不清楚。

「都是革命的後代，不要換了！」

1949年，會昌解放。自從范宜德從母親口中得知自己竟是紅軍的孩子，他就一直在腦海中想像着親生父母的樣子，但他從來沒有想過離開自己的母親。

而在武漢工作的鄧子恢，在聽說江西解放的消息後，更加思念失散多年的兒子。他寫信給駐紮在贛州的老鄉陳仁麟，希望他能幫忙尋找一下他和林伯渠的孩子。

林伯渠

除了一封信，鄧子恢還提供了一些線索，並將自己的照片寄了過去作為參考。其實，他早在日本投降後就拜託人找過孩子，但收養孩子的老鄉不敢確定來認孩子的人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特務，沒有人願意透露孩子的信息，所以想要尋找的難度變得非常大。

一天，會昌縣人民政府來了一位手提公文包的軍人。軍人從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和一張照片說：「我是受上級指示，來這裡尋求政府的幫助的。林伯渠同志和鄧子恢同志曾在會昌縣失散了兩個孩子，還希望政府能幫忙尋找。」

幾天後，政府工作人員就根據鄧子恢提供的線索找到了范宜德的家。范宜德起初並不想走，可他的母親卻說：「你走吧！你的親生父母肯定非常想你，不要挂念我，我很好。」在母親的勸說下，范宜德只能跟隨工作人員走了。

根據范宜德母親的指認，工作人員又找到了另一個男孩，賴平亞。

賴平亞當初被無兒無女的賴兆枝夫婦收養後，也是當做掌上寶寵着。無奈家境貧困，也只能讓5歲的賴平亞去放羊，但山路崎嶇，賴平亞沒有站穩跌下山坡，摔壞了一條腿。賴兆枝夫婦非常心疼兒子，帶上他四處求醫，雖然腿傷治好了，但走起路來總是有點跛腳。

范宜德和賴亞萍被一同送到了武漢，鄧子恢和現任夫人陳蘭熱情地招待着兩個孩子。鄧子恢問工作人員：「這兩個孩子哪個姓鄧？」此時，征戰沙場的首長此時也變得局促，小心地打問着。工作人員指着賴平亞說：「首長，他就是您的孩子，范宜德是林伯渠首長的兒子。」

鄧子恢高興地一把將賴平亞抱入懷中，失而復得的心情難以形容。當天晚上，鄧子恢就把這個喜訊發電給中央政治局的林伯渠。林伯渠聽到此消息，高興地一晚上都沒有合眼。

鄧子恢

當時，鄧子恢的夫人陳蘭就覺得范宜德長得更像鄧老，要求先為孩子們做血性化驗，但是鄧子恢卻沒有同意。鄧子恢說：「平亞從小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小小年紀就跛了腳，就算他不是我的親生骨肉，我也會將他養下去的。這件事，你誰也不要提。」

鄧子恢堅持人認賴平亞為自己的兒子，並改名為鄧蘇生。

1950年，范宜德被送到了北京，林伯渠和夫人朱明看到范宜德十分瘦弱，餓得營養不良。十幾歲的小夥子看上去像個學齡前的孩子，林伯渠很是心疼，摸着范宜德的頭憐愛地說：「孩子，你受苦了。我就是你的父親。」

范宜德看向林伯渠身邊的夫人朱明問：「您是我的媽媽嗎？」朱明心疼地說：「我不是你的媽媽，你的親生媽媽叫范樂春，她已經在戰爭年代去世了。」原來，當初黃秀香將孩子送走後，就壯烈犧牲了，而范樂春也患上了肺病，不久就去世了。

「但是我可以成為你的好媽媽，照顧你的。」朱明溫柔地對范宜德說。范宜德乖巧地點了點頭。雖然范宜德瘦弱，但長得十分精幹，林伯渠很是喜歡，就為他改名為林秉蘇。

1953年，鄧子恢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全家從武漢搬進了中南海，林秉蘇也跟着林伯渠在中南海居住，多年不見的兩家人又住在了一起。

而兩個孩子每當放學回來，都會聚在一起在中央領導所就餐的食堂吃飯，時間長了，中南海的領導人都認識了這兩個孩子。但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一下就看到了問題。

一天，朱德看着跑來跑去林秉蘇越看越像鄧子恢，便問鄧子恢：「你們兩家是不是認錯了，秉蘇跟你就是一個模子裏面刻出來的。」接着，朱德又打趣地問林秉蘇：「你是誰家的崽呀？」

朱德

晚上，鄧子恢的夫人提議將兩個孩子換回來，鄧子恢卻說：「沒必要，都是革命的後代，不要換了！」鄧子恢是一個無私的共產黨員，對於林秉蘇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他覺得並不重要，只要孩子過得好就行。

「她是農民的女兒」

鄧子恢並沒有為誰是自己的兒子這件事上心，但為了找出真相，中央辦公廳派人前往會昌進行再次核查。工作人員找到林秉蘇的養母郭發仔再一次詢問，這才弄明白了真相。

原來，郭發仔和丈夫范美宏送走賴平亞後，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堂妹，為了安撫范樂春的英靈，所以他們就約定將范宜德說成是林伯渠的兒子。

或許鄧子恢心裏也清楚到底誰才是自己的兒子，然而他並沒有產生過換兒子的想法。

1954年正月初一，全國上下沉浸在過年的歡慶熱鬧的氛圍中，每家每戶都團圓地坐在一起吃着年夜飯。林伯渠帶着林秉蘇去了鄧子恢的家中，林秉蘇禮貌地向鄧子恢拜年：「鄧叔叔，過年好！」

鄧子恢高興地從口袋裡掏出一把糖，塞到林秉蘇的手中說：「秉蘇是個好孩子，林老教育得很不錯。」林伯渠謙虛地說：「哪裡哪裡。我這次來是有件事情要與你商量。」林伯渠將鄧子恢拉過一旁神秘地說。

「什麼事？」林伯渠的表情一下子嚴肅起來，拇指不停地按壓着食指，似乎有些不知如何張口。鄧子恢見狀也嚴肅起來。

「中央辦公廳的人昨天來我家說了一些情況。秉蘇確實是你的孩子，蘇生是我的孩子。」鄧子恢似乎早就知道了此事，並未作聲。林伯渠又說：「我今天來，就是希望能夠將兩個孩子的情況向他們說明，看看他們的意思。」

鄧子恢

鄧子恢完全明白林伯渠的意思，點了點頭，將屋裡正在用飯的鄧蘇生也叫了出來，幾人手拉手走進了客廳。林伯渠看着兩個年紀相仿的小夥子說：「你們今天都20了吧！都長成大人了。」

林伯渠感嘆地說道：「時間過得好快呀，居然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今天我和鄧老要給你們講明一個歷史情況，之後需要你們自行選擇。」

兩個孩子互相看向對方，不明所以。林伯渠又說：「經過重新核查，林秉蘇你應該是鄧老的兒子。鄧蘇生你是我的孩子。」這個事實來得實在太突然，兩個孩子有些反應不過來。

林伯渠

看到兩個孩子的反應，鄧子恢緊接著說：「今天給你們說清楚，是想讓你們有知情權，也是我們作為父母的責任與心愿。如今你們已經長大，有自主選擇的自由，你們想跟誰就跟着誰，姓名只不過是一個符號，改不改由你們！」

「但是你們不能忘記生養你們的父母，要永遠記住他們。作為革命者來講，我們的責任是把你們培養成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你們是黨的後代，是紅軍的後代，不是私有財產，都是人民大眾的子女！」

這一番話後，林秉蘇和鄧蘇生面面相覷，都在心底暗暗下定了決心。真相大白了，所有人都認為兩個孩子將會認祖歸宗改名字，但兩個孩子誰也沒有這樣做，只是回到了親生父親的身邊。

林伯渠同子女、孫子女及親屬合影

鄧子恢和林伯渠兩家在中南海生活了很長時間，感情也非常堅固，再加上兩個孩子有剪不斷的關係存在，兩家大人對這兩個孩子都非常疼愛，視如己出，並沒有因為身世而引起爭端。

1957年，高中畢業後，林秉蘇報考了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鄧子恢卻希望他能夠學農業。但當林秉蘇收到師範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後，鄧子恢也並沒有說什麼。

當時林秉蘇並沒有能明白鄧子恢的良苦用心，只知道父親是一個非常熱愛農民的軍人。他經常能看到父親接濟過去對革命作過貢獻的人民群眾，對於那些來北京的，父親會毫不猶豫地將他們接到家裡來住。

1960年，國家進入困難時期，很多人都吃不上飽飯。鄧子恢帶領着全家參觀在北京展出的四川泥塑《收租院》。林秉蘇記得非常清楚，當父親路過一個插着草標的女孩雕像時，竟掉下了眼淚。

鄧子恢

之後，鄧子恢對家人說：「中國農民是最老實的，我們要愛護他們、珍惜他們。」這時，林秉蘇才明白了當年父親讓他選農業為專業的良苦用心。

在鄧子恢的影響下，林秉蘇明白了許多事情的對與錯、是與非，漸漸將父親的精神領悟明白，他毅然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鄧瑞生。父親說的沒錯，名字是一個符號，而「鄧瑞生」這個名字就是他對父親精神的延續。

大學畢業後，鄧瑞生把一個名叫高松秀的同學領回了家，自豪地對鄧子恢說：「爸爸，您和林老經常對我們講『幹部子弟不要老搞在一起，這樣會脫離群眾的，要和工農結合！』我今天就給您帶回一個兒媳婦，她是農民的女兒！」

鄧瑞生和林蘇生

儘管鄧瑞生是領導幹部的後代，但一直過得普通百姓的生活，他完美繼承了父親的精神，將發展農業作為了人生的頭等大事。直到退休後，也依然要盡自己所能地做一些事情，他是這樣說的：「我想參加扶貧工作，還想從事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