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走上經濟學研究之路的

楊小凱

楊小凱（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

編者按：楊小凱早年經歷了異常的磨難——1968年，因為一張《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19歲的楊小凱被判入獄十年。從高幹子弟到階下囚，命運彷彿在「翻烙餅」，但是禍福相倚，那個年代的牢獄中有許多學養豐富的智者，楊小凱每天跟他們學習英語、數學、歷史，在讀完《資本論》之後，他迷上了經濟學。牢獄十年，他初步形成了勞動分工的經濟學思想。在普林斯頓讀書期間，他終於把自己的思想變成了漂亮的經濟學模型，隨後他以勞動分工的內生演進來解釋經濟增長的理論而一舉成名。他創立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已經對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形成了挑戰，楊小凱被認為是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華人經濟學家。可惜天妒英才，2004年7月，56歲的楊小凱英年早逝。今天（10月6日）是楊小凱先生生日，本公號發表他的口述以紀念這位偉大的經濟學家誕辰73周年。

口 述：楊小凱：整 理：肖瑞、李利明本文共計6193字數，閱讀約需要12-15分鐘。

我的家庭

我原名楊曦光，小凱是我的乳名。1978年我經歷十年牢獄刑滿釋放之後，重新啟用了小時候的名字。

我1948年生於吉林，從小在湖南長沙長大。我的祖父是個地主，在鄉下開辦學堂。他受過嚴格的儒家教育，也要求後代學儒。記得我上小學時，父親就請姑爹在家裡教我讀《論語》。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我父親原來是湖南省委的高級幹部，他在1959年支持彭德懷的觀點，反對大躍進、公共食堂，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是1959年的秋天，當時我還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邊，親切地對我說：「幹部在上面機關里時間長了，對下面基層的情況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況。」我看着窗外的一顆大楓樹上的紅葉，有點奇怪爸爸當時的態度為什麼出人意外地溫和。其實爸爸那些天情緒很不好，常常和媽媽爭論問題。三年後，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因為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政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爸爸告訴我，1962年黨中央為他平了反，承認他們一九五九年的觀點是正確的。

我哥哥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原因是與一個大資本家的女兒戀愛。他那時是共青團員，而共青團員戀愛是要團組織批准的。他所在的天津醫學院的黨組織不准他與資本家的女兒戀愛，他不服，在1957年大鳴大放中貼了張大字報，抱怨沒有戀愛自由。自然他很快成了右派。

1960年和1961年對我們家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鄉後，我們家從省委大院搬出來，住進媽媽所在的機關。我們和周圍的所有的人一樣受到飢餓的威脅，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節課就餓的難受。街上除了水果糖什麼食物都買不到。很多人都因飢餓而一身浮腫。機關學校由於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減少了工作學習時間。幾乎家家窗台上都放滿玻璃缸，裏面養着一種藻類植物，人們靠它補充饑腸。我們住的機關院子里，人們用大部分時間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篩子篩出來，種菜蔬。所有機關里的抽水馬桶都被封閉，人們修起了簡陋的廁所，為的是方便把糞便收集起來用來種菜。機關的食堂里生產一種「雙蒸飯」和「人造肉」。「雙蒸飯」是把米加水蒸兩次，二兩米的飯吸收了大量水變得象一斤米飯那麼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說的藻類植物加上糠枇做成的，吃起來卡喉嚨。這些東西當然沒有能真正抗拒飢餓的力量。

1962年我從小學畢業考入初中。那時中國正在從大躍進後的混亂和飢餓中恢復過來，一切都在「向右轉」——農村在搞「包產到戶」，工廠里在推行「工業60條」，強調「利潤挂帥」、「業務第一」、「物質刺激」、「專家路線」。教育界在改變招生政策，以前入學要看家庭成分，出身不好的人不能進好學校，1962年改為以考試成績為唯一的錄取標準。長沙一中成了全國的重點中學，很多右派都被請回一中以提高教學質量。省委大院中我的同齡少年那年都因為成績不好沒有考上一中。我是極少數考上一中的高幹子女之一。我的班上沒有一個高幹子女，我的同學大多是工程師，醫師和教師的孩子。後來有兩個高幹子弟從高班留級到我們班，我才有了兩個高幹子弟同學。而比我們高一年級的學生進中學的錄取標準，完全是看家庭出身而不看考試成績。記得我的數學老師、生物老師、外語老師都是曾經的右派分子，他們剛被學校從勞教營請出來。

記得第一天上課，我們的班主任告訴我們，大躍進以來的教育質量比1950年代初低得多，所以學校要重新重視教育質量，恢復長沙一中大躍進前97%的升學率。

一篇文章闖大禍

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由於我父母都比較同情劉少奇和彭德懷的觀點，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們就成了黑幫的家庭，非常受歧視。當時我是長沙一中高一的學生，因為受歧視就不能參加紅衛兵，我就參加了反對紅衛兵的造反派。我參加的組織屬於「省無聯」組織。當時在學校里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紅衛兵都是根紅苗正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反對的是「血統論」。在文革早期，群眾可以自己組成組織，可以按自己的觀點參加不同的組織。到了1967年，官方（軍方）開始取締群眾組織，不準群眾搞政治組織。1967年2月4日，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組織「湘江風雷」與官方發生衝突，混亂中我被抓進了長沙市公安局看守所，關了兩個多月。

那一次被釋放出來以後，我陸陸續續寫了很多大字報，包括《中國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調查報告》、《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等等。1968年，我寫了一篇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主張中國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體。這篇文章被當時的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定性為「反革命」。很快，我的文章都被報送到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康生認為這張大字報是 「反革命的『戰馬悲嗚』」。康斷言：「我有一個感覺，楊曦光（指我）的理論，絕不是中學生，甚至不是大學生寫的，他的背後有反革命黑手。」而陳伯達在他的講話中竟然號召：「凡是受周國輝、楊曦光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過頭來，不要被他們牽着鼻子走。」

幾天以後我就被「欽點」抓進監獄，關在了長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關押了一年多，1968年10月，由拘留轉為拘捕。是年11月一個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陽洞庭湖邊的建新勞改農場勞動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滿釋放。

看完《資本論》，我想成為經濟學家

《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給我的家庭帶來巨大災難。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說，這樣的文章不是中學生寫得出來的，也不是大學生寫得出來的，後面一定有黑手操縱。「要揪出這些學生後面搖鵝毛扇子的陳老師」。

楊小凱的母親陳素（前左一）

我母親正好也姓陳，在康生那個指示傳到長沙後，她被多次批鬥，手被用墨汁塗黑並被強迫長跪示眾。塗黑的手象徵著「黑手」。我受盡折磨的母親不堪羞辱選擇了懸樑自縊。我父親當時被關在學習班，我的兩個妹妹從此無依無家，一個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區，另一個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親戚，哥哥也被開除公職趕到鄉下。

在左家塘看守所關押的一年半時間裏，雖然身心艱苦，但我卻欣喜地在一群「牛鬼蛇神」中找到了我的老師——我拜師學英文，學電機，學機械製圖。我還讀《世界通史》和一本叫《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書。一位陳老師借給我《資本論》，我在左家塘仔細讀完了厚厚的三卷《資本論》。

看完《資本論》，我不知為什麼期望未來的我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我內心萌生了三個念頭，一個是把使用價值在價值論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個是把分工問題揉合到價值理論去，第三個是把價值理論數學化。後來我在勞改隊沿着這個思路寫了一本經濟學筆記。

我在閱讀和思考中發現，勞動價值論之外，決定價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使用價值被忽略了。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馬克思稱為使用價值的概念在當代經濟學中叫做效用。但我相當喜歡馬克思對亞當·斯密的分工論的發揮。

我在寫《中國向何處去？》時有對理想主義的追求，而坐牢的時候我已完全沒有理想主義了。我相信人判斷自己所追求的價值標準會隨歷史而變化，所以歷史會怎麼發展遠比理想的目標更重要。以前我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這個世界應該怎樣」。在監獄裏我問的卻是：「這個世界會怎樣發展」。關於好壞是非的主觀判斷沒有任何意義，如何適應環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我的英語和數學都是在看守所到勞改隊的十年間學習的。監獄裏都歧視有文化的人，所以你尊重他們的話，他們都比較願意教你。在勞改隊，我的數學老師叫何敏和，他1948年從中山大學畢業，1949年以後一直在當工程師。當時我自學微積分遇到了困難，認識到數學很難自學，就請何老師教我數學。我的英文老師是一位當過英文教員的犯人，我父親給我寄來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語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漢辭典。我自己也託人訂了一份北京周報。我就利用這些資源學習英語。

我一直有記筆記的習慣，每天把自己有關政治、經濟、文學、數學方面的靈感記在一個小本子上。讀書時，也錄下一些我感興趣的東西以及自己的想法。特別是尼克松訪華以後，中國的《參考消息》報經常刊登美國政治經濟方面的消息，我們獄中基建組的人經常偷幹部的《參考消息》報來看，報上有關水門事件的報導，以及卡特的競選演說和他的就職演說都使我們對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有了些較直接的了解。我每次得到偷來的《參考消息》報總是要把不少有趣的東西摘錄在我的筆記本上。幾年下來，我已積累了十幾個筆記本。我在監獄裏一共做了五六十本讀書筆記，還有一個電影文學劇本。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當時官方意識形態不相容的東西。

到了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了我所在的監獄。一天，場部的一位幹部找我談話，說農場有幾十個已高中畢業的幹部子女，找不到工作正在農場勞動，場里決定把他們組織起來辦一個補習班，幫助他們考大學。我被選中幫助他們補習數學。就這樣我還在勞改隊教了一段時間高中數學。

我坐監獄的時候沒有經過西方的新古典經濟學訓練。在那種與世隔絕的狀態中我腦子裡不時出現一些新想法。在勞改隊，我自己推導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塊錢的邊際效用相等）、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以及勞動分工理論，我本以為這些都是自己的偉大發現，但當我能看到更多書時，才發現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經濟學家發展成數學模型。不過，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英雄所見略同」，我自認為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這十年的經歷都寫在了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錄》一書中。

牛刀小試

1978年4月刑滿釋放以後，我回到了長沙，由於沒有單位敢接收我這個「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我就在父親的家裡待了一年，這一年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了數學課，這些旁聽都是由湖南大學剛復職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這時候，我開始重用乳名楊小凱。後來，我進了邵陽的湖南新華印刷二廠做了半年的校對工人。

1979年我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碩士生，但因為「反革命歷史」，被拒絕參加考試。1980年我又再次報考，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於光遠的幫助下，終於獲得參加數量經濟學考試的機會，通過考試後被錄取為實習研究員。其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和技術經濟研究所工作了近兩年。

從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統地學了新古典經濟學。當時經常到一些大學去聽課，到北京圖書館去借書，也參加過計量經濟學的培訓班，學習系統論、信息論、控制理論、運籌學，作一些計量經濟學的研究，計算一些影子價格，翻譯了一本經濟控制論的教材，出版了《經濟控制論初步》和《數理經濟學基礎》，大概是中級微觀經濟學的水平。後來我到國外碰到一些留學生，都說當時他們在國內對西方經濟學的主要了解就是看了我的這兩本書。

到了1982年，我被武漢大學聘為講師，在武漢大學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數理經濟學和經濟控制論課程。這一段時間我又出版了《經濟控制理論》和《數理經濟學基礎》。同時我開始準備出國留學。由於我的這幾本書中的一些計量經濟模型引起當時在武漢大學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庄老師的注意，在鄒教授的幫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當時我還沒有被平反，出國政審通不過，關鍵時刻還是靠鄒志庄教授的幫助，他寫信給當時的領導人，希望給予幫助。後來這封信被轉給當時的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開明是劉校長當即批准了我的出國申請，1983年我如期到普林斯頓大學報到。

同時，遵照胡耀邦「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責成湖南省高級法院重新審理我的「反革命」問題。湖南省高級法院審判委員會一致認為：《中國向何處去》「屬於思想認識問題，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構成犯罪。據此，原一審二審定性判處不當，均應予以撤消，對楊曦光宣告無罪。」

潛龍騰淵

我的勞動分工理論初步形成於十年牢獄中，真正成熟還是在普林斯頓讀博士學位的時候。一些博士課程我早已熟稔，於是有精力和時間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做仔細比較，看看到底差別在哪，看看我想過的那些東西哪些有價值。我意識到自己的有些想法顯然已經沒有進一步研究的意義，比如我原來在監獄裏用數學自己推導出的戈森第二定理，當時認為這是一個發現，出獄後才知道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納什創建的議價模型也比我想的好多了。

到了美國讀的書多了見聞多了，我越發覺得創新很難。人都是很類似的，你能想到的別人也能想到。不過我的運氣還好，我一直思考的勞動分工理論的均衡模型還沒有被人研究過，後來這就變成了我的博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導師有兩個，一個是Gene Grossman，國際貿易經濟學家；一個是Edwin Mills，城市經濟學家。但是我的論文基本上沒有跟從他們的研究。一般來說，博士生作的論文都不是自己創新的東西，而是把別人的東西往前面推進一點點，或者應用一下，這樣比較容易成功。而要自己原創既不容易，也有風險。從這一點來說，普林斯頓大學的學風好，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的東西，而不跟從任何導師，居然也讓我拿到了學位，並且我的博士論文還評價挺高。一個原因就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少老師多，往往是老師爭學生。我聽別人說，在別的大學像我這樣干不一定能拿到學位，學生都要跟從導師的。不過，雖然我論文的原創性思想是我自己的，但其基礎理論方法學自一般均衡理論和數理經濟專家Hugo Sonnenschein；應用理論方法學自Hugo Sonnenschein和貿易理論專家Gene Grossman、 Avinash Dixit；有規模遞增和內生產品種類的一般均衡模型學自Gene Grossman,、Avinash Dixit，這對我後來與史鶴凌發展的工業化理論有關鍵作用。經驗和計量研究方法學自鄒至庄(Gregory Chow)、Whitney Newey、Anguish Deaton、Richard Quandt；信息經濟學、對策論學自JosephStiglitz、Barry Nalebuff、Sanddy Grossman，這對我後來內生交易費用對分工影響的研究有關鍵作用。宏觀經濟學學自Alan Blinder、John Taylor；工業組織理論學自WilliamBaumol、MichaelKatz、Robert Willig。我當然不是閉門造車，而是鑽進去再爬出來，盡量搜索已有文獻，盡量用新方法來數學化我的原創性思想。

1987年我的論文通過了答辯，我又去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作了一年的博士後。之後我來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系教書，1989年升任高級講師，1992年成為正教授，1993年當選為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2000年升任講座教授。這些年來，雖然我一直在莫納什大學教書，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美國、香港、台灣作客座教授。從1998年開始回國的時間也比較多了，現在也擔任着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