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如炬，信念如磐：延安五老的初心之路

2022年10月09日11:59:20 歷史 1324

文/梅興無

延安時期，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5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被稱為「延安五老」，分別尊為董老、林老、謝老、徐老、吳老。「五老」均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入黨的黨員，無論革命形勢和個人身份如何變化，他們初心永駐，共產主義的信仰始終不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價值追求始終不變。

董必武：「作始也簡，將畢也巨」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紅安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法學家，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家代主席。

1921年到1949年，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南湖到中南海，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走到最後，登上天安門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董必武從紅安奔赴武昌投入戰鬥，追隨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和反對北洋軍閥袁世凱的鬥爭。然而，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的黑暗讓他苦悶痛心，他開始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

◆董必武

1919 年 1 月，董必武赴上海向孫中山報告鄂西靖國聯軍情況期間，遇到被他稱作「我的馬克思主義導師」的好友李漢俊，聽了李介紹的俄國十月革命情況，看了李給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書刊，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這年3月，董必武旗幟鮮明地說：「中國的獨立，走孫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須走列寧的道路。」5月18日，董必武等在上海《救國時報》向全國發通電稱：「北代表猶袒庇賣國賊黨，不肯容納，是豈國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最早使用「初心」概念。此時，董必武已接受馬克思主義，從本質上看他的「初心」就是成立共產黨。1919 年秋，董必武回到武漢，創辦武漢中學，傳播馬克思主義。

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等在上海發起建立了第一個黨的早期組織，並積極推動各地黨的早期組織的建立。李漢俊專程到武漢委託董必武負責「共產黨武漢支部」的籌建工作。董必武與志同道合的好友陳潭秋等積極醞釀籌備。這時，陳獨秀又派早期黨員劉伯垂來到武漢，協助董必武工作。是年10月，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張國恩、包惠僧等舉行會議，成立武漢黨的早期組織——「共產黨武漢支部」。經劉伯垂提議，推選包惠僧任支部書記。

1921年7月中旬，董必武、陳潭秋作為武漢黨的早期組織的代表，抵達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7月23日，一大在李漢俊兄長李書城的石庫門公館裏開幕。在7月24日的會議上，董必武彙報了武漢黨的組織的籌建和本地區黨團的活動情況，得到了與會代表的肯定。

7月25日、26日休會兩天，根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建議，董必武與李達、張國燾組成起草委員會，起草《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及工作方案，並提交與會代表討論了3天。7月30日晚8點多，一大舉行第六次會議（閉幕會議），被法租界密探偵知。會議被迫休會，轉移到嘉興南湖的畫舫上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會後，董必武、李漢俊起草了給共產國際的報告，總結了大會討論的主要問題。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董必武始終牢記初心，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不動搖。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他多次身處險境，但都沒有動搖他堅持革命的意志和決心。在每一次緊要的歷史關頭，他都堅定站在偉大變革的最前列，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立下了豐功偉績，被黨中央褒獎為「中國共產黨的模範的領導者之一」。但他從不言及個人的貢獻，常說：「我是一塊抹布，黨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言之切切，虛懷若谷。

1956年春節，董必武來到一大會址紀念館參觀，親筆題詞：「作始也簡，將畢也巨。」此語出自《莊子·人間世》，說的是有些事情開始時極其微小，不被重視，後來卻發展壯大起來，成就了一番大事業。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真實寫照。

1963年12月，董必武為中共一大南湖會址題寫了一副楹聯：煙雨樓台革命萌生此間曾著星星火；風雲世界逢春蟄起到處皆聞殷殷雷。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從「星星火」到「殷殷雷」，是從這隻畫舫開始的。

1964年4月5日，正值清明雨紛紛時節，董老親臨南湖視察。他登上紀念船，心潮起伏，揮筆題詩一首《清明節游嘉興南湖煙雨樓》：革命聲傳畫舫中，誕生共黨導工農；重來正值清明節，煙雨迷濛訪舊蹤。

林伯渠：「革命一生無愧怍」

林伯渠（1886-1960），湖南臨澧人。是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共七屆、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04年春，林伯渠與湖南數十名官費留日學生一起由長沙乘船，經武漢、上海前往日本留學。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林伯渠參加了這次會議，後經黃興、宋教仁介紹，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從日本學成歸國後，林伯渠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同許多愛國志士一道，參加了同盟會組織的一系列革命活動。但革命一再遭到挫折、失敗，國家還是那樣混亂，人民還是那樣困苦，他感到苦惱、迷惘。

◆青年林伯渠。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林伯渠遭到袁世凱的通緝，他被迫流亡日本，與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留學的李大釗相識。李大釗的老師是馬克思《資本論》的日文譯者河上肇，受其影響，李已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還與幾位同學組織了反袁團體中華學會。此時，林伯渠與易象等好友也組織了一個反袁團體乙卯學會。林伯渠多次訪晤李大釗，兩人商定將兩個團體合併為神州學會，公推李大釗為評議長，林伯渠、易象為幹事。從此，林伯渠與李大釗成為摯友，使林伯渠有機會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回國後，兩人經常通信，交流彼此的情況。李大釗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及報道國際共運的書刊、小冊子寄給林伯渠。林通過這些材料的學習，逐步認識了馬克思主義並日益堅信它是拯救中國和人類的唯一真理，自此終生不渝。

1920年，林伯渠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協助孫中山工作，經常往來於上海和廣州之間。秋冬之際，他接到李大釗從北京的來信。信中提到陳獨秀已在上海發起組織共產黨，李漢俊、沈玄廬、邵力子等人都參加了。李大釗和張國燾、張申府也在北京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信中還介紹林伯渠去會見在上海的陳獨秀。這年的初冬，林伯渠在上海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與陳見面，並拿出李大釗的舉薦信交給陳，李表示希望陳和他本人作林伯渠的入黨介紹人。就這樣，1921年1月，由李大釗、陳獨秀介紹，林伯渠加入了上海黨的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58名早期黨員之一。

林伯渠說，自己是「感於國內廣大勞苦群眾之受壓迫與受十月革命之影響」而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又說，「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後經過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於是慢慢地從痛苦的經驗中，發現了此路不通，終於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

◆林伯渠在延安窯洞里辦公。

1922年，國共兩黨開始醞釀第一次合作，當時林伯渠擔任國民黨中央總務部長。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制訂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這一過程中，中共的主張是經過林伯渠向孫中山轉達的，他還安排李大釗、陳獨秀同孫中山會晤。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特使同孫中山的一些會談，也是由李大釗通過林伯渠聯繫的。1924年1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定了國共第一次合作。林伯渠在這一歷史性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曾經稱讚林伯渠：「在歷史進程中，你總站在革命的最前線。」這是對他最中肯的評價。八一南昌起義，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延安10多年艱苦的堅守，他始終走在革命最前列。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親自選定，由林伯渠擔任開國大典主持人，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林伯渠逝世後，陳毅作詩悼念，盛讚林伯渠「革命一生無愧怍」。

謝覺哉：「為黨獻身常汲汲，與民謀利更孜孜」

謝覺哉（1884-1971），湖南寧鄉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1919年，家鄉兵匪混戰，謝覺哉在日記中感嘆「匪將益肆，兵難解嚴」，而「所苦者民也」；目睹富人富、窮人窮的吃人社會，他在日記中憤然寫道：「同是人類而享受的生活，相差總有百千萬級……天定歟？！人定歟？！吾心殊怦怦然動……故我們宜求普遍的改造。」願為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而奮鬥的初心躍然紙上。

◆青年謝覺哉。

1920 年8月，經何叔衡介紹，謝覺哉到長沙主編《湖南通俗報》，結識了毛澤東並接受了其提出的辦報主張，對該報從內容到形式都做了很大的改革，抨擊軍閥統治，宣傳民主新思潮。1921年1月，由毛澤東、何叔衡介紹，謝覺哉加入新民學會，抱定與他們一起致力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決心，從此也走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道路。1925年，經何叔衡介紹，謝覺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謝覺哉說：「我就是這樣於40歲以後踏進了一條偉大而又艱險的革命大路，且似乎有準備地踏進了這條路。」他寫信告訴家人：「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許黨。」

謝覺哉從長沙，到洪湖，奔瑞金，抵延安，赴蘭州，駐西柏坡，進北平，風雨兼程幾十年，面臨被捕被殺的危險，面對充滿艱難險阻的長征路，「雖九死而猶未悔」，歷經劫難卻始終初心不改，經受住了種種考驗，用生命踐行「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一生「為黨獻身常汲汲，與民謀利更孜孜」。

1933年，謝覺哉進入中央蘇區，給毛澤東當秘書。工作之餘，他陪毛澤東在沙洲壩村散步，看到沙洲壩缺水，老鄉擔水要走好幾里路，他與毛澤東一起為老鄉找水源、挖水井，並第一個破土。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也參加了打井勞動，很快就打出了一口水井，解決了老鄉吃水難的問題。1950 年，為銘記毛澤東的恩情，老鄉們在井邊立了一塊石碑「吃水不忘挖井人」。

◆1947年，謝覺哉和毛澤東在陝北佳縣神泉堡留影。

新中國成立後，謝覺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家鄉的親人想到北京投奔他。他在給兒子的回信中語重心長地說，自己是個「焦官」。「焦官」是湖南方言，指不掙錢的官。他指出，「當官如果為了掙錢，天下則大亂；當官如果不是為了掙錢，天下就大好。」還賦詩一首：「你們說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來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周老倌」是同村長工，他把自己比作為人民服務的「長工」，早起晚睡，以為黨和人民多做事、做好事為己任。

1949年至1950 年發生大水災，災情涉及全國 16 個省。謝覺哉提出「不許餓死一個人」，下撥一筆又一筆救災糧款。他曾兩次到山東視察災情，還到河南、河北、湖北、陝西、四川、廣西等省，協同當地政府安置災民。根據他的建議，在全國開展社會互濟和節約運動，中央各機關半年多時間捐款12億元，糧食39萬斤；華北軍區6個月即節約糧食300萬斤。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努力，控制了全國的災情，度過了嚴重的春荒。

1956年5月，謝覺哉到延安訪問。在醫院他看見住院病人的家屬都在病房門口自己生火做飯，便叮囑秘書了解一下情況。原來是住院費、生活費過高，群眾難以承受，只好各自開伙。謝覺哉分別向延安地委、專署，陝西省委、省政府負責人談了這一情況。群眾住院費用高的問題得到控制，病房門口再沒有爐灶冒煙了。謝覺哉專門給毛澤東寫信，建議中央解決陝北人民的負擔問題。毛澤東給謝覺哉回信，稱讚他重訪延安做了一件好事。

1959年春，謝覺哉率革命老區慰問團到井岡山。他在參觀革命遺址時，指着毛澤東當年睡過的門說，過去條件差，毛主席睡木板，現在當了國家領袖還睡木板。這就是「懸樑刺股」，他帶頭髮揚井岡山精神。他進一步說，中國「官本位」的遺產很容易被繼承，從古代到民國都是如此。我們共產黨人不能當官做老爺，要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宗旨。

徐特立：「一本沒有字的教科書」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長沙人，傑出的革命教育家，中共第七、八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中年齡最長者，曾當過毛澤東的老師。進入不惑之年之時，徐特立已是湖南省知名教育家。他原本可以領一份穩定的薪水過安定的生活，可他為了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1919年，42歲的他在「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識」的情況下，前往法國勤工儉學，直到1924年7月才回到祖國。

◆赴法勤工儉學的徐特立。

1926年，隨着北伐戰爭的勝利推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迅速興起。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他回家鄉調查農民運動。此行使他感觸良多：「我下鄉住一個星期，使我從18歲到50歲以來的思想整個革了命！我過去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組織的農民對於中國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讓徐特立認識到共產黨是為人民利益奮鬥的黨。1927年，在國民黨瘋狂屠殺共產黨人的腥風血雨中，年過半百的徐特立找到了過去的學生、中共湖南省委負責人李維漢，義無反顧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派人勸他不要跟着共產黨走，他大義凜然地說：「我知道跟着共產黨，有殺頭的危險；但跟着你們，只能遺臭萬年。」陸定一稱讚他入黨是「一本沒有字的教科書」。

徐特立以57歲的年齡參加了長征，是長征隊伍中最年長的一位。紅軍血戰湘江時，損失慘重。徐特立不顧身體衰弱，強撐着爬到山坡上，揮舞着胳膊，鼓勵戰士們堅持下去。這如同一股暖流溫暖着、鼓舞着年輕的紅軍戰士，他們看到快60歲的徐老都這麼堅強，都奮不顧身地投入新的戰鬥。

長征路上，組織為他配了一匹馬代步，但他的馬卻成了傷病員的公用馬。兩萬五千里長征，徐特立騎馬的里程不超過3000里，剩下2.2萬里都是走完的。

長徵到達陝北後，徐特立立即開始着手邊區的教育恢復工作。一天，他穿着破皮襖，腰系一根繩子去一所學校聽課，學校的教師以為他是紅軍的馬夫，沒在意。次日，徐特立又同董必武、馮雪峰一起去聽課。馮雪峰向教師們介紹了徐特立，教師們這才知道，這位穿着樸素的「馬夫」竟是邊區教育部部長。有首小詩描述他在延安時的儉樸生活：「延安諸老惟公特，生活簡單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補綻，自煮瓜果充糧食。」

◆1937年夏，徐特立在延安。

1937年，中央破例給徐特立祝賀60歲誕辰。毛澤東在給他的賀信中寫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當革命失敗的時候，許多共產黨員都離開了共產黨，有的甚至跑到敵人那邊去了，你卻在1927年秋天加入了共產黨，而且取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的。」並稱讚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此時，徐特立作為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代表，已奔赴湖南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新中國成立後，徐特立依舊保持節儉的作風。他的大衣還是延安時穿的舊大衣，四處都是補丁。秘書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說徐老，換一件吧。他搖頭說：「你沒看到農民一件棉衣都要穿一輩子？我這才穿幾年？」後來他同意添置一套毛料制服和一雙皮鞋，但也只是在他出席一些重要宴會和參加外事活動時穿。

徐特立住在北京香山時，很少一個人坐小車。他跟警衛員算過一筆賬：汽車、汽油是用實物或黃金從國外進口的，從香山到城裡，來回幾趟就把一個中農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後來進城居住，他還常常以步代車。

徐特立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時，與部分工作人員住在一起，房子又舊又擠，孫輩回家只能睡在辦公室的地板上。組織準備給他蓋一座房子，徐特立拒絕了：「組織的心意我領了，但人民還那麼窮，給我蓋房子，我能住得安心嗎？」後來國家經濟狀況好轉，經多次說服，並將修建費砍掉了1/2，他才勉強同意。

1957年，徐特立80大壽，他的親朋故友決定給他擺壽宴，可他說：「這麼大吃大喝，不是給我徐特立臉上抹黑嗎？」正好他要到湖南開人大會，就乘機「逃」了出來。可到了長沙，親朋故舊更多，排場比北京還要大，他態度堅決：「這壽辰我不能過，過了就對不起人民。」就買了張去廣州的票，他的80大壽，就是在列車的隆隆聲中度過的。

毛澤東稱他是「堅強的老戰士」；劉少奇說「共產黨擁有徐特立，是莫大的光榮」；周恩來說他是「人民之光，我黨之榮」；朱德稱他是「當今一聖人」。

吳玉章：「一輩子做好事」

吳玉章（1878-1966），四川榮縣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中國人民大學的創始人，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17年。

1906年，吳玉章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民國初建，四川軍政府派吳玉章為四川代表前往南京。時南京臨時政府已成立，內務部次長居正見到他就說：「可惜你來遲了，各部次長位置已經沒有了。內務部的司長參事隨你選擇一個。」吳玉章聽後十分鄙視，說：「我們革命不是為做官而是為了推翻清朝統治，使國家富強起來。」後任大總統府秘書，助孫中山先生建政。

辛亥革命失敗後，吳玉章於1913年赴法國留學。1917年回國後，吳玉章在北京創辦留法儉學預備學校，選送留法學生近兩千人，周恩來、鄧小平、王若飛、陳毅、聶榮臻、趙世炎、蔡和森等留法學生，後來都成為中國革命的棟樑。

◆青年吳玉章。

五四運動時期，吳玉章接受社會主義思想。1922年到1924年任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四川大學前身）校長，保護全省學生聯合會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活動，使這所學府成了當時成都進步勢力的大本營。與惲代英、楊闇公等人創辦《星期日》等刊物，宣揚新文化、新思想，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還派人深入到工人、農民中做宣傳工作，在當地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惲代英在瀘州被捕後，吳玉章立即去電保釋，並聘請惲代英到校任教。

1923年秋冬，劉伯承在成都治傷。困擾着他的不僅是身體的創痛，更多的是對前途的憂慮。吳玉章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處，一邊探視病情，一邊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還介紹劉伯承結識了楊闇公。在吳、楊二人的影響下，劉伯承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1925年，吳玉章在北京經趙世炎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曾說：「我入黨時已經47歲，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進的……我找了將近30年，經過失敗，勝利，再失敗，直到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以後，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一條光明的大道。」

按照黨的指示，吳玉章從事統戰工作並參加北伐。後參加南昌起義，任革命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大革命失敗，遵黨指示赴蘇聯，在蘇聯東方大學等校學習、任教，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1938年回國參加民族抗戰，被選為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奉黨之命，前往國統區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當年年底，在國民參政會後，蔣介石趁機拉攏他說，你是老同盟會、國民黨的老前輩，還是回到國民黨來吧。吳玉章斬釘截鐵地回應：「我加入共產黨是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深知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正確道路，對於這一點，我是不動搖的，決不會二三其德！」蔣介石啞口無言，悻悻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