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是一個國家運行下去的根本，自古以來歷朝歷代都在稅收上面下足了功夫。當今我國的稅收制度是以保障老百姓生活為前提的，但是在古代封建社會中沒有這麼好的政策。
古代百姓的生活猶如過山車一般，遇到明君減免賦稅的話，日子就過得好一點；若是遇到一個昏君加重賦稅，那活下去都很艱難。所以老百姓世代都在祈禱着天下能夠太平一點。
清朝的時候康熙帝針對國家稅收制定了「永不加賦」的政策，後來雍正帝將它發揚光大。清朝這種制度也是從明朝中沿襲下來的，實際上這種傳統自古有之，不過清朝根據實際情況又加以改革了，主要是因為明朝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明朝稅收制度
明朝建立之初，在制定國家政策的時候一般都是效仿前人的做法。如早期的稅收制度就是參考唐朝時期的「兩稅法」，在中期的時候有所改動。
明朝最開始實行的是租庸調製，但由於這種制度的弊端，使得出現了大量土地兼并的情況。所以朝廷決定執行兩稅法，即以地稅和戶稅為主，用金錢替代事物來進行交稅。
朝廷中央給每個地方分配有一定的稅額，由地方官在當地進行徵收。繳費的額度按照家庭成員和財產來算出定額，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各徵收一次。
這種稅法是根據貧富規格來徵稅，久而久之就觸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他們勾結封建官吏巧立各種名目向百姓們徵收賦稅，官吏們為了升官發財，就不斷地橫徵暴斂，百姓們承受着嚴重的苛捐雜稅。
明後期張居正推行了「一條鞭法」，進一步改善了民間的賦稅風氣。這種方法是將丁銀分攤到田畝當中，丁銀便是從西漢延續下來的「人頭稅」，這個方法實施後，人口和糧食各佔一定的比例。
稅法推行之後，農民獲得了一定的自由，同時也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於社會進程是有益的。但是一條鞭法依然是為封建上層社會服務，它也是在專業政權和地主之間的鬥爭中產生的。
所以一條鞭法即使有所改良，但依然跳脫不開土豪鄉紳們的圈子。以至於這種改良所達到的效果顯得非常微弱。而且當時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一條鞭法針對的僅是勞苦大眾，那些地主卻除外。
這是明朝對鄉紳士族的一種拉攏政策，朝廷規定豪紳地主具有免除賦稅的權利，不僅是他們的家人，就連府上的奴僕都是不用交稅和服徭役的。
久而久之明朝貧富差距就開始凸顯，有錢有閑的不用交稅，反而累死累活的勞苦大眾要被徵稅去養活整個國家。這也導致百姓們怨聲載道，如果收成好的話還勉強過日子，要是有個天災人禍，那簡直會被逼上絕路。
他們有些人手握着少量的土地，但卻被巧取豪奪地徵收稅款，一年到頭沒得一頓飽飯。他們寧願將手裡的土地獻給鄉紳們，去給他們當佃戶，以此來逃避高額的賦稅。
如此一來就陷入了惡性循環，朝廷能從農戶手裡收上來的賦稅越來越少，導致國庫一直虧空。再加上有些農民被逼上梁山落草為寇，內憂外患之下的明朝廷就連撥款鎮壓的錢財都沒有。
崇禎皇帝為了鎮壓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還有抵禦清兵，都得拉下臉來讓各位大臣捐錢。這是何等的諷刺，可以說如此稅收制度直接拖垮了明朝廷。
康熙永不加賦政策
清軍入關之後，為了控制中原地區，進一步沿襲了明朝廷遺留下來的稅收之地，當時推行的也就是改革後的「一條鞭法」。康熙時期，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平定各方勢力之上。
比如三藩之亂就打了八年，更別說征戰沙俄、平定準噶爾部、收復台灣等。可以說前期都在打仗，無暇顧及到民生這方面。待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康熙才發現連年征戰，百姓已經苦不堪言。
康熙也經常喜歡出巡，他曾四次到過山東地區，發現那裡的百姓生計堪憂。當時擁有少量田產的小戶都會依附在大戶中進行耕種，收成的時候大戶人家拿大頭，小戶則分到一小部分。
如果遇到天災人禍沒有收成的情況下，老百姓也只能流離失所了，像一些孤寡老人也只能等死。康熙愛民如子，看不得這種境況，於是便決心進行稅收改革。
康熙五十二年，他頒下一道詔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即規定每戶以當年的人口數來徵收丁稅，此後一直固定這個稅額，即使家庭有新成員也不再增加。
這種方式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廢除了自西漢以來都要繳納的「人頭稅」。這樣就給百姓減輕了極大的負擔，此政策的成效就是雍正和乾隆時期人口突破到四億，佔世界人口的40%。
攤丁入畝
雍正時期，他在康熙的「永不加賦」政策基礎上，面向全國推行「攤丁入畝」。即徹底廢除了「人頭稅」，改為徵收田賦。這樣農民再也不用負擔人丁的稅收，自身輕鬆了很多。
政府清查各地的田畝進行上報，按照每戶所佔田畝的比例來均攤賦稅。最重要的是明朝優待鄉紳的政策到這裡算是徹底結束了，他們也跟其他農戶一樣，按照田畝的多寡來繳稅。
這個政策的落地實施，可以說能讓鄉紳們集體跳腳，他們享受了幾十年的免稅政策，到清朝不管用了。不過對於廣大勞苦大眾來說是一件大喜事，那些田少和無田的農民負擔就減輕很多。
隨着「人頭稅」的廢除，政府也不用整天盯着哪家哪戶添了新丁，朝廷對戶籍的控制就鬆了很多，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一些農民或者手工業者可以自由地遷徙和出賣勞動力。
農民擺脫了人丁徭役的負擔，不用再將自己捆綁在土地上，民間社會流動人口也隨之增加，進一步促進了商品市場的繁榮，使得清朝迎來了封建時代最後一個「康乾盛世」。
中紀委曾點評過雍正時期的「攤丁入戶」，說此舉卸下了窮人身上的枷鎖，同時也斬斷了地方官員的生財之道，各種巧立名目的罪行都會被嚴厲查處，對地主和貪官來說無疑是一種沉重的打擊。
由此可見稅收制度是國之根本，做得好就利國利民，做得不好便會成為國家的負擔，就像明朝後期一樣，最終引發了國內的暴亂，得不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