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新，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為節選。
從十六國北朝鮮卑諸部的發展概貌推測，魏晉時期鮮卑諸部的政治發育，不是個別部落、個別地區的偶發現象，而是遍地開花、雜采紛呈的。部落與部落之間，酋邦與酋邦之間，原始國家與原始國家之間，以及鮮卑與烏桓之間，鮮卑與其它北族之間，重組、融合的歷史浪潮席捲了一切，改造了一切。等到拓跋珪建立北魏時，在拓跋鮮卑統一的旗幟下，已經整齊地排列着此前二百多年間為各自部族的前途而奮力打拚的鮮卑各部的人民。
拓跋語源的檢討
對於「拓跋」語源，《魏書》開篇就有解釋：「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後為跋，故以為氏。」③《資治通鑒》載北魏孝文帝改姓詔書，亦稱「北人謂土為拓，後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④。這種說法後世或偶有信從者，如清人吳廣成輯《西夏書事》，猶稱「北魏孝文取拓跋為土之義，改元氏」⑤。
然而北魏官方對於「拓跋」語源的這一解釋，深為現代史家所懷疑，或斥為「假託」、「附會」①，或看成「造作先世事實以欺人」②。《宋書》雖然說「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③，但並沒有解釋「託跋」詞義。《廣韻》記錄「或說自雲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氏焉」④，顯系望文生義。《南齊書》雲：「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為姓，故虜為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乃改姓焉。」⑤這又不過是《宋書》說法的變種。拓跋，或寫作托拔、託跋、拓拔等等，應該都是同一個代北名號的中文音譯。
如果沒有新的歷史資料及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的介入，這個問題只會是死水一潭。19世紀末發現於蒙古高原鄂爾渾河與土拉河流域的魯尼（Runic）字母古突厥文碑銘，給拓跋一詞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稍晚發現的暾欲谷碑，都有一個專門的名詞（魯尼文是自右向左書寫）指代唐朝，其羅馬字母轉寫形式為t(a)bg(a)⑥，或作tabγa⑦，也寫作tabgatch等形式，都是古突厥文的西文轉寫。
這個指代唐朝的名詞，本義究竟是什麼，經歷過長久的爭論。夏德（F.Hirth）提出tabγa是「唐家」一詞的突厥文對音轉寫（後來桑原騭藏在此基礎上提出「唐家子」一說⑧），他還指出tabγa與拜占庭歷史學家TheophylacteSimocatta所提到的Taugast⑨，以及《長春真人西遊記》里用來稱呼漢人的「桃花石」一詞⑩，應有共同的語源（etymology）11。這就把突厥碑銘資料與傳世的文獻史料結合了起來。問題是，TheophylacteSimocatta所講述的Taugast國內對立的兩個政權之一渡過大河實現統一的戰爭，一般認為就是隋平陳的戰爭，時間早於唐。
而據卜弼德（P.A.11FriedrichHirth，NachwortezurInschriftdesTonjukuk，in：W.Radloff，DieAlttürkischenInschriftenderMongolei，ZweiteFolge，St.Petersburg：1899，p.35.Rprintedintwovolumes，Osnabrük：OttoZellerVerlag，1987.2Boodberg）研究，那個故事描述的本是北周滅北齊並統一北方的歷史，時間就更早了①。因此，可以肯定Taugast與唐無關。自從伯希和（PaulPelliot）與白鳥庫吉分別提出tabγa是指拓跋以後②，這種從歷史和語言兩方面都能獲得圓滿解釋的說法，已經成為國際突厥學界的通行觀點，儘管種種新說迄未停止其湧現③。
《長春真人西遊記》里中亞人稱呼漢人的「桃花石」一詞，也由於1917年在土耳其發現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Kashgari）的《突厥語大辭典》（DīwāLuγātat-Turk），而找到了原型。《突厥語大辭典》收有tawγā一詞，義為馬秦（Māsīn），馬秦加上秦（Sīn）和契丹（Khitāy）的範圍，也可以統稱tawγā④。可見tawγā就是指中國，「桃花石」乃是tawγā的中文譯寫。因此，突厥碑銘的tabγa，拜占庭史料里的taugast，與11世紀流行於中亞突厥諸族中的tawγā，都是指中國（至少是指北部中國）。
這幾個詞彙有同源關係，而突厥碑銘里的tabγa是其中最為原始的形態，它是北魏統治集團的核心部族「拓跋」部名稱的突厥文音譯。⑤克勞森（SirGerardClauson）《十三世紀以前突厥語語源辭典》（AnEtymologicalDictionaryofPre-Thirteenth-CenturyTurkish），收有tava一詞（即tabγa），解釋為「一突厥部落名，其中文轉寫作『拓跋』」。⑥
關於拓跋是否突厥語部族的問題，我們另外討論，這裡我們只注意突厥人以拓跋部名當作中國北方政權稱謂的問題。依據白鳥庫吉和克勞森的意見，突厥是在拓跋統治中國北方的時代與中國發生聯繫的，因而以其部族名稱代指華北政權及其統治區域。⑦可是，突厥與西魏第一次進行正式官方聯繫，是在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545）⑧，非正式往來更在三年之前或更早⑨，而宇文泰復鮮卑舊姓在西魏恭帝元年（554）⑩。
也就是說，突厥與西魏發生軍事、政治接觸的十多年之後，西魏皇室才複姓拓跋，而且不出三年即被宇文氏取代，為時短暫，匆匆有如奔駟。在恭帝元年之前的六十年間，皇室姓元，國號為魏（亦偶有稱代者），經歷了幾代人之久，必已深入人心。這個時候突厥人所了解的西魏，哪裡會有拓跋的名號呢？
我認為，漠北部族以拓跋名號稱呼北魏及其統治區域，要遠遠早於突厥人與西魏的初次接觸，而且這一傳統很可能是由敵視北魏的漠北政權建立的，當然這個政權就是柔然。柔然幾乎是在北魏道武帝率領拓跋聯盟創建政權的同時，開始其爭霸草原的長期戰爭，而柔然的游牧政權也是在與拓跋部落聯盟的對抗中漸漸形成的。①
柔然並未認可北魏對於大漠南北草原地區的統治權，自然也不會接受北魏的國號及其歷任皇帝的年號，可以想像的情況是，柔然仍然以拓跋部的本來部族稱號來稱呼北魏國家。這種在名稱上做文章以顯示敵對政治態度的做法，也反映在北魏太武帝改柔然之名為蠕蠕上。②隨着北魏逐步統一北方，柔然及其統領下的漠北草原諸部所稱呼的拓跋，也漸漸擴大其內涵，終於變成了指稱北部中國的一個固定名詞。作為柔然部落聯盟的成員，突厥是從柔然政權接受了tabγa一詞的。這就意味着，從柔然與拓跋為敵算起，一個半世紀以後突厥人使用的tabγa一詞，很可能早已完全失去了拓跋部族名稱的原本詞義了。
既然如此，經過柔然而傳遞到突厥部族中的tabγa，無論概念內涵還是構詞形式或發音方式，都會發生或多或少的變異。從這個意義上說，簡單地把tabγa解釋為部族名稱，很可能是不符合事實的。這也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學者們難以從語源學上解讀tabγa一詞。因此，儘管具有語言上的親緣優勢，但突厥人的tabγa一詞，未必會比中文音譯的「拓跋」一詞，更接近拓跋名號的原本音、義。
要解釋「拓跋」名號的詞義，不應該完全放棄北魏統治者自己提供的信息。根據孝文帝的改姓詔書，「北人謂土為拓，後為跋」，這個說法即使有自美姓氏來歷的一面（特別是與黃帝的土德聯繫起來，明顯是一種攀附③），也可能有包含真實歷史線索的一面④。白鳥庫吉是最早利用這一線索的學者，即使他只是部分地相信這一線索的價值。
西魏北周敦煌壁畫
根據《魏書》和孝文帝詔書對於拓跋二字的解釋，拓跋是一個複合詞，是由表示土地的拓與表示君主的跋兩個單詞複合而成的。白鳥庫吉在蒙古語里找到表示泥土的tahon和toghosun，推測即是拓跋之「拓」；又在通古斯語中找到表示君長的boghin，推測即拓跋之「跋」的對音。然而儘管作了這一研究，白鳥庫吉自己並不滿意，他相信所謂「北人謂土為拓，後為跋」的解說，仍然是拓跋氏為了自我誇耀，取其音近而進行的一種附會，因此拓跋本義「仍屬不明也」。①
著名的蒙古學家李蓋提（LouisLigeti）在他那篇研究拓跋語言屬性的文章里，證明北魏統治者自己的這一解釋是可信的。李蓋提考證《三國志》所記的「託紇臣水」與《新唐書》所記的「土護真水」是同一條河流，而「託紇臣」與「土護真」就是蒙古語詞taγugin或toγogin，意思是「土，泥土」，而這個詞與拓跋之「拓」是同一個詞。②因此，拓跋的確是一個複合詞組，是由拓與跋兩個不同詞義的北族詞彙聯合構成的。既然拓跋之拓恰如北魏統治者自己的解釋那樣是「土」的意思，那麼拓跋之「跋」是否的確是「後（君主）」呢？
近年林安慶（An-KingLim）發表的有關中國北方地帶突厥語成份的幾篇文章③，對於這個研究的推進有很大幫助。他在一篇研究拓跋語源的文章里，和白鳥庫吉一樣，抓住「北人謂土為拓，後為跋」的歷史線索，首先建立「拓跋」二字的中古讀音，然後在阿爾泰語系各語言中尋找音義相應的詞彙。④根據林安慶的研究，與「拓」對應的詞彙是[to：？]，與「跋」對應的是[be：g]，兩者都是突厥語詞彙。克勞森解釋to：？為塵土、泥土⑤，be：g為氏族和部落首領，並懷疑可能最早是借自中文表數量的「百」字（這個說法源自很多突厥學者的猜測，恐怕是不能成立的）⑥。林安慶還發現，今天廈門方言中的拓跋發音，與突厥語這兩個對應詞彙幾乎沒有分別。
他得出結論說，漢字「拓跋」二字並不是古突厥文tabgatch（即tabγa）的對音轉寫，而是古突厥文[to：gbeg]這一複合詞組的對音轉寫，其詞義正是土地之主人，完全證實了北魏官方自己的解釋。這一研究確認了我們在前面對tabγa一詞經柔然傳遞至突厥過程中音義發生變異的猜測。從tabγa本身，無法分解出[to：gbeg]，也就是無法探究其語源。
從李蓋提和林安慶的研究出發，我們還可以分析「拓跋」這一詞組的性質。
根據我們對內亞政治文化傳統中可汗號、官號的觀察，以及我們對內亞諸族政治制度的制度形式及其名號演化的認識⑦，可以知道「拓跋」是一個由官號與官稱相結合的複合詞。「拓」是官號，「跋」是官稱，「拓」是修飾「跋」的，「拓跋」結合在一起就成為政治實踐中某一固定的名號。關於「拓」（即to：g）作為官號的應用，我們還可以舉出突厥時代的一個例證。據《舊唐書》：「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本蕃，拜為拓設，建牙於磧北。」①
拓設，即[to：gad]，「拓」是「設」的官號。對於beg（跋）作為官稱的使用，還有古突厥文碑銘的證據。闕特勤碑東面第20行有b(a)rsb(e)g②，或轉寫作barsbg③。TalatTekin解釋beg為「主人、首領、統治者的一種稱號」④。有的中文譯本把barsbeg音譯為「拔塞伯克」⑤，這種處理也基本可以反映官號與官稱相結合的性質。不過，《舊唐書》里記有一個突厥首領為「拔塞匐」⑥，蒲立本（Pulleyblank）認為這個名號對應的就是闕特勤碑銘里的barsbeg，唐代以漢字「匐」對譯beg的例證很多⑦。
岑仲勉逕譯barsbeg作「拔塞匐」⑧，是比較可取的。這裡，Bars（拔塞）是beg（匐）的官號。當然bars也可以用作其它官稱的官號。《舊唐書》還記錄西突厥弩失畢五俟斤之一曰「拔塞幹暾沙缽俟斤」⑨，拔塞是俟斤的官號，猶如闕特勤碑銘中Bars是beg的官號。拓（to：g）意為土地，可引申為國土、領土。突厥語中以「國土」作為美稱和官號的辭彙，還有el，中文或譯作「伊利」。突厥有伊利可汗，學者認為即ElQaγan，其可汗號el意為土地。⑩古突厥碑銘中的ellig的詞根就是el，回鶻九姓可汗的可汗號里有「頡」字，是這個詞的異譯。11
西晉時期拓跋部的首領有個猗盧，「猗盧」也可能是el一詞的異譯。以「土地」為美稱，與土地、土壤所代表的國土、領土有關。春秋時晉公子重耳避難於衛，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卻說「天賜也」，杜預的解釋是「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12。高句麗第十八代王伊連「號為故國壤王」，亦以壤為王號13。
正如下文所要論證的，拓跋一詞中的「跋（beg）」在魏晉鮮卑諸部的部族名號中發揮了極為突出的作用。顯然這個詞在突厥時代及突厥語諸民族的歷史中相當常見，但它是不是一個突厥語詞呢？雖然林安慶認為這是一個突厥語詞，但是克勞森卻無法在突厥語中找到它的語源。巴贊（LouisBazin）和博文（HaroldBowen）為《伊斯蘭百科全書》（TheEncyclopaediaofIslam）所寫的「begorbeγ」條，列舉了中亞突厥語諸民族使用beg一稱的情況，①很顯然他們也不能找到這個詞的突厥語語源，可是他們在明確指出突厥語的beg是借詞之後，卻又猜測beg很可能是從伊朗語借入的，其原型是薩珊王朝王號中的bag，viz，意為神聖（巴格達Bag-dād即由此得名）。KarlMenges認為，b·g是從baγa演變而來的②，巴贊一再強調b·g的源頭在伊朗語之中③。
然而根據我們的研究，baγa與beg都是很早就出現在說古蒙古語的蒙古高原東部的族群（東北亞地區，即鮮卑來源之地）中間了，它們同時並存，甚至一起組合成新的、較為穩定的名號（莫賀弗）。因此不能得出beg源於baγa的結論。而且，如果認為beg是從薩珊波斯時代的王號借入阿爾泰民族中，那麼，蒙古高原上出現beg的時間，絕不能早於薩珊波斯的鼎盛時期。伊朗學家一般認為薩珊的興起不得早於3世紀，3世紀後期薩珊政權的影響力開始深入到阿姆河以北的草原地帶。④可是正如我們下面就要論證的，這恰恰是蒙古高原上鮮卑諸部的政治發育進入全新時期，即從部落向酋邦（chiefdom）或原始國家（premitivestate）躍進的時期，也正是各部首領的官號中包含有beg名號的時期。這說明，鮮卑諸部採用beg稱號，並不晚於薩珊波斯，自然也談不上從薩珊波斯借入這一稱號。因此，對於beg或beg一詞的語源，現有的解釋還是不夠的，新的突破很可能仰賴我們對中國北族名號制度的進一步研究。
有關「拓跋」語源的探討，到此暫時告一段落。現在可以肯定，拓跋這個長期作為部族名稱並進而成為部族核心家庭姓氏的名詞，原本不過是作為官號與官稱相結合的一組複合詞，也就是說，很可能本來只是該部落某一首領所擔任的職務的名號（這種名號包含官號與官稱兩個部分），後來竟然凝固而成為部族名稱和家族姓氏。這種以官為氏的例證，在華夏與北族中都很容易找到。與拓跋同時的北族的例子，最明顯的是建立了北涼政權的盧水胡沮渠氏，正是號稱「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⑤。沮渠的語源早已無跡可尋，但幸好拓跋一詞還可以獲得以上所述的分析。以此分析為基礎，我們將嘗試對中古早期的北方民族問題，進行更深入、更有趣的考察。
魏晉時期鮮卑各部的部族名號
以上對拓跋語源的討論，說明拓跋得名於一組由官號（拓，即to：g）與官稱（跋，即beg）相結合的名號。但是應當說明的是，中文史料所記錄的北族職官體系里，前於拓跋的匈奴①，後於拓跋的突厥②，以及與拓跋同時的柔然③，beg都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官職出現。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求助於中文以外的、史料價值更為重要的史料。在古突厥碑銘里，beg顯然是常規的政治職務，代表着某種政治地位。暾欲谷碑第二碑西面第1行和第7行記突厥軍隊與十箭（OnOq）的戰爭，稱突厥部族首領和十箭部眾首領時，表示首領的詞是begleri，正是b?g（即beg）的複數形式。④由於暾欲谷碑此處所說到的beg是一種泛稱，並不是指某一位具體的beg，所以只有官稱而沒有官號。
Tekin解釋複數形式的begleri為「突厥貴族、上層社會、大人、武士」⑤。在古突厥碑銘里，begleri與buyruq常常作為貴族和官員階層的代稱，buyruq意為大臣、高官⑥，唐人譯作「梅錄」⑦。克勞森把buyruk解釋為可汗之下負責軍、政事務高級官員的通稱（genericterm）⑧。古突厥碑文里begleri與buyruq同樣起着通稱的作用。中文裏這種通稱有「官」、「大臣」等等，並不是具體官職。beg與buyruq是不是並不作為具體官稱使用呢？前面提到barsbeg，證明beg也許同時還是一種具體官稱。中文史料里，回紇時期梅錄常常用作官號（梅錄啜、梅錄將軍），也用作具體官稱（大、小梅錄）。
我們在研究官號與官稱起源演化的問題時，已經指出官稱與官號有着共同的名號起源，名號分化為官稱與官號，「官號與官職都是從名號中發展出來的，一部分名號凝固成為官職，一部分名號成為官號，某些名號在凝固為官職的同時，其『美名』、『美稱』的屬性並未消失，仍然可以被當作修飾詞使用，也就是說，同時保留了官號的形式」⑨。可以肯定的是，與可汗、設、特勤、達干等等為人熟知的突厥官稱一樣，匐（beg）和梅錄（buyruq）也是從美稱、美名的名號發展而凝固成為某種官稱的，但它們又都保留了官號的形式，可以用於修飾其它官稱，或僅僅作為美稱、美名使用。這種官稱、官號、美名與美稱的紛繁重疊，是內亞社會政治制度發育歷史的重要特徵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即使已經知道拓跋是一組官號與官稱相結合的名號，也很難確認拓跋之跋是否某一具體官稱，更無從了解它是從哪一個政治組織內獲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魏晉時期各鮮卑部族的部族名稱，有很多與拓跋一樣是由官號與官稱相結合的一組名號，而且其官稱部分與拓跋一樣也是beg，雖然中文翻譯時用字不同，但經過研究可以肯定都是beg一詞不同的的中文音譯（transliteration）。
最明顯的是禿髮。錢大昕早就說過，禿髮與拓跋，本同音異譯①。《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有《托跋涼錄》十卷②，《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寫作《拓跋涼錄》③，這部南涼史書，應當是北魏遷洛以前的作品，那時南涼國姓，與北魏相同，故稱拓跋涼。孝文區別南涼國姓曰禿髮，改為源氏，而以北魏皇室獨專拓跋，改為元氏④。此後有關南涼諸史，遂盡用禿髮一姓⑤。儘管史書中有關禿髮與拓跋同源異流的證據很多，但我懷疑都是北魏太武帝接納源賀（賀豆跋）成為拓跋宗室以後偽造的。禿髮鮮卑同樣得名於[to：gbeg]，但被譯成含有貶義的禿髮，很可能是由於這一部族從未與江左的東晉和劉宋建立官方聯繫，並且對於仇池等地構成威脅⑥。太武帝接納源賀，賜予同姓，就是否定了江左的譯名，允許源賀一家使用拓跋姓氏。然而《宋書》記元嘉二十九年有北魏「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⑦，《資治通鑒》作「禿髠幡」⑧。如果作禿髮是，那麼存在兩種可能：一，源賀以外的南涼宗室未必得到了改姓的許可；二，這個禿髮幡乃同儘管已經改姓，但劉宋人知道他來自南涼的背景，因此仍然譯其姓氏為禿髮。到孝文帝改革姓氏，別禿髮、拓跋為源、元二氏，其實就是要澄清二者同音不同源、同名不同實的事實。《魏書》還特地解釋了「禿髮」得名之由來：「初母孕壽闐，因寢產於被中，乃名禿髮，其俗為被覆之義。」⑨這個解釋應當是北魏人所給出的，目的正是為了區別禿髮與拓跋，掩蓋拓跋與禿髮同音異譯的事實。無論禿髮與拓跋部之間是否存在着某種遙遠而難以確認的親緣關係，禿髮與拓跋一樣得名於[to：gbeg]，則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十六國時期建立了西秦政權的隴西鮮卑乞伏部，其部族名稱「乞伏」，或作乞扶、乞佛、乞步①。據蒲立本構擬的早期中古音，伏音buwk，與匐完全一樣②。又據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伏、匐的中古音擬音都是bǐuk，兩字完全同音③。可見「乞伏」之「伏」，與「匐」一樣是beg的又一種翻譯。乞伏是由官號（乞，其語源有待研究）與官稱（伏，即beg）相結合而構成的一組名號，結構形式與拓跋、禿髮一樣，甚至官稱也一樣（beg），不同的僅僅是官號。《晉書》記隴西鮮卑「自漠北南出大陰山」時，先只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然而當敘及「一小兒」出現時，卻說「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似乎三部之外，別有乞伏部。④可是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很可能是後人不理解乞伏名號起源而給收養了小兒的老人妄加「乞伏部」的說明。我認為，實際上乞伏作為部族名稱是後來出現的，是在那個小兒成長起來以後才獲得的。這個後來號稱「乞伏可汗托鐸莫何」的人，在傳說中無父無母，正是為了強調他是乞伏部的始祖，乞伏的名號應當是在他獲得「乞伏可汗托鐸莫何」稱號之後才出現的。
嘎仙洞
這個「乞伏可汗托鐸莫何」稱號，也是一組官號與官稱相結合的名號。《晉書》解釋托鐸為「非神非人之稱」，卜弼德在其《胡天漢月方諸》系列札記里討論及此，認為即是突厥語中的taγdaq，意為「山居者」，與突厥人的高山崇拜傳統頗有關係⑤。莫何即古突厥碑文里的baγa，夏德早就把BagaTarkhan與唐代史料中的「莫賀達干」對應起來⑥。莫賀即莫何，陳三平認為莫何來自古伊朗語的bagapuhr，原意指神之子，這個名號後來經歷了貶值（devaluation）過程，被北方諸族用於指稱部落酋長⑦。Tekin解釋baγa是低級官員⑧，這恐怕是不夠的，baγa既是部落酋長一級的官稱，也是用途廣泛的美稱與官號，比如在「莫賀達干」這一詞組當中，莫賀就是達乾的官號⑨。在「乞伏可汗托鐸莫何」里，「乞伏可汗托鐸」應該都是官號，這組官號由乞伏、可汗、托鐸三個美稱構成⑩。乞伏作為一種美稱的語源雖已無從考證，但如前所述，它本身是由乞（美稱，官號）與伏（beg，官稱）兩個部分組合而成的詞組，而這個詞組作為一個整體又演化為官號與美稱。獲得了「乞伏可汗托鐸莫何」稱號的人，通常會從這一組官號中選取一部分作為簡稱，「乞伏」就是被用作簡稱從而成為那位莫何的通用代號，這樣的英雄人物的出現，會給部族的Identity注入新資源，引起新變化。這也就是乞伏部族名稱的來歷。部族名稱來源於部族某一重要酋首官號的顯著例證，還有賀蘭氏。據《周書》，「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①。紇伏得到賀蘭莫何弗的稱號，賀蘭是官號，莫何弗是官稱②。賀蘭部族名即得自於紇伏的官號。可見部族名稱源於該部族歷史上某一重要酋首的名號（正如我們以前所討論過的，當這位酋首獲得某一官稱時，他也同時獲得一個或一組官號，官號與官稱共同構成他的名號，這一名號立即成為他的新身份，舊的名字或名號即被棄置，不復使用），而且主要來自名號中的官號而不是官稱，很可能在中古北族中並不是孤立的現象。
我們還可以舉出另一個例證。關於慕容鮮卑的得名，《晉書》有關莫護跋效法燕代風俗習戴步搖冠，從而被其他鮮卑稱為步搖，其後音訛變成慕容的說法，顯然是一種附會；此外，《晉書》還提供了一個更離奇的解釋，「或雲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③胡三省斥之為誕，一概不予採信。④《三國志》注引《魏書》，記檀石槐之中部大人有慕容。⑤胡三省說「是則慕容部之始也」⑥。馬長壽據此推論，「若然，則『慕容』原為大人之名，後世始演變為氏族之名」⑦。雖然否定了步搖冠的附會，但把慕容鮮卑看成檀石槐中部某大人之後，在空間上存在嚴重的困難。如果把慕容理解成北族使用很廣的某種美稱、某種名號，就不會一見到它便與後來的慕容鮮卑聯想到一起，正如我們不必把唐代的慕容氏與十六國的五燕聯繫到一起一樣。我認為，《晉書》所記關於慕容得名於步搖冠的傳說，很可能也含有非常重要的價值，這就是標識了時間，把慕容名號與莫護跋時期的歷史聯繫起來。莫護跋是慕容廆的曾祖，「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開始與中原政權發生密切聯繫，並慕習華夏，「斂發襲冠」，是慕容鮮卑發展史上劃時代的人物。呂思勉早就注意到莫護跋對於慕容部歷史的重要性，指出慕容部的名字即來自莫護跋之名，並且強調「慕容二字，固明明莫護轉音也」①。白鳥庫吉考證，莫、慕二字，中古譯名時常可互用，慕容可能就是阿爾泰語系bayan一詞，意為富，是一種美稱。②據此，我們可以推論，慕容並不是步搖的「音訛」，而是莫護「音訛」的結果。無論莫護的語源是什麼③，莫護跋與拓跋、乞伏一樣，也是由一個官號（莫護）加一個官稱（跋，即beg）組合而成的一組名號。這組名號的性質是官號而不是官稱。莫護跋當時的官稱，很可能是可汗。
從圖中可見
當時北方大多數國家
均為鮮卑部落所建立
《宋書》記慕容鮮卑乙那婁與吐谷渾對話，稱吐谷渾為「可寒」④。由此知道吐谷渾（吐谷（yù）渾，由遼東慕容鮮卑一部遷至西北地區所建立的國家，建國時間為313年-663年，今青海、甘肅等地的土族即為其後裔）當時的官稱是可寒，可寒即可汗（Khan）⑤。《舊唐書》記北魏樂府所傳北歌，有《慕容可汗》、《吐谷渾》等篇⑥。《慕容可汗》當是歌詠慕容廆事迹的，而《吐谷渾》很可能就是慕容廆思念其兄的所謂《阿干之歌》。慕容廆稱可汗，吐谷渾亦稱可汗。而二人的父親名「亦洛韓」，「韓」字當是「可汗」的省譯，而「亦洛」很可能是el的音譯（亦洛韓即elkhan）。可見慕容鮮卑的君長父子皆稱可汗，這是因為當時可汗一職尚未演化為高級政體（supratribalpolities）的首腦（supremeruler）的稱謂⑦。由此可知，慕容廆的可汗號是若洛廆，吐谷渾的可汗號就是吐谷渾，若洛廆和吐谷渾都是可汗號。可汗號加上可汗的官稱，構成慕容廆和吐谷渾各自的政治名號。有趣的是，正是這個名號中的官號，而不是其官稱或名號的全部，最終演化成為本部族的名稱。這與乞伏、賀蘭兩個部族得名的模式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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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拓跋這個同樣由官號加官稱組合而成的詞組，到底是拓跋先世某位酋首的全部名號呢，還是如賀蘭、乞伏、慕容一樣僅僅是他的官號或官號的一部分？這當然是一個難以確認的問題。拓跋部的酋首似乎早在南遷之前就獲得了可汗的稱呼，嘎仙洞石壁祝文有「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⑧，而在《魏書》里寫作「皇祖先妣」⑨。北魏奚智墓誌稱奚氏（即達奚氏，其後裔曾在東北地區建立庫莫奚國，拉弦胡琴的始祖奚琴便是來於此）「始與大魏同先，仆膾可汗之後裔」⑩，羅振玉認為「仆膾可汗」即《魏書》所記獻帝隣之父威皇帝儈11。《資治通鑒》屢以可汗稱拓跋先世君長，必有所據。12如果我們相信這些證據，那麼拓跋部至遲是從威皇帝儈就稱可汗的。當然，這時的可汗稱號還不是專屬於部族酋首的，部族君長的父子兄弟很可能都稱可汗。力微長子名沙漠汗，這個「汗」應即可汗的省譯，「沙漠」是可汗號①。可見拓跋鮮卑與慕容鮮卑一樣，其君長大人皆以可汗為官稱。而據《魏書》，在遷至漠南的重要事件前後，獻帝鄰對本部落進行了一次大分割，「至獻帝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自後兼并他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為內姓焉」②。這段話說明，在獻帝這次部族整合重組之後，八部的結構才穩定下來，此前還沒有拓跋部名，所以諸兄弟之部後來各自得姓，拓跋一名應當是在八部架構確定以後才獲得的。那麼，拓跋部到底是什麼時候獲得拓跋稱號的呢？
如果此時拓跋君長皆稱可汗，那麼拓跋就只能是某位可汗的可汗號，或是其可汗號的一部分。《魏書》記兩位先後領導了南遷偉業的宣帝、獻帝，都號曰推寅③，也就是說，這兩位功業相當的可汗的可汗號都是「推寅」。蒙古可汗號有「達延」、「塔陽」，其語源很可能是突厥語的tayan，克勞森解釋說「明顯是一種官職名」④。檀石槐西部大人有名日律推演者，學者多認為此日律推演即拓跋之推寅⑤，但在排比年代上存在着矛盾⑥。其實，明了推演或推寅不過是一種常常作為北族官號使用的美稱⑦，就不必一定要在檀石槐的日律推演與拓跋歷史上的兩個推寅之間尋找相關性⑧。
吐谷渾的後裔——土族
拓跋不是獻帝鄰的可汗號。獻帝之子詰汾，在位不久，事業無聞，他對於拓跋部的歷史影響較弱。詰汾音近去汾，去汾在柔然職官體系里相當重要⑨，也是北族常用的官號與官稱，因此詰汾應當是聖武帝的可汗號而不是他的名字⑩。既然獻帝與聖武帝的可汗號中都沒有拓跋，那麼可以肯定拓跋部名不是從他們的可汗號中得來的。在南遷後的拓跋部的歷史上，只有力微具有無比的重要性。①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八月，李彪、崔光等議五行歷運時，說「然此帝業，神元為首」。②神元帝力微的突出功業與漫長統治，極有可能使他本人的名字，即他的官號（可汗號）或官號的一部分，變成草原上其他部落對他的酋邦或其本部的代稱，並且使這種代稱穩定和凝固下來。當然史料中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證據說明拓跋曾經是力微的可汗號或可汗號的一部分（顯然「力微」也應當是可汗號的一部分），但作如此推想的理由確實也是存在的。力微領導的拓跋部與中原政權發生正式交往，在魏元帝景元二年（261），自後往來頻數，而《晉書》等史料中率皆以「鮮卑力微」相稱，不見拓跋之號。甚至到西晉末年，劉琨上表提到猗盧，亦只稱「鮮卑猗盧」③。即使此時拓跋部名已經行用於代北，其時間必不甚久。我懷疑，作為力微可汗號一部分的「拓跋」，是在力微時期成為整個部族的他稱，而到力微死後才逐漸作為自稱而成為拓跋部族正式名稱的。這種情況與慕容、賀蘭、乞伏的得名模式也完全一致。
如果以上論證成立，那麼，有關禿髮、拓跋同源的說法，就明顯是站不住的。河西鮮卑禿髮部之得名，一定與自己部族歷史上某位君長的名號有關，而與陰山地區的力微無關。這種名號恰巧重合以致部族名稱重合，但漢字譯寫時以不同漢字以加區別的情況，在中古早期的北族社會裡應當比較普遍。比如，《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記代人改姓，有叱羅氏、叱利氏、叱呂氏、叱盧氏，分別改漢姓為羅氏、利氏、呂氏、祝氏。④漢字譯寫成叱羅、叱利、叱呂、叱盧的時候，已經分明區別為四個名號，而進一步改成羅、利、呂、祝四姓，就完全看不出它們本來的同音同名關係了。其實，叱羅、叱利、叱呂、叱盧，極有可能是同一個突厥語詞彙kül（唐人常譯作「闕」）的不同譯寫。毗伽可汗碑里記有Kültor（唐人譯作「闕啜」）、KülIrkin（唐人譯作「闕俟斤」）⑤，更著名的例子是闕特勤碑里的闕特勤（KülTigin）。在這三個用例中，Kül都是作為官號，分別與三個不同的官稱（啜、俟斤、特勤）結合而成為三組專門名號。Tekin解釋kül的意思是「人名」⑥，恐怕是不確切的，kül作為美稱，首先是官號，當然可能也演化成一級官稱。叱羅、叱利、叱呂、叱盧作為四個部族的的名稱，其得名模式，很可能與前文討論過的乞伏、賀蘭等等一樣，都來自官號kül，當然各自所修飾的官稱已無從考知。這種重複在北族社會裡本來並不奇怪，但若是譯成同樣的漢字，則容易使人誤會為同部同族，這應該是譯成不同漢字的主要原因。這種有意識的紛歧，恰恰能夠準確反映北族社會部族結構的實際面貌。禿髮與拓跋的關係，當作如是觀。其實拓跋作為美稱或官號，在後來的突厥政治體中，也還可以找到用例。比如他缽可汗的可汗號「他缽」①，其實就是[to：gbeg]的異譯。西突厥有「他匐十姓」②，「他匐」，也是[to：gbeg]的異譯。
魏晉時期鮮卑諸部的部族名，明顯是以某個官號加[beg]官稱構成一組名號的，除了拓跋、禿髮、乞伏以外，還有游牧於青海湖地區的乙弗部。蒲立本構擬弗的早期中古音是put，與伏、匐相近③。據李珍華、周長楫，弗的中古音是bǐut，亦與伏、匐相近④。乙弗很可能與劉衛辰所居住的悅跋城之「悅跋」是同一個詞，因為這個時期漢字「悅」和「伊」在翻譯外族名氏時可以互用，如北魏的伊力氏，又作悅力氏⑤。北魏宣武帝時立伊匐為高車王⑥，伊匐，與乙弗、悅跋是同一個詞。在青海的乙弗部之外，拓跋鮮卑的代北集團中，也有一個以乙弗為名的部落。《北史》卷四九《乙弗朗傳》：「其先東部人也。世為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⑦《魏書》記載北魏初年有「乙弗部帥代題」⑧，北魏有乙瓌、乙渾等，皆出於其部。這兩支乙弗各自為部、各自得名的過程，大概類似於拓跋與禿髮。姚薇元把他們放在同一個姓氏里考索⑨，似乎認定二者是同源異流，其實他們並不相干。《魏書》另列羽弗氏，陳連慶懷疑羽弗即乙弗異譯⑩。根據我們前面對部族得名偶然重合問題的討論，即使羽弗與乙弗是同一個北族詞彙的不同翻譯，它們各自所指代的部族也未必相同。
北朝內入北族的姓氏，通常都是其所屬部族的名稱。號稱鮮卑的姓氏中，還有拔拔氏（長孫氏）、他駱拔氏（駱氏）、俟力伐氏（鮑氏）、柯拔氏（柯氏）等等；高車諸部，有黜弗氏、斛拔氏（賀拔氏）等等，其部族名稱明顯帶有[beg]一詞，其構詞形式與拓跋相類，其得名方式，很可能也相去不遠。特別顯著的例子是俟力伐氏（鮑氏）11，俟力（俟利）是一種普遍見於中古北族的官稱12，必為美稱無疑，亦必具有官號功能，而俟力（俟利）與伐（beg）結合，既構成新的官稱，也可以作為官號使用。突厥語[beg]一詞在魏晉時期的北族特別是鮮卑諸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意義，於此可見一斑。至於以[beg]為美稱而取作名字的（中文譯名的最後一個字是跋、拔、發、弗、馛、伏、伐等等），就更加普遍，不勝枚舉了①。
高車人通常被認為是回鶻人的祖先之一
圖為與東北亞民族一樣
具有髡髮習俗的回鶻人
部族得名與部族政治體的發育
卜弼德（P.A.Boodberg）總結游牧組織及個人得名的七個來源，其第三項即是officialtitles，特別是部落首領在游牧國家組織（如單于庭、可汗庭等等）里的政治職位。②Lindner在他那篇討論游牧部落定義的著名論文中，明確指出遊牧部落的Identity來自其政治首領。③Golden也說，當游牧部落組織發生政治重組的時候，其軍事領袖在決定整個集團的Identity方面變得至關重要，尤其表現在部落名稱上面，比如奧托曼（Ottoman）得名於部落首領Osman（Ottoman源於Osmanl，而Osmanl？是首領名Osman加上了一個後綴-l，意思是「Osman的民眾」）。④可見許多研究者早就注意到，游牧部族的政治體名稱，很大程度上決定於該政治體的政治領袖。
問題在於，游牧政治體政治領袖的名稱，又是如何獲得的呢？根據我們對內亞民族政治名號分化問題的研究，游牧政治體的政治領袖，在獲得某一新的政治職位時，他的稱號也應發生相應的變化，新稱號中，既包含了他所擔任的新職務（官稱），也包含了專屬於該政治領袖個人的新美稱（官號）。新的官稱與官號，共同構成了該政治領袖的Identity，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成份是官號而不是官稱。本文前面對拓跋及其它魏晉時期鮮卑諸部得名由來的研究，也顯示了部族首領的官號轉化成為部族名稱的普遍情況。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古時期北族部族得名的一種機制：部族首領的官號，成為人們稱呼該首領的主要名稱，官號轉化為該首領實際行用的名稱；該部族首領的名稱，又成為外部世界（與該部族相對應的其它游牧部族及農耕社會組織）稱呼該部族的主要名稱，經過一段時間，起於他稱的這一名稱最終為該部族內部所接受和認同，從而凝固成為該部族的正式名稱。（限於篇幅，不提供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