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了馬烽 ▏憶馬烽——紀念馬烽百年誕辰

青年馬烽

趙樹理和馬烽是全國公認的山西「山藥蛋派」領軍人物。馬老是著名小說家，也擅長於寫電影劇本。革命戰爭年代、建國初期、「文革」之後，他都留下膾炙人口的力作。《呂梁英雄傳》《我的第一個上級》《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淚痕》等，至今仍深深留在廣大群眾的欣賞記憶里。

馬烽在參加勞動

和名聲如雷貫耳的大作家在一個班子里工作，起先我有點忐忑，覺得應當用仰視的目光看他。一見面，卻怎麼也仰視不起來。他一點也沒有大作家的派頭，那穿着、那氣度，就像一個農村基層幹部。接觸幾次之後，我覺得他就是一位長者、親人、同志，和他說話不需要任何顧忌，有什麼心裏話，都可以向他掏出來。作為黨組書記，他免不了經常主持會議、講話。在我的印象里，馬烽的講話都很簡短，最長的超不過二十分鐘。沒有套話，沒有拿腔拿調，幾句很通俗的話，就把問題的要害講清楚了，既講原則，又通情達理，還滿帶幽默。這是長期「修鍊」的結果，煉到了爐火純青。我感到，他是一位很有水平的領導人。

馬烽與陳永貴

馬烽在作協幹了許多重要的事，有些事大家知道，有些事一般人不知道。譬如蓋新的辦公大樓，不是在他手裡完工，卻是由他辦好手續，打好基礎。「文革」前中國作協和中國文聯同在王府大街一座小樓里辦公。「文革」中，文聯和各個協會被撤銷，辦公樓也被其他單位佔了。1978年作協恢復運轉，沒有辦公地點，從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一直在沙灘北街二號借紅旗雜誌社大院里的空地蓋幾排簡易樓辦公。八十年代初，文聯、作協、《文藝報》三家聯合在農展館南里蓋一座新樓，但只有作協下屬幾家報刊出版社在裡頭辦公，作協機關仍在沙灘北街的簡易樓里。馬烽到作協任職後，馬上着手解決辦公樓問題。他從山西省政協調來原秘書長楊宗，任中國作家協會辦公廳主任。楊宗一到北京，就全力抓辦公樓建設。找地方、搞搬遷、打地基，向上級機關打報告、申請批款，這一切都是在馬烽領導下完成的。有人說，幹了一年多，只挖了個坑。其實，把地面上的住戶遷走，打好地基，是一件很艱難、很費時日的工作。再譬如說，魯迅文學獎，雖然第一屆獲獎名單在1997年頒佈，但設立這個獎項，卻是在馬烽領導下確定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宣部下文，認為全國的文藝評獎大多太濫，需要壓縮。馬烽召開黨組會並和書記處的同志反覆商量，經黨組議定，把除長篇小說茅盾文學獎以外的幾個項目合併，叫「魯迅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獎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合辦，沒有併到魯迅文學獎中來，仍保持原來的名稱。確定之後報中宣部，得到中宣部批准。魯迅文學獎後來擴大了評獎項目，原來沒有翻譯獎，這個項目是下一屆黨組、書記處確立的。

晚年馬烽伏案寫作

馬烽的廉潔是有口皆碑的。1991年，國務院下達通知，讓有關單位評「有突出貢獻專家」。作家協會最後報了八個人。管幹部的同志原以為，以馬烽的創作成果和群眾影響力，上他的名字是毫無問題的。但馬烽堅決不讓列他的名字。他是大作家，卻沒有享受國務院的特殊津貼。作協外聯部每年要安排十幾批人出國訪問，以馬烽的國際影響力，他應該率團出訪，但在他任黨組書記期間，一次也沒有出過國。他的提前離京，也和他的廉潔很有關係。按照政策規定，他從山西調到北京工作，國管局或中國作協應當在京給他分房子。何況他在山西就是省政協副主席，應按相應的級別給他分配很寬敞的房子。馬烽堅決拒絕分房子，在魯迅文學院要了兩間小房，夫妻倆開電爐做飯過日子。魯院自己沒有鍋爐房，冬天靠旁邊的一個工廠供應暖氣，作協每年向工廠交一定數額的取暖費。這個工廠快要倒閉了，不少工人已經不來上班，暖氣燒得有一搭無一搭，魯院的宿舍很冷。馬烽年事已高，經不住長期受寒。他過去有哮喘病，來京後此病加劇，久治不愈。常年被這個病困擾，馬烽覺得跟水土不服有關係，只好回山西居住，但仍關注着北京的工作。離開北京的時候，他怕打擾作協的幹部群眾，沒有通知任何人。我和丁玲的原秘書王增如從司機那裡打聽到消息，趕到十里堡送他上車。後來我曾多次到太原看望這位老領導。他曾給我來信，建議及時籌備、召開五次作代會，要我向上級領導機關反映。馬烽最後死於哮喘病，我想起了就痛心，我們在京沒有照顧好老人家。有一次我和張平聊天，他說，馬烽是一個很純粹的人。我非常有同感。2004年元旦過後，馬烽病重住進醫院。臨終前，正是春節前夕。馬烽告訴醫生和家人，想辦法把死期拖到春節後，如果做不到，也不要在春節期間外露消息，等過了春節再公布死訊，以免干擾他人過春節。聞聽此事，我潸然淚下。這就是馬烽，臨死前還為他人着想。接到噩耗，我填了一首《踏莎行·別馬烽》：

滿腹華章，一身泥土。丹青只為黎民譜。村夫走卒入文心，窮鄉僻壤傳佳著。

三晉含悲，九州籠霧，斯人已赴馬翁處。音容笑貌夢依稀，高風亮節心頭駐。

來源：太原市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