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91年懸案至今無解：林彪堂兄之死，究竟是不是王明借刀殺人？

2022年09月14日00:50:19 歷史 1856

1898年12月15日，林育南出生於湖北黃岡回龍鎮林家大灣。林育南出生的時候，家境還算比較殷實，家中有田有地、有染鋪等產業，因此，出生後接受了比較好的教育，林育南也很爭氣，考入了當時的重點學校武昌中華大學附中部（今華中師範大學）。

在這裡，林育南遇到了改變他一生命運和軌跡的貴人-----惲代英。

惲代英是江蘇武進人，生於湖北武昌。青年時代的惲代英才氣出眾、文筆犀利，武昌中華大學畢業後，在母校的極力挽留下，惲代英義無反顧選擇留校任教，出任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主任。

在任教期間，惲代英不僅積极參加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而且還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在他的努力宣傳、熏陶之下，惲代英很快成為林育南的革命領路人。

而林育南參加革命之後，又在他的帶動之下，堂哥林育英也走上了革命之路，這個時候的林彪也才剛從武昌共進中學畢業，便決定投筆從戎，報考黃埔軍校，在林育南、林育英的支持下，林彪考入了黃埔四期，成為了日後名震寰宇的一代戰神。

林育南投身革命後，先後出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部長和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及代理省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秘書長、中共中央《紅旗日報》主編、全國蘇維埃中央準備委員會秘書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等重要職務。

在1927年7月之前，中國仍處於大革命的高潮，林育南經常與劉少奇、李立三等人並肩作戰，發動工人採取大罷工的模式，為驅逐資本家、打倒帝國主義列強不懈抗爭。

然而，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陷入低潮，而此時由李立三把持的中央繼續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試圖將蘇俄「城市暴動論」完全照搬到中國來付諸實施。

面對一次又一次群眾革命運動被國民黨反動派當局血腥鎮壓，林育南認為再這樣下去，中國革命不僅很難取得成功，而且越來越多人將會白白流血犧牲。

於是，林育南多次向李立三諫言，希望他能充分考慮中國國情，再對症下藥。可此時的李立三完全執着於蘇俄的「城市暴動論」說，壓根兒就聽不見去林育南的忠言相勸。

無奈之下，林育南只得退而求其次，與黨內的羅章龍、林育英、張昆弟等人交換意見，以取得共識，藉此抵消李立三錯誤的消極影響。

沒想到，林育南的做法不僅沒有引起李立三的自我反省，反而李立三以妄議中央的莫須有「罪名」對林育南等大加批判和指責。

此後，李立三在「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上越走越遠，並在1930年6月他的操作之下，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至此為止，所謂的「立三路線」已然定格了下來。

當時的「立三路線」有多不切實際呢？其中有一條就是「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這個時候中國革命裡頭的工人階級實力並不強大，人數也遠遠不如農民多，如果拋開彼時佔據全國人口多數的農民於不顧，而把主要力量放在搞工人暴動上面，強力推行「城市暴動論」，最後的結果必然會導致革命暴動不僅不會取得成功，而且還會加劇革命快速走向低潮。

對於這種即將可能面臨的結果，這個時候的林育南看得很清楚，他依舊如前番一樣，繼續向李立三諫言，而此時，其他共產黨人也紛紛意識到了「立三路線」所帶來的巨大危害，於是越來越多人勇敢地站起來，表示明確反對這個不切實際的政治革命路線。

在一大批共產黨人的紛紛表態之下，六屆三中全會召開，「立三路線」由此正式結束。

但「立三路線」的結束，就意味着中國革命從此就步入正軌，走上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光明大道了嗎？

恰恰相反，不僅沒有，接下來反而越走越離譜！

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不久，次年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這次的會議是由共產國際代表，斯大林最為信賴的重臣之一米夫主持召開的。

王明是米夫的得意門生，又是食古不化完全主張以蘇式教條經驗為底色搞中國革命的「忠實信徒」，所以，為扶王明上位，米夫處心積慮將相當部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排除在了會議之外，這場看似正常卻無不透露出詭異氣息的大會，在黨史上因此有着「小文革」之稱。

六屆四中全會後不久，走了一個李立三卻又上來一個王明，如果說李立三推行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是改良版的「城市暴動論」的話，那麼王明所接下來所推行的完全就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機械蘇式經驗主義。

在王明的一番神折騰下，原本就已經受挫的工人運動，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敗，甚至波及到了全黨其它工作，嚴重的時候都已經讓臨時中央快無法立足上海了。

看着革命日漸陷入低潮，林育南聯合其它共產黨人另外召開會議，並發表了反對王明的《告同志書》旗幟鮮明地反對王明主導的錯誤路線。

林育南等人的舉動，自然為王明等人所不容。

所以，在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何孟雄等，在上海召開會議之際，原本十分隱蔽的會場卻突然被國民黨軍警包圍，林育南、何孟雄、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李偉森等三十多人紛紛被反動派當即逮捕入獄。

半個多月後，林育南等人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槍殺於上海龍華。

對於是誰出賣了林育南這個問題，至今仍舊有着不盡相同的認知，這個黨史上的91年的懸案到現在依然撲朔迷離。

有人說林育南被害是王明「借刀殺人」乾的齷齪勾當；也有人說出賣林育南的是王掘夫；更有人指出是康生。

首先我們來說說王明。

根據《人民日報》刊發的文章《30年代黨史謎案：王明還是康生誰出賣了林彪堂兄？》一文指出：

王明等人當時已獲知國民黨特務在東方旅社密布網羅，與會者隨時會有被捕的危險。不久又確有與會者被捕的消息傳來，王明等人竟無動於衷。在有人提出應予營救時，王明指示靜觀其變，讓江蘇省委和中央都不要插手，他甚至不無幸災樂禍地說：「這是他們反黨反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必然結果，是咎由自取。」

而在林育南壯烈犧牲後，王明仍然毫無悲憫之意，繼續向烈士身上潑污水，說他們雖然死了還是要清算他們的錯誤云云。

據陳修良在《潘漢年非凡的一生》一書中回憶：林育南等被捕後，「大家聽到這消息都很着急，只有省委書記王明的態度非常冷漠，說什麼這是『咎由自取』，說這批人是『反黨的右派分子，進行反黨活動才被捕的』。

他幸災樂禍的表情，引起大家的憤慨。潘漢年執拗地問他：『怎麼辦？』王明這才指着潘漢年說：『你去調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說：『此事要同中央商議，省委不要管。』」在相關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同陳紹禹談話記錄》的文件中，也有當時中共江蘇省委給獄中支部書記的指示，赫然寫着：「別把反對派列入自己的組織。」

從王明一系列幸災樂禍和一句句冷血的表態中足可窺見，儘管沒有證據明確指出是王明幕後指使，但顯然王明具備最大的嫌疑。

不過，也有人不同意這個觀點的。

據陳賡內線的諜報資料顯示，出賣林育南的極有可能是王掘夫。

王掘夫是名副其實的「留蘇派」，在蘇聯時期就與王明打得火熱，可當他回來後，此時掌權的是李立三，王掘夫得不到重用，只是管管理財工作，後來他又因為貪腐，被李立三調離中央，並給予了紀律處分。

心懷不滿的王掘夫於是佯裝擁護羅章龍等人，在騙取他們的信任後，便乘機出賣了自己的同志。

這個說法有不少漏洞。

將叛徒歸咎於王掘夫一人，似乎並不能讓人完全信服。因為根據當時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則，似乎一人難有如此作為，加之被捕者都是清一色反對王明的人，則不能不使人產生其他的懷疑。

然而，當文史專家和學者繼續糾結在到底是誰出賣林育南等人時，多年後，伴隨着康生問題被揪出來，王雲程（時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則指出，康生才是幕後指使者，並聲稱：「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個追隨者，都是死於趙容（康生的名字）領導下的……」

有文史專家研究後認為：隨着王明逐漸得勢，康生把政治賭注壓在了王明一方，而王明當時畢竟是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權的，在內部沒有十分強的威望，於是，王明把康生納入中央委員名單，康生為表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便出賣了林育南等人。

可惜的是，由於王雲程在當年被康生一手提請處決，讓這一切都死無對證，變得愈發撲朔迷離了起來。

所以，即便至今91年，這樁懸案依然懸而未解。那麼，林彪堂兄林育南之死，究竟是不是王明借刀殺人呢？

如果僅僅綜合上述三派的觀點來分析，無疑，王明就是幕後最有嫌疑的人，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裡有兩個權威觀點可供參考。

第一就是林育英（張浩）臨終前對林彪的遺言。

1942年林育英病重，剛剛從蘇聯回來的林彪收到消息後，急急忙忙從西安趕到了延安。

林彪一見到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的林育英，不由得傷心落淚地喊了聲：「八哥！」（註：林育英在家中排行老八，故林彪習慣稱呼其「八哥」）。

隨後，兄弟二人詳談了很久，在最後，林育英就告訴林彪，說他最放心不下的事情就是林育南的冤案。

他說：

「我們林家三兄弟參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實際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總惦記着這件事。近來，我與關嚮應同志多次談過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反映過，希望黨中央對他和何孟雄、李求實等同志的問題重新作個結論。黨中央已經在考慮這個問題。你回來了，要把這件事與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再談談。育南是我黨最早的一批黨員，才華橫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

從這席話可見，林育英認為堂弟林育南之所以被國民黨軍警殺害，其主要原因是因為被「王明迫害而死」。

實事求是地說，林育英參加革命雖在林育南之後，但在黨務這塊兒卻是出類拔萃，因此他能有幸成為共產國際代表，並深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信任，並且，後來他長途跋涉從蘇聯途徑蒙古回到陝北後，在沒有共產國際的明確指示之下，出於挽救局勢和維護毛澤東的地位，他毅然決然以一己之力說服了妄圖搞分裂的張國燾，以至於本來憑藉著兵強馬壯優勢的張國燾，瞬間從優勢變成了劣勢，就連張本人也取消「偽中央」後不由得驚呼：「幾乎是一夜之間整個世界都改變了」。

由此可見，林育英不僅為人忠厚，而且才智雙全、一心向黨，他的這席話斷然也不會是無中生有、斷章取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