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方會議」「田中奏摺」，看日本長期侵佔東北的「滿蒙政策」

—— 「918」背後鮮為人知的歷史（五）從「東方會議」「田中奏摺」，看日本長期侵佔東北的「滿蒙政策」 ——

日本由於是一個島國，資源匱乏，自然災害連連，自古就有着強烈的危機感，對中國的侵略蓄謀已久，早在唐朝時期就有侵略中國的企圖，只是當年地小人少非常落後，無法完成他們的目標，到了清朝末年，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為了對抗沙俄，英美等國大力的支持日本的發展，使得其工業得到快速的提高，之後日本悍然發動甲午戰爭和1904年至1905年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日俄戰爭等侵略擴張行動，迫使清政府訂立不平等條約，侵佔我國的台灣，並把中國東北的南部地區強行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立殖民機構，如關東都督府、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駐奉天總領事館等，建立關東軍，對東北進行全面的政治、軍事控制和經濟掠奪。其實，早在1823年日人佐藤信淵在其《宇內混同秘策》中就提道：「皇大御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各國之根本，因此，皇國號令世界各國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據這一天理，皇國要首先吞併滿洲，繼而將中國全部領土劃入日本版圖。」

1927年4月20日，日本極右翼組織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組成新的內閣，並出任政府首相，掌握了大權，田中把對華外交的方針轉為積極。田中義一則是一個惡跡昭彰的大陸擴張主義者，他一貫主張「經營大陸」，認為「大陸擴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利用中國資源是日本富強的唯一方法」。 在田中內閣上台之後，日本加速了侵華的步伐。

田中義一，1864年出生於一個日本下級武士家庭。從進入陸軍士官學校開始，田中義一便接受正統的軍國主義教育，素以「不讀書」 聞名的田中義一步入軍界後，在歷次對外侵略戰爭及整建軍隊中，屢露奇才。這是一個軍人出身的日本政客，參加過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在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也是他在日本內閣陸相、日軍參謀次長任上策劃提出的。在考察田中義一的履歷可以看到兩個主題，一是中國，一是日本陸軍。這兩個主題聯繫起來的結果不言自明。

田中義一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親自召集了外務省、軍部、朝鮮總督府、關東廳、駐華公使及日本派駐中國東北、北平、天津、上海、漢口等使領館官員、特務機關頭目、 特別是關東軍司令官、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總裁等官員齊聚日本東京。 當時的參與者包括外務政務次官森恪、駐華大使、南滿鐵道社長等人，其中更有在戰後出任首相的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及內閣書記官長鳩山一郎，這些人聚會的宗旨就是研究所謂未來日本發展的方向，即對外侵略擴張的政策，名為「東方會議」。

此為「 東方會議」場面,，右三為田中義一，右四為會議主持人外務次官森恪

在這次會議上，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確定了將中國本土的"滿蒙"加以"區別"，確保日本在中國東北特殊權益的"根本方針"，並為達到這一目的，不惜採取"斷然自衛措施"。

東方會議可以說是日本對華政策的轉折點。上世紀20年代中期，日本「幣原外交」對華政策的特點是適應華盛頓會議體制，打着「尊重門戶開放」、「尊重保全中國之主權及領土」的招牌，實行以經濟侵略為主、高壓手段為輔，對中國進行逐漸蠶食的方針，是在保持和發展日本權益的前提下，承認「滿洲」是中國的一部分。東方會議的目的則是要把「滿、蒙」 從「中國本土」分離出去，「是戰前日本外交上的一個轉折點」，其結果就是《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 「是日本參謀本部的鈴木貞一與日本外務省政務次官森恪、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等人在1927年東方會議前密謀」。

森恪

會後，田中義一根據會議精神，起草一份奏摺呈送天皇，這就是確立了先獨佔中國東北、內蒙古進而侵佔全中國的擴張政策，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 。 奏摺極其露骨地提出了日 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總戰略：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74000方里，人口2800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3倍，其人口只有我國1/3。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當世無其匹敵。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借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礦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各方面投資達四億四千萬日圓。此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且名雖為半官半民，其實權無不操諸政府。若夫付滿鐵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權，使其發揮帝國主義，形成特殊會社，無異朝鮮統監之第二。即可知我對滿蒙之權利及特益巨且大矣。 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無如歐戰以後，外交內治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起而步我後塵，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有得寸進尺之勢。進展之迅速，實令人驚異。因而我國勢力之侵入，遽受莫大影響，惹出數多不利，以致歷代內閣對滿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華盛頓會議成立九國條約，我之滿、蒙特權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動；我國之存立，隨亦感受動搖。此種難關，如不極力打開，則我國之存立即不能堅固，國力自無由發展矣。 ……

且東三省為東亞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須以鐵與血，方能拔除東亞之難局 ……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與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 ……」

考慮我國現狀和將來，如欲建立昭和新政，必須採取積極奪取滿、蒙利權的方針，並借利權發展貿易。這樣，不僅能制止中國工業的發展，還能避免歐美勢力的東漸，良策妙計莫過於此。滿蒙利權果真歸我所有，那麼，就可以用滿蒙做基地，假借貿易來征服中國四百餘州，就可以利用滿蒙的權利作為司令塔來攫取整個中國富源， 再利用中國的富源， 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島，進而征服中小亞細亞以及歐洲。我大和民族為了向亞洲大陸發展，第一個重大關鍵就在於掌握滿蒙利權。為建立昭和新政並實現我帝國的恆久興盛， 採取積極奪取滿、蒙利權的政策是惟一辦法。 ……

對於南北滿洲的利權，除應根據二十一條勇往直前外，應依下列附帶利權，擴充我國既得權利，以便永久享有其利益。 ……

明治大帝遺策的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均已實現，然而第三期吞併滿蒙，征服中國全土，從而使東方及整個亞洲畏服於我，仰我鼻息的大業，尚未實現，這都是臣等之罪過。 ……

大連檔案局館藏《田中奏摺》

在《田中奏摺》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是一個赤裸裸地征服中國，進而征服全世界的對外侵略的總方針： 「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並制定了詳細的侵略步驟：第一步奪取台灣，第二步奪取朝鮮，第三步奪取滿蒙，第四步征服全中國，第五步征服亞洲乃至全世界。

此時，日本已經完成了其計劃中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佔領了台灣和朝鮮；但在實施第三步中，出現了問題，那就是與沙俄在我國東北地區的利益發生了衝突，進而兩個侵略者在我國境內大打出手——日俄戰爭，最終是日本艱難取勝，取得南滿利益，田中則認為：「最不幸的是：日俄戰爭時，我國在宣戰布告上明確承認滿蒙是中國領土，而在華盛頓會議上籤訂的九國條約上也認為滿蒙是中國領土，因此在外交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主權。由於以上三個錯誤，給我國在滿蒙權益遺留下禍患。」為此，他提出了滿蒙非中國之論調「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區域」。

在田中上台之前，日本一直是通過扶持張作霖用「經濟的」、「漸進的」等手段，在增加東北的資本投資，瘋狂的掠奪「滿蒙」地區的各類資源，來確保其在東北利益。但在田中上台一個月之前，日本國內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上台之時，中國國內的政局也發生巨大的變化，蔣介石背叛革命，發動「412」反革命政變，投靠了英美等西方帝國主義，並在得到西方各國的支持下繼續北伐，攻打張作霖領導的北洋政府，威脅到了日本在東北的利益，所以田中內閣三次出兵山東，製造了「濟南慘案」，以武力阻止北伐，為了維護其在「滿蒙」權益。在「一戰」 之後，美國夥同英、法等歐洲列強，在中國與日本展開激烈爭奪。當時，美國打着「門戶開放」 的旗號，反對日本獨佔中國利益，主張在華利益均等，並不斷地試圖打開向中國東北投資的大門，為此，公然反對日本向東北地區的「百萬移民」 計劃。為了防止各國的對其吞併東北的計划進行干涉，田中提出「欲以鐵血主義而保東三省，則第三國之亞美利加（這裡指美國），必受中國以夷制夷煽動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將來欲制中國，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據《山本條太郎傳記》記載，田中向町野表示決心說：「如果不成功，將賭國運，用武力干! 」甚至不惜「引起世界戰爭」，為了達到佔領中國，進而稱霸世界的野心，田中內閣不惜與美英等西方帝國主義及蘇聯等強國為敵，甚至是開戰。

東方會議一結束，7月，田中派遣政友會前幹事長山本條太郎到北京會見張作霖，要求締結兩項秘密協定：一是以換文的方式，簽訂一項允許日本以武力『維持東三省治安』 的政治協定」 。另一項則是向日本「開放南北滿和東部內蒙」的「經濟協定」 。

田中義一與張作霖關係非常不一般，在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29歲的張作霖作為俄國間諜被日軍抓到後，即將槍斃之時，時任陸軍參謀的田中義一救了他一命。因這層關係，田中義一稱「張作霖如我弟弟」。轉眼20多年過去，張作霖成為東北王，田中義一坐上了日本的首相。田中義一便想利用張作霖，逼迫他承認日本築路權，通過在東北修築5條鐵路，圈出「國中國」，使「滿蒙」實際脫離中國。

1927年10月15日，日本政府威逼張作霖與之簽署了《滿蒙新五路協約》。其中規定，中國政府「委託」滿鐵承辦建造5條鐵路：敦化經老頭溝至圖們江江岸線，長春至大資線，吉林至五常線，洮南至索倫線及延吉至海林線。《滿蒙新五路協約》的簽訂不僅涉及鐵路問題，還有各鐵路沿線的大面積附屬地和日本駐軍，均具有重大軍事和經濟價值。

在這尤其是敦圖路，該路是「吉會線」（吉林至會寧）的最後一段，如果建成的話，長春經大連至大阪的航程，可以由吉會線經朝鮮的羅津港至日本本土，「羅津（朝鮮）是唯一無二的終點良港，可以成為世界貿易的良港，它一方面可以壓倒赤俄的海參崴」，全程縮減至35小時。不僅可以加快掠奪東北豐富的物產輸入日本，「令一方面還可以吸收北滿的豐富物產，把滿蒙的繁榮引進我們國內。假如在最近的將來戰爭爆發，我國不得不從大連港口取得富源的話，敵艦就會把對馬海峽和千島海峽加以封鎖，最後將我國打敗」，「美國有呂宋艦隊，和我對馬島和千島之間只是一衣帶水之隔，可以朝發夕至。如果再派潛水艇往來游弋於對馬和千島之間，就可以切斷滿蒙食糧和原料對我國的供應。如果建成吉會線，將南滿、北滿和朝鮮形成一個大循環線，不僅便於我軍隊和糧食的運輸，同時還可以確保控制北滿的富源。如果北滿的富源能夠輸送到敦賀和新瀉，敵人的潛水艇不能侵入朝鮮和日本海峽，我國的戰時交通經濟就能保持獨立自主，這就是以日本海為中心的國策。」因「吉會線」全線走內陸，戰時就能夠免受「美國海軍如何強大，中國陸軍和赤俄陸軍如何眾多，最後也必然對我無可奈何」來自各方的武力威脅，確保日本交通經濟命脈的安全。

但張作霖在事後，一再拖延不予兌現，引起了日本陸軍的不滿，「滿蒙」在日俄戰爭後，一直被國內稱為支撐日本經濟的「新生命線」，他們推行以武裝力量，「徹底解決日本的生命線」，所以決定先除掉張作霖這塊絆腳石。1928年6月4日凌晨5時，張作霖由北京乘專列返回奉天是，在皇姑屯附近一涵洞處，被日本關東軍炸傷，不治身亡。

在張學良接任上台之後，日本又對他步步緊逼，希望東北徹底脫離中國，而張學良頂住了日本人的所有威逼利誘，最終決定「改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實現國家統一，讓日本分裂和侵佔東北的陰謀暫時破碎。

1929年12月，在南京發行的《時事月報》雜誌刊登了《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的文章，頓時震驚了中國，引起國人的強烈憤慨，紛紛譴責日本的侵略陰謀，也引起國際上的高度關注。此後《田中奏摺》被國內各地報紙雜誌廣泛刊印傳播。為了喚醒民眾自助救亡，各地愛國志士也紛紛出資翻印，版本不計其數，省檔案館保存的蘇澤民的這份《田中奏摺》就是其中代表。

奏摺的傳播同時引起日本的恐慌，日本政府命令駐中國各地的領事館，調查《田中奏摺》流傳情況，頒發訓令，要求各地機關取締散發奏摺行為或取消有關新聞報道，同時又將訓令抄送駐歐美各國使領館，要求阻止奏摺的流傳。然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已經暴露在世人面前。

原來這是因為張學良時刻對日本保持警惕，在得知《田中奏摺》這一事情後，立刻動員一切力量，收集關於這份奏摺的內容，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就與在日本的台灣籍愛國商人蔡智堪聯繫。

王家楨

蔡智堪，(1888-1955)，1888年出生於台灣苗栗縣後尼鎮，出生後不久即逢甲午戰爭，台灣被割讓給日本，自幼飽嘗亡國之痛。12歲隨父親赴日留學。畢業後，他在東京經營貿易，創設蔡豐源進出口行，並在南洋擁有咖啡及橡膠園，自備輪船往來於日本至新加坡等地，成為巨商大賈。但他有着強烈的愛國之心，在18歲時，加入孫中山在東京成立的同盟會。此後，他以做生意為掩護，廣泛結交日本政界高層人士，開始參加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秘密活動。後來受聘成為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東北行轅顧問，即地下情報員，與王家楨單線聯繫。

1928年4月，蔡智堪接到了王家楨的密信：「英美方面傳說，田中首相奏章，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謀入手，用費多少不計。」蔡智堪深知，這次任務充滿艱難險阻，但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安危，他決心冒險一試。他便利用當時的日本政黨之間的矛盾，通過重金收買，在1928年7月下旬，蔡智堪攜帶「皇居臨時通行牌」喬裝成圖書修裱師，混入日本皇室書庫，在《我怎樣取得田中奏章》一文中，蔡智堪回憶：「我進入書庫的時間是零點50分。『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內閣奏章專用的『西內紙』精繕而成，共六七十張，奏簽『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原想用照相機將奏摺拍照下來，但是夜裡天黑又無法使用閃光燈，只好採取抄寫的辦法，「我將碳酸紙（半透明的紙）裝鋪原件上，用鉛筆描出。」以兩個晚上抄錄完成《田中奏摺》。

之後，蔡智堪專程從東京前往奉天（瀋陽），把抄錄文件面交時任東北保安司令部長官公署外交秘書主任的王家楨，次日返回日本。但在途中卻出現了小意外，可事發緊急，他緊急聯繫王家楨：「弟自東京出發以來，順途巡遊朝鮮各地，探查各方面情形……被我國軍警責弟無有護照入國，因此被拘在龍井公安局……煩先生速以邊防公署秘書廳名義，急電局子街吉興中將，為弟說明其底蘊，方可早日放弟外出活動……」

上下兩封信件現保存於遼寧省檔案館

王家楨在收到抄件之後，立即派人翻譯成中文，並定名為「田中奏摺」，呈報給時任東北保安司令的張學良。在經張學良的批准，作為機密文件印刷了200本，發給東北的軍政要人，以了解日本人的陰謀，作為採取措施時的參考，並同時報送給了南京國民政府，同時在《時事月報》雜誌刊登。

《日本田中內閣侵略滿蒙之積極政策》 就是當年的《田中奏摺》

從《田中奏摺》來看，這是一份制定了系統的、有周密計劃和嚴格步驟的侵略擴張藍圖。此後，日本推行的對外侵略戰爭正是按照《田中奏摺》設計的軌道一步步展開的，歷史事實與《田中奏摺》的總規劃如出一轍。由此可見，日本的侵華戰爭及此後的一系列侵略擴張活動絕不是偶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