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因為歷史的因緣際會,一群出生於台灣省的同胞最終定居於大陸。歲月沉浮,如今他們多已進入暮年,走進他們的鄉土記憶、聆聽他們在大陸的成長生活和對兩岸交流的感悟,正是兩岸關係大歷史的生動體現。從本期起,我們開闢《大陸老台胞憶崢嶸歲月》,邀請曾任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台灣代表團的代表、全國人大台灣代表團的代表以及台灣省籍全國政協委員,講述他們在時代大潮中的鄉愁記憶。
1949年,我隨在大陸定居的阿公到廈門玩,沒想到從此與在台灣的父母相隔海峽終不得見。離開基隆港時,母親背着2歲的弟弟,一直向我招手,放不下對遠行女兒牽掛的場景,一直留在我的心底。此岸與彼岸,這條歸鄉路,於我竟苦苦等了2.6萬多個日升月落。希望兩岸不要再有隔絕,兩岸同胞走親走近,最終團圓,是我們共同的期許,也是責任和使命。相信我們兩岸中國人有能力有智慧解決好這一問題,我們要和平不要衝突、要交流不要隔絕。

張桂珠
招招手,別離基隆
1949年,居住在廈門的外公(我們叫他阿公)從廈門來到我們位於基隆的家做客。阿公給我們帶來很多好吃的東西,並邀請我們一家人到廈門遊玩。聽母親說,阿公在廈門做生意,生活很富裕,廈門景色也很美,我和姐姐都吵着要跟阿公到廈門玩。那時,父親在基隆一家電燈公司做工程師,但因為一次事故被炸傷,影響了正常工作,母親又是家庭主婦,所以一家人生活很拮据,我和姐姐很少有機會到基隆以外的地方玩。
阿公本來是要帶姐姐去廈門的,但他離台的日子離姐姐去日本念書的日子很近,所以在我的一番申請下,母親同意讓我跟着外公去。那時離台到大陸也要辦證件,還要照相,母親說,如果來不及,你就不要去了。但沒想到的是,在最後一刻,我拿到了跟外公赴廈要用的證件。
我至今清晰地記得,那天下午,母親背着2歲的弟弟,一手牽着我,坐上人力車,奔向基隆客運碼頭。因為我從沒出過遠門,一路上,母親反覆叮囑我,到了廈門,一定要聽阿公阿嬤的話,注意安全,照顧好自己。我們到碼頭後,阿公已經上船。船很大,而且馬上就要開船了,一家人都很着急,可我們怎麼也找不到阿公。就在母親打算把我帶回家時,我從很多乘客的身影中找到了阿公。阿公聽到我叫他,從甲板上伸出頭,叫我趕快上船。就這樣,一人傳一人,我被抱到了大木客船上。坐上船的我,很開心,還從窗戶里探出身,跟母親揮手道別。
穿着小裙子小紅鞋,帶着歡笑,和岸上家人招手的我,不曾想到這就是我與母親的最後一別,我與家鄉台灣40年的別離。我的行囊只有母親簡單幫我收拾的幾件夏裝,因為我們只是想着要跟阿公到廈門遊玩幾天。然而,命運就這樣讓我與大陸深度聯結,這一年,我7歲。
少年在廈門
阿公是浙江人,去台灣做生意時,和在桃園長大的阿嬤相識結婚,後來兩人定居在廈門江頭,就是今天的廈門台灣街一帶。
剛到廈門時,我沒有玩伴,只能每天乖乖地坐在家門口的板凳上,左鄰右舍很多大人小孩都跑過來看熱鬧,想看看這個台灣來的小女孩長什麼樣。
因為身邊只有我一個外孫女,阿公阿嬤對我很疼愛,還雇保姆照看我,要什麼有什麼,吃穿不愁,我在廈門樂不思蜀。因為一時回不了台灣,我到了上學年齡,阿公就安排我在廈門上小學,並幫我重新取名,叫張桂珠,不再使用在台灣時使用的名字「珠露」。
當時我少不更事,不太能理解兩岸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只是印記深刻的是,每次陪年事已高的阿嬤去醫院,路上她總是叮囑我要熟背基隆老家的地址。阿嬤說,「台灣還沒有解放,現在台灣回不了了,我可能見不到你母親了,但你要熟背自己家的門牌號,以便哪天能回到台灣,或者見到台灣的親人,好有相認的物證。」
我家的地址是台灣省基隆港八番地,我的母親叫張富,父親叫張世助……在阿嬤的叮囑下,這些台灣家人的信息,清晰刻在了彼時7歲的我心中。阿嬤還讓我把從台灣穿來的那雙紅皮鞋用一隻小皮箱保存起來,以便作為和台灣親人相認時的物證。
1960年,疼愛我的阿公去世了。阿嬤擔心自己年事已高,將來我無人照顧,便託人給我介紹對象。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阿嬤想着一定要給我找一個「身份」好的人家,於是我找到了我的愛人,家裡「身份」是貧農,又是轉業軍人的大陸男人,結了婚。
成長在大陸
除了不能和在台灣的父母相見,我來到大陸的生活和成長過程都很順利,只是加入中共黨組織這段經歷比較坎坷。因為父母都是台灣省籍身份,我連續遞交了8次入黨申請書,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提出要落實台胞台屬政策,對居住在大陸的台灣同胞「一視同仁、不得歧視」,我才被中共黨組織接納。從我內心來說,我以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榮。在廈門市第二織布廠當女工時,每次開會說到讓黨員同志留下來,我心裏都特別期待自己也是黨員。至今,我已光榮在黨40多年了。
我能從一名普通紡織女工,成長為一名國家幹部,還要感謝黨組織對我的培養。1973年,我在車間幹活時,接到通知,讓我去北京開會,說全國人大要成立台灣省代表團,我作為在閩台胞被推薦為代表團的代表。我那時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當上全國人大代表。
197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台灣省代表團由12名在大陸常住的台灣同胞組成,其中有4位是婦女代表,我是其中之一。
會議開幕那天的空隙,周恩來總理特意來看望代表團的同胞們,我至今清晰記得當時的情景。遠遠地看到周恩來總理向我們走來,我趕緊從座位上站起來,由於心情特別激動,手忙腳亂中我不小心碰到桌上的特製鉛筆,匆忙伸手去接時,筆尖又扎進我手掌,我手上至今還留着一條黑色的印記。
參加這次會議後,我身上的身份使命感和責任感被喚醒。從北京回到廈門後,我一邊向工友們宣傳人大會議精神,一邊堅持生產,還利用下班後的時間,走訪在廈的台灣同胞。當時,我常想,如果在台灣的父親母親和島內的同胞也能像我在廈門一樣過上幸福的生活,該多好啊!在當時的兩岸關係下,通過廣播互向對方喊話的方式,打過一場曠日持久的宣傳戰。我帶着素樸的心理,曾到對台前線廣播電台,把心裏話說給在台灣的阿爸阿媽聽,希望他們能夠聽到,也放心我在大陸這邊。我說,從1949年和阿公來廈門,我在這裡受中共的培養和關心,在社會主義社會幸福成長,我先後做了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協委員,不僅幫助在大陸的台灣同胞過上幸福生活,也組建了自己的幸福小家,從一名紡織工人成長為國家幹部。後來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紀錄片《在阿祖的故土》中,還講述了我的故事。
缺席的合家歡
1985年,一封從瑞士寄來的信打破了我彼時平靜的生活。是僑居在瑞士的表姐(我姑姑的女兒)受家人委託,寫給我的。表姐在瑞士聽國內廣播時,恰好聽到我的故事,此時正值我母親重病,她便想到以家書通知的方式,請求中國駐瑞士大使館能夠幫忙聯絡國內,把家書轉給我。

1985年,一封從瑞士寄來的信,讓張桂珠與島內的親人時隔35年重新建立聯繫。
我至今記得收到表姐家信的情景。聽說有廈門市公安局的人找我,我慌慌張張從單位回到家,心想着我又沒有犯法,怎麼會有公安局的人找我?進家門見到公安局的同志說明來意,我哭了一個晚上,越想越心痛,反反覆復翻看信的同時,我想,既然表姐能找到我,是不是意味着,我很快也能聯繫上父母?
後來,我和表姐開始不間斷地通信,1986年我們相約在香港見面。這是我和台灣親人分離37年後,第一次見到台灣的親人。表姐見面喊我一聲「珠露」,我們倆抱頭痛哭,泣不成聲。由於當時表姐是從香港轉機台灣,按規定只能在香港逗留一天,所以那個晚上,我們聊到了很晚,伴着表姐講述這些年家裡發生的事,拼湊出我在這個家庭缺席的記憶。臨別時,我和表姐約定,由她回台灣聯絡,我在香港等台灣家人的回電。
可誰知表姐這一去,便音訊全無,我在等待和期盼中度過了整整2個月。就在我朝也盼,暮也盼,眼看簽證就要到期,幾乎要放棄等待回到大陸的時候,酒店的電話響了。電話那頭傳來我姐姐、弟弟熟悉的鄉音,但唯獨沒有聽到母親的。電話中我得知母親當時病已很重,不能起床說話,後來直到母親病故我也沒能聽到她的聲音,成為我今生的遺憾。
腳步再回故土,是一年後的事。1987年在眾多思鄉心切的大陸老兵掀起的返鄉探親運動中,台當局宣布開放部分台胞回大陸探親,兩岸隔絕藩籬終於打破。廈門港和平碼頭上迎來了一批批來自對岸的親人,那時,我已任廈門市台聯副秘書長,常常接待來自台灣家鄉的客人,觸景生情,我回鄉看望自己親人的心也很迫切。
然而,回家之路遙遙無期,台灣那邊拒絕我赴台的那張公函,被我一直保存至今天。因為我從年輕時就積极參与大陸的對台工作,後來又從政,成為台當局返台探親的拒絕對象。後來,我得知,父親去世後,弟弟跟着母親一起做生意,因為我的身份太特殊,害怕之下,弟弟在1974年以「死亡」為由,註銷了我在台灣的戶口。
後來直到2002年中秋節前,我回台探親的心愿才終得以實現,此時離我離開台灣已經53年。古人說,「月到中秋分外明」,我回家那天恰好是中秋,在一輪皎潔的朗月映照下,看着母親曾經睡過的床鋪、生前上香的佛龕、待過的庭院,我忍不住痛哭,慨嘆歷史傷痛帶給我們小家的離散傷痛。
聽鄰居說,母親生前最惦記我,最後病很重了,還整天坐在門口念叨我。弟弟告訴我,每年除夕吃團圓飯時,爸爸總要多放一副碗筷,好像我還在他們身邊一樣。而我,他們最疼的「阿珠」,回鄉只能到他們的墳前上一炷香,表達他們親愛的女兒對二老的無盡思念。
「鼓浪嶼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鼓浪嶼遙對着台灣島,台灣是我家鄉……」《鼓浪嶼之波》是我最喜愛的一首歌,每當歌曲的旋律響起,我心裏都忍不住會跟着哼唱,「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見到你,美麗的基隆港」這句歌詞唱出了我心底的深層情感。兩岸同胞同根共生,同氣連枝,希望我的故事永遠成為歷史,希望兩岸親人離散的悲劇不要重演,後代子孫不要再受動蕩飄零的人生苦楚。台灣島,像一艘船,承載的是兩岸億萬同胞共同的命運與追求。歲月寫盡悲歡離合,台灣終要歸航,民族終要團圓。
(感謝廈門市台聯和劉舒萍女士對本文提供的採訪支持)
來源:《人民政協報》(2022年08月13日 第08版)
口述:張桂珠
記者:修菁
版面編輯:修菁
新媒體編輯:莫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