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我的毛驢？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共享「單車」……

日本高僧圓仁大師在唐文宗至宣宗時期入唐求法，他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述了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在華見聞：他從盱眙到揚州期間「有九驛，無水路，文書籠馱，每驛賃驢之」。而當圓仁一行抵達海州興國寺時，寺主煎茶，便雇驢三頭，騎之發去。

從圓仁的記載中可以窺見，唐代毛驢租賃十分便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共享單車」。事實上，租賃毛驢，正是古人的「哈羅毛驢」「滴滴毛驢」。

底圖來源/紀錄片《天網》

騎驢看唱本：大眾化的出行選擇

歷史上騎驢的名人除了張果老之外，可能要數「高梁河車神」趙光義了。當然，他不是直接騎驢，而是搭乘驢車。《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載趙光義在北伐失敗後，「股中兩箭，乘驢車南奔」。趙光義打仗可能不太行，但顯然趕驢技術不錯，駕驢車漂移最終逃出生天。

事實上，早在東漢時期，便有毛驢作為交通工具的記載。《後漢書•張霸傳》記載，張霸的兒子張楷因家貧無以維生，常乘驢車至縣裡賣葯，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到了唐代，騎驢在詩文中更是頻頻出現。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有「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李賀《苦晝短》有「誰似任公子，雲中騎碧驢」。宋人也將毛驢作為出行首選，《清明上河圖》中處處可見毛驢的身影，寫出「細雨騎驢入劍門」的陸遊則一人留下了「騎驢詩」幾十首。

相較於牛和馬，毛驢作為交通工具有其獨特的優勢。農業社會下，牛作為重要的生產工具承擔耕作任務，因而牛車在普通百姓之間並不流行，達官顯貴也不屑於使用牛車，認為有失身份。騎馬和馬車則是身份的象徵，正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況且在唐代並非所有人都可以騎馬，《唐會要》記載：

「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馬。」

所以便捷廉價的毛驢就成了普通百姓主要的出行工具，唐宋時代發達的市民經濟也由此衍生出了共享毛驢。

共享毛驢的誕生背後是租賃業的發展。在乘驢的需求下，毛驢的租賃行業也日益興盛。首先是官府在驛站中專門設驛驢，以供百姓租賃出行。《通典》記載唐代時：

「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唐代的民間毛驢租賃行業也同樣發達。《冊府元龜》記載：

「京兆府奏，兩京之間，多有百姓僦驢，俗謂之驛驢，往來甚速，有同驛騎。」

宋代毛驢租賃行業更加發達，街頭巷尾租驢店比比皆是，不僅方便快捷，而且價格低廉，受到大眾的廣泛歡迎。宋人王得臣在《麈史》中記載「京師賃驢，途之人相逢無非驢也」，宋代官本雜劇也有「三偌一賃驢」的唱段。

騎唇豈對馬嘴：租賃契約的格式內容

毛驢租賃不同於房屋車船等死物，在租賃事項中需要注意的事項更多。

以敦煌文書s.1403號《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驢契》為例，契約全文如下：

戊戌年四月廿五日，洪潤鄉百姓令狐安定，為緣家內欠少人力，遂雇同鄉百姓員昌驢一頭，白紫（色），八歲。其驢限至來年正月末還本主。若路上有賊打病死，一仰僱人承當。若非理打損，僱人不管。一定已後，不許先悔。如先悔者，罰麥五馱，充入不悔人。恐人無信，故立私契，用為後憑。

從契約格式內容可知，在確認契約訂立時間和租賃人信息後，毛驢租賃首先要明確租賃目的，即充作勞力抑或是作為交通工具。如宋《淳化二年敦煌陳流定雇驢契》中亦寫明「為往肅州取債，雇洪池鄉王再昌驢一頭」。

其次需要指出租賃毛驢的體貌特徵，諸如「白紫（色），八歲」等描述，保證租賃結束後據此確認是否有掉包行為，或中途走失後可依此尋回。

再次是規定租賃期限長短及租金支付方式。根據租賃方式的差異，長租則直接言明歸還日期，如《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驢契》中規定「至來年正月末還本主」；抑或是根據行程目的地確定歸還時間地點，《高昌延壽四年趙顯祐租驢券》中記載「要到高寧城，依時還送」。長租的租金有時會直接出現在契約中，如《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驢馬雇契》中寫明「雇價青稞三石，限至來年秋還」，有時則隱去不列。

在長租之外還可分時進行月租乃至日租。敦煌文書p.3155號《乙未年趙僧子典驢契》中約定「斷作雇價每月乾（干）麥五碩，春磑（磨麥）一十五日」。除此之外也有通過「日租金麥二斗」的形式來實現短租。

複次則要明確租賃期間毛驢發生損傷乃至死亡的責任歸屬問題。《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驢契》中寫明：

「若路上有賊打病死，一仰僱人承當。若非理打損，僱人不管。」

《乙未年趙僧子典驢契》中亦規定：

「若驢忽有賊盜、病死，一仰僱人抵當；若將驢非理使用，僱人須倍（賠）價。」

底圖來源/影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最後為防止訂立契約雙方中途違約，還需言明違約金數額及處理辦法。《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驢契》中明確「如先悔者，罰麥五馱，充入不悔人」。而為了保證租金及違約金可以按契約支付，甚至會引入家人連帶責任。宋《淳化二年敦煌陳流定雇驢契》約定：

「驢若有損，僱人自填；若身故，妻男代還。」

在以上契約內容確認無誤後，契約末尾往往還需明確訂立契約的目的乃是「恐人無信，故立私契，用為後憑」。同時附上訂立契約雙方及見證人的姓名畫押，保證契約的法律效力，以備日後見官裁決時證據確鑿。

就坡下驢：共享經濟的探索先聲

在租賃模式的發展中，宋人已經萌發了會員制優惠的理念。《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已經出現了專業的馬匹租賃組織「賃馬社」，在社中「常客減兩成租金」，且為常客提供「馬匹保養、鞍轡更換」等免費服務，非常客則按次收費且價格更高，堪比今天的vip專屬福利。

租賃行業的從業者在自由競爭的壓力下也更加主動招攬顧客，清代《揚州畫舫錄》記載：

「鈔關碼頭轎夫爭攬生意，呼喝如市。」

為了爭搶生意，乾隆年間甚至發生了因租轎拼單而鬧出搶座糾紛的「轎夫血案」，堪稱古代版「共享刺客」。面對這種情況，清政府也不得不對租轎行業進行管理，《大清會典》就規定「民間轎行須向州縣申領『轎帖』，違者罰銀」，以此實施監管，避免無序競爭。

底圖來源/影視劇《康熙王朝》

伴隨着行業淡旺季的更替與具體場景的變化，租賃行業的從業者也會適時進行變通，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利益。明代文人袁宏道在他的遊記中提到，虎丘中秋夜時「遊人賃轎如雲，轎夫索價三倍常日」，可謂妥妥的坐地起價，活生生一個「租轎刺客」。遇到雨雪等惡劣天氣時，轎夫加收「泥錢」，價格同樣要比平日上漲許多。除此之外，一遇婚喪嫁娶等特殊場合，轎夫也會趁勢索取「彩頭錢」。《清俗紀聞》記載「喪轎加銀五錢，以避晦氣」，可見古人的經濟頭腦絲毫不遜今天。

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即便古人在共享經濟領域已經做出了諸多大膽嘗試，但在技術的限制下，契約精神的遵守更多依靠立約雙方的人品優劣，為此，古人別出心裁地發明了諸多儀式來強化這種契約精神的感染力。例如在租驢契約訂立過程中，立約雙方和擔保人會以手蘸硃砂混驢血來進行畫押，以示對契約神聖性的認可和強化。在契約履行過程中，僱傭者連帶擔保人以自己的社會形象作為抵押，一旦違約便立刻在鄰里中「社死」。對於古代綿密的人情社會而言，這種風險無疑不亞於今日的監控曝光。

十分有趣的是，在歸還所租毛驢時，三方需要一同進行「摸驢屁股驗牙口」的驗證環節，以保證毛驢前後無差。宋代時，為了進一步強化這種驗證的準確性，甚至出現了對毛驢專門進行烙印標記的技術，歸還時檢查烙印是否無誤即可，頗有些今天掃描驗證二維碼的感覺。

你看，古人也會問，誰動了我的毛驢？

國曆君自製毛驢表情包。來源/影視劇《卿卿日常》

參考資料：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屈蓉蓉：《吐魯番出土晉唐租賃契約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11月；

侯文昌：《敦煌出土吐蕃古藏文借馬契探析》，《科技信息》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