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之戰、忻口戰役、棗宜戰役相繼戰敗,全中國抗日情緒明顯低落。
在日軍「燒光,殺光,搶光」政策的引導下,對游擊區和抗日根據地逐漸蠶食,形成所謂的「囚籠」,企圖摧毀根據地和抗日武裝。
1940年8月,彭德懷元帥帶領紅軍主動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百團大戰,在這片黃褐色的土地上完成了「一雪前恥」的目標,實現了「從師到團,從團到連,縱橫上千里,你扒鐵路,我炸橋樑,你攻車站,我拿礦山」的大破襲。
然而,在後來有人處心積慮,提出疑問:發動消耗了巨大人力物力財力的百團大戰,似乎並沒有得到中央軍委的正式批示,或者說是前線指揮員背着中央,擅自發動的破襲戰,事實真的如此嗎?
(一)戰爭的緊迫性
1940年,德國法西斯橫掃歐洲戰場,英美深陷其中,被牽制無暇東顧。日軍因此氣焰更加囂張,急於實現「東亞共榮」的想法,對着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進行狂轟亂炸。
政治上軟硬皆施,採取誘降政策。棗宜會戰中張自忠將軍身中16槍,壯烈犧牲,蔣介石抱棺痛哭,也導致了整片國統區的上空瀰漫著妥協和悲觀的陰雲。
經過了九年的艱苦抗戰,抗日戰爭陷入了最困難的戰略相持階段,反觀共產黨領導的華北抗日根據地,也被日軍圍得水泄不通。
他們制定的囚籠計劃十分周密,推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據點為鎖的包圍圈,形勢十分嚴峻。
在聽取完左權彙報的工作之後,彭德懷元帥憂心忡忡。
隨着日軍針對游擊戰的囚籠政策的實施,據點陡然增多,使得八路軍的行進路線一再變化。
完整的根據地也只僅存兩個縣,依靠佔領的鐵路和公路線,日軍修建更多的炮樓和碉堡,讓擅長游擊的八路軍生存空間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毛主席也認為,短時間內經歷了這麼多敗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穩,如果還不來一場重大意義的勝利,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不管是在軍事還是政治上,高層領導和下級官員都一致認為,八路軍在敵後迫切需要一場相當有影響力的行動。
彭德懷對於衝破囚籠的方法,只有一句話,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雖然很多了解彭德懷元帥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氣不好,倔強而且固執,但他絕對不是魯莽之輩,否則主席也不會給予「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極高評價。
他望着牆上碩大的地圖,屬於八路軍的活動範圍只在幾個很小的範圍,他提出了「百團大戰」的基本想法:多點出擊,全面開花,把囚籠打的稀巴爛。
但是左權立馬制止了他衝動的念想,認為這種一擁而上的打法,無疑是將自己的全部實力暴露給敵方,在牌局上,往往誰先亮出底牌,都會首先陷入被動。
但是彭德懷怎麼會不知道這一點?他只是着急,着急於囚籠政策像絞索一樣,在身上越套越緊,直到窒息而死。
眼下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一個更大的動作來鼓舞人心,證明中國人還沒有放棄。
(二)程序的合理性
7月22日,朱,彭,左權下達《戰役預備命令》。
這裡要注意一個細節,《戰役預備命令》在眾人的商討下已經成為「命令」,這個命令不用必須經過中央軍委的正式批准。對於軍委而言只是「抄送」而已,上級領導機關閱後存檔,部署和組織戰役可以由前線指揮官親自安排。
所以不管是軍委還是毛主席,對於此次《戰役行動命令》不做批複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程序。
其中規定以不少於22個團的兵力必須把正太鐵路拿下,這是華北交通線上的重要戰略運輸線之一。
8月8日,朱德、彭德懷、左權下達《戰役行動命令》,部署了其他軍區和師團需要擊破的公路段。
實際上這兩個文件都是下發給了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鄧小平等主要負責人,並且精確到了每個人帶領隊伍的各項任務。然後再報告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並且得到了正式肯定,主席對於此事自然是瞭然於心的。
他和彭德懷元帥都是湖南湘潭人,作為老鄉一起共事多年,多少次置之死地而後生,讓兩人積累了足夠的默契,他說:「老彭這個人,想不好不會說出口,說出口了必做,那就讓這場大戰開始吧!」
顯然,在那個特殊年代,關於前線指揮員背着中央擅自發動了百團大戰這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有些人一口咬定,百團大戰的計劃在中央軍委那裡沒有得到正面批示,但其實這裏面才真正包含着主席的大智慧和良苦用心。
1938年5月,毛主席根據自己多年游擊戰的經驗,撰寫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其中明確寫道:「……干涉到下級的具體事項,例如戰役戰鬥的具體部署等等,同樣是有害的。因為這些具體事項,必須按照隨時變化隨地不同的具體情況去做,而這些具體情況,是離得很遠的上級機關無從知道的。這就是戰役和戰鬥的分散指揮原則。」
主席的意思已經非常明確了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是最重要的戰爭策略。分散性指揮原則可以給前線指揮者提供更加靈活多變的方針,去應對瞬息萬變的戰場。
如果要讓隔着一段距離的上級機關了解得面面俱到,這顯然不可能,干涉到下級的具體事項,具體部署是同樣有害的,反而像在幫倒忙。
主席深知這一點,所以早在兩年前,就已經寫出了理論依據,對於前線指揮官的所有軍事命令,既然選擇了將兵權下放給他們,那就要無條件相信他們的決策。
(三)戰爭的正確性
理論引導實踐,當具體到百團大戰的決策,聶榮臻元帥曾經說過:「像這種破襲正太路或者平漢路的游擊戰,打得數不勝數了,可以說是我們的日常工作了,所以不會涉及到什麼戰略問題,而且對於這種作戰計劃,我們上報給了中央軍委,他們也沒有反對,這場仗必須打。」
後來事實也證明,雖然一改平時抗日戰場上小規模的游擊戰,換成了眾多兵團在廣闊的一大片區域里一同作戰,但是這個決策無疑是正確而偉大的。至少做到了一箭三雕。
首先,打破了日軍想要困死八路軍的企圖。
儘管百團大戰實施起來也是傷亡慘重,但是八路軍用生命闖出來一條生路,給予了抗日武裝更多的生存的空間。
其次,八路軍不惜人力物力,歷時117天,105個團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就是為了遏制用心險惡的妥協和投降政策。日軍對於蔣介石是軟硬兼施,國黨由此搖擺不定,這對於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極為不利。
百團大戰中,八路軍的英勇抗戰事迹激勵了全國軍民的抗戰熱情,要讓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看到希望,哪怕粉身碎骨都要繼續戰鬥,同時也讓投降派丟掉幻想。
尤其對於蔣介石來說,他會不得不仔細斟酌投降的利弊,以及投降之後反共帶來的後果。
如果在全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的情況下,一再堅持接受日軍的」糖衣炮彈」,反其道而行之,那麼蔣介石政權就會失去人民的信任,轉而全部支持八路軍,這是蔣介石不願意看到的。
再者,雖然百團大戰對於八路軍來說也是損失慘重,但是隊伍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早在1940年6月7日,八路軍人數已經到了五十萬人,百團大戰時,部隊已經多達170個團。
雖然下達命令的時候,只派遣了22個團來參與此次正太戰役,但是8月22日,八路軍總部作戰科首次對於戰況進行統計整理的時候,發現參戰的部隊已經超出了預期,達到105個團。
其中更多的是華北八路軍全體將士積極主動參與的結果,這是彭德懷沒有想到的,他得知消息後即興給正太戰役取了一個偉大的名詞:百團大戰。
1940年12月2日,也就是百團大戰之後,彭德懷,朱德等人發表了《關於百團大戰後部隊的整理問題致各兵團首長等電》。
其中要求參戰部隊補充缺額,達到每個團2500人,也就是滿員狀態,這一目標在後來得到了短時間實現。
八路軍人數的迅速擴充也佐證了百團大戰帶給中國人民的精神鼓舞是非常大的,例如山西陽泉的一個老民兵王德順說:「我們這一片的人早就受夠了漢奸和小日本的氣了,聽說八路軍正在打日本人,我們都拿起武器全跟着他們走了。」
中央軍委同樣也肯定了百團大戰的正確性。
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指示,百團大戰因為大好戰機而延長了作戰時間這是好事,八路軍可以完全掌控戰場的局勢,所以華北應該擴大戰果。
對於山東和華中地區也是可以仿照華北這次行動的先例,「可以組織幾次有計劃地大規模的對敵進攻行動」。
9月16日,彭德懷,朱德等人聯名下達的百團大戰第二階段的作戰命令,9月20日夜晚百團大戰第二階段的戰鬥正式開始。
9月18日和9月20日,在陝西的延安,連續舉行了兩次大規模群眾集會活動。
目的正是慶祝百團大戰的階段性勝利,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在集會上還發表了慶祝百團大戰勝利的講話,毛主席也到場參加。
12月22日,中央軍委又在延安致電彭德懷,對於百團大戰的結束時間,對外不要輕易宣布,戰役的影響力還可以用來限制有反共想法的蔣介石,「我們可以繼續利用百團大戰的聲勢去反對他」。
(四)百團大戰為何遭非議
百團大戰是八路軍在華北地區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進攻性戰役。在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都廣受好評,但總有少數人與大多數人的想法不一樣。
他們對百團大戰提出質疑,實質上是沒有任何證據的主觀臆斷,是自己情緒化的批評意見。
他們只考慮到了百團大戰之後,遭到了日軍的瘋狂報復,這對於華北八路軍的生存困境來說,確實是雪上加霜。
我們不可否認,百團大戰和所有戰爭一樣也有其缺點。畢竟人算不如天算,戰場的變化不是人為設想可以掌控的,出現的一些錯誤或者失誤,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和百團大戰的貢獻對比,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最正確的方法是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鑽牛角尖,所以在百團大戰的過程中,彭德懷和各級作戰部隊,只要出現了決策失誤,都會不斷商議和調整。
對於習慣打游擊戰的八路軍來說,這一次大規模的進攻確實不同往日,但是抗日戰爭的正確方式不止游擊戰這一種,而是應該隨着戰場的變化和改變,所以百團大戰不能被認為是一個「錯誤」。
當時毛主席和彭德懷交換了意見,毛主席首先開門見山地說:「咱們定下個君子協定:第一,把話講透。第二,可以罵娘。第三,各自檢討,不準記仇,不得影響工作,我先給你作檢討,造成這樣的後果,責任全在老鄉我,事先沒得向你通氣,事後又沒向你作解釋……」
如今我們回頭去看,即使當時的歷史重演,我們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就算可能會帶來嚴重的損失,也只能不顧一切地發動類似百團大戰的大規模進攻。
所以,百團大戰是一場不能不打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