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混沌少年時》熱播，青少年中的厭女文化和男孩教育問題在全球範圍內被熱議。（視覺中國 圖）
初中女生凱蒂在街頭被捅身亡，打破了一座英格蘭小鎮的寧靜。案發後八小時，警方就通過監控鎖定了嫌疑人。警察們全副武裝，破門而入，衝進二樓的卧室。他們用槍指着的，是一個清秀瘦小的13歲男孩傑米，他甚至被眼前的陣仗嚇尿了褲子。「不是我做的！」傑米含着恐懼的淚水反覆強調。
英劇《混沌少年時》（Adolescence）在這樣強烈的預期違背中展開故事。四集劇集從案發逮捕、學校調查、心理問詢、原生家庭四個視角展開對這起殺人事件的分析。隨着劇情展開，傑米無辜外表下的真實性格逐漸暴露，不僅讓受命調查他的女心理學家崩潰落淚，也令觀眾心悸不已。
傑米父親的扮演者史蒂芬·格拉漢姆是本劇聯合編劇。約兩年半前，他看到一系列男孩殺害女孩的新聞後聯繫編劇傑克·索恩，共同創作了《混沌少年時》。2025年3月，這部劇集在Netflix上線，截至6月初，它已超過《怪奇物語4》（1.407億）成為Netflix播放量排名第二的英語電視劇（1.412億）。
青少年主觀視角在《混沌少年時》里是缺失的。至始至終，觀眾都未真正走進傑米的內心世界，鏡頭中，傑米從未單獨出現或與他的同齡人一同出現，觀眾只看到青少年們與身邊成年人的交談。也就是說，《混沌少年時》其實是一部從成年人的視角出發、反映成年人焦慮的劇集。
「我們是怎麼生出那麼乖的女兒？」「正如我們如何生出傑米一樣。」
第四集里，傑米父親情緒崩潰，女兒麗莎的懂事令他寬慰的同時也加重了他的疑問。傑米父母的這段對話重重地打在全球觀眾的心上，引人深思：在男孩的成長過程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掉隊的男孩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理乍得·V.里夫斯（Richard V. Reeves）常年關注機會平等問題。他也是一個父親，二十五年來，他一直都在為男孩和男人的境遇憂心忡忡。這份憂慮貫穿了他撫養三個兒子的全過程，也敦促他撰寫了《掉隊的男人》一書：「如今我對性別差距日益感到不安，不過或許並非以你們所期待的那種方式為之。我知道有越來越多的男孩和男人在校園、工作和家庭中苦苦掙扎。」
越來越多的西方研究者和媒體注意到了這個現象。2025年5月，有美國權威媒體發佈了報道《這不僅是一種感覺：數據顯示男孩和年輕男人正在掉隊》，通過數據揭示了男性的教育成就、精神健康和就業率都在落後於他們的女性同齡人。
美國的數據顯示，男孩在進入幼兒園時，無論在學業準備還是行為表現方面都落後於女孩。全美範圍內，這種性別差距在各個教育階段都存在。女孩在閱讀測試中的得分普遍高於男孩，績點（GPA）也更高，男孩則更可能被停學處分。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發現，這導致了男生（83%）的高中畢業率低於女生（89%）。
從1980年代起，高中畢業的女孩進入大學的概率就開始逐漸超過男孩。最新聯邦數據顯示，57%的高中畢業男生進入了大學，僅比1960年提高了3%；與此同時，高中畢業女生的大學錄取率從38%上升到66%。
雖然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整體都在惡化，但男孩面臨的挑戰尤為值得注意。3-17歲男孩中，28%存在心理、情緒、行為或發育方面的問題，女孩的這一比例為23%；男孩被診斷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或自閉症的可能性大約是女孩的兩倍，儘管專家提醒，女孩可能因癥狀表現不同而存在漏診；皮尤的一項調查發現，儘管大多數青少年男孩（84%）表示自己至少有一位可以在情感上依靠的朋友，但這一比例仍低於女孩的95%。
另外，年輕男性的自殺率在快速上升。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顯示，2023年15-24歲男性的自殺率為每十萬人中21人，高於1968年的11人，年輕女性的自殺率為每十萬人中5人，高於1968年的3人。
男性擅長的體力工作崗位在逐漸消失的同時，女性正在服務業導向的就業市場中獲取優勢。25-54歲的美國男性中，勞動參與率從1975年的94%降至89%。同年齡段的女性中，勞動參與率從1975年的55%上升至78%。儘管美國女性的收入仍然低於男性，但自2000年以來，她們的每周收入中位數已增長了19%，而男性同期僅增長了7%。《社會流動性和它的敵人》一書披露了2008年金融危機對英國男性工人造成了更大的打擊：2008年之後的十年間，英國工人工資中位數整體都在下降，但男性的表現明顯比女性差。
當今社會，受教育水平與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密切相關。《混沌少年時》的故事發生在西約克郡。約克郡位於英格蘭北部，在工業革命時期曾是英國的重要工業中心。根據《社會流動性和它的敵人》所說，像約克郡這樣的前工業中心在當代卻是教育問題的「重災區」之一。正如劇集所展現的，傑米所在的公立中學校紀鬆弛，老師對調皮搗蛋的學生束手無策，教學質量自然堪憂。
傑米的父親是一名水管工個人承包商，按照英國社會的分層，傑米是一個工人階級子弟。1972年-1976年，英國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在英國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之一漢默鎮跟蹤調查了12名工人階級出身的男校中學生，發現他們抵制權威和教條，厭惡勤奮、謙恭、尊敬等學校倡導的價值觀，並因此鄙視和攻擊那些「書獃子」好學生。他們還認為強壯英武是男子氣概和優越性的證明，自恃優越於女孩和少數族裔。這些態度和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們今後的人生。
不難發現，威利斯在民族志名作《學做工》中描述的這種英國白人工人階級「反學校文化」，與《混沌少年時》中形塑傑米思想和行動的那些觀念非常相似，而傑米的行兇體現了這種男性文化最糟糕的後果：暴力殺戮，鋃鐺入獄。從《混沌少年時》引發的強烈反響來看，人們越來越擔憂男孩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誤入歧途——從孩提時代開始，男孩就被要求不斷證明自己是「真正的男人」，對男子氣概的苛求不僅導致了厭女言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也導致了某種「男孩危機」。
「我意識到男孩和男性的困境本質上是結構性的，而非個人性的；但人們卻很少如此看待這個問題，」里夫斯在《掉隊的男人》中寫道，「男孩在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階段落後，是因為構建教育體系的方式使之身處劣勢。男人在勞動力市場苦苦掙扎，是因為經濟體系轉型不再需要傳統的男性職位。父親在角色上錯位，是因為家庭供養者的文化角色已不再有實際意義。」
他得出結論：「男性困境並非源自群體心理崩潰，而是植根於深層次的結構性挑戰。」
英劇《混沌少年時》中的父與子。（資料圖）。
在中國，「男孩危機」是個真問題嗎？
「我很清楚，如果我生的是一個女孩，我應該教給她什麼樣的方法，給她樹立什麼樣的榜樣，好讓她成長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女性，成為一個即便面對不平等的世界也能對自己和夢想充滿信心的人。但男孩的話，就是另一回事了……」讀到《當我生的是男孩》封底的這段話，朱瀟感到深深的共鳴。這位四歲男孩的媽媽從未向家人透露過，自己內心其實更想生個女兒。
朱瀟是一所重點大學的文科副教授，根據她對學生的觀察，現在的大學男生是一個非常兩極分化的群體，他們既有可能佔據年級頂尖的位置，但倒數的差生里十之八九也會是男生。「所以其實我在懷孕的時候有很現實的考慮，我知道如果生一個女兒的話，你的挑戰沒有那麼大。女孩你稍微托舉一下，到中等偏上是不難的；但如果是一個男孩子，你要保證他心理健康然後又到TOP的很少。」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如今養育男孩比養育女孩更容易「爆雷」嗎？哥本哈根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李萱長期研究父職、家長與孩子的互動關係和孩童與青少年發展問題，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僅用學業成就來定義「男孩危機」，那麼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地區「男孩危機」其實沒有那麼嚴峻。從中國（含京、滬、蘇、浙四省市及港澳台地區）15歲青少年參與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2018年的測評結果來看，雖然各個國家地區的15歲男生閱讀能力都比女生差，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男孩落後的幅度相對較小；以絕對分數來看，內地四省市以及港澳男生閱讀能力超過了許多發達國家女孩的閱讀能力。
李萱援引紐約城市大學的一項研究來說明，「重文輕武」的文化背景甚至能對成長環境遠在亞洲本土千里之外的亞裔移民家庭的男孩產生一定影響。該研究的作者Amy Hsin教授發現，與美國白人男孩從小學入學伊始便落後於女孩的情況不同，亞裔男孩與女孩的學業表現差距直到青春期才開始顯現。而對於這些青春期的亞裔男孩，他們相對亞裔女孩的教育劣勢在強調體育文化的學校里更加明顯。「我一直覺得那個研究特別有趣：既然有如此巨大的跨文化差異，那麼『男孩危機』不是天生就有的，它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環境和同輩壓力造成的。」她說。
另一方面，中國女孩的教育優勢也沒有公共輿論場內流傳得那麼大。2024年，《每日人物》在一篇題為《連續14年超過男性，為什麼考上大學的女性越來越多？》的報道中梳理了頂尖高校的招生數據，發現在中國C9聯盟高校中，女生的平均佔比僅為30%左右，2019年-2023年，佔比還有所下滑。博士階段的女性人數也有明顯減少。
完全用分數說話、在理論上性別公平的高考制度為何會造成一流大學「男多女少」的狀況，是近期一項中德聯合研究的課題。研究結果顯示，即使學業成績相同，女生申請頂級名校的比例遠低於男性同齡人。19%的男生會申請頂級名校，而女生中這一比例僅為11%。這個差異也反映在了錄取率上：13%的男生和7%的女生被頂級名校錄取。
研究發現，這一差距並非源於學術能力、冒險傾向、自信心或競爭力的差異，而主要是由於女生更傾向於選擇離家近、以教育類專業見長的大學，而非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或其他高回報學科見長的大學。
「男性和女性申請者的唯一顯著差異來自他們感受到的父母期待和性別刻板印象。」研究者寫道。
觀察學生畢業後的出路，朱瀟又覺得，某種「男孩危機」雖然存在，但被男性享受的結構性優勢掩蓋掉了。每年畢業答辯，她和同事都會為幾個「吊車尾」的男生捏一把汗，但一問畢業去向，發現還真的被不錯的企業錄用了。女生則需要取得更好的成績才能進同等水平的企業。
在注意到男生普遍自信程度很高，「不會有一點點不配得感」的同時，朱瀟也為女生普遍的求穩心態感到惋惜，「從做老師的角度，我會覺得她們能力很強了，完全可以去設定一個更高的目標。但女生會更傾向於找體制內的工作，覺得考了教師編、公務員編就很理想了」。
小學男生正在進行足球訓練。文圖無關。（視覺中國 圖）
「像個男人」的壓力
劉暢和丈夫自認是有很強性別平等意識的家長，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要在培養兒子的過程中規避「男孩應該怎樣」的教條主義。他們從來沒有在家裡主動給兒子放過奧特曼或其他超級英雄的影視劇，會向兒子強調不是所有女性都有辮子、都喜歡粉色。不承想兒子長到五歲，「從小時候喜歡車，到現在喜歡奧特曼，完全符合我們對於『直男』的想像，每個階段恰好都長在那個點上」。
身為一名社科學者，她很清楚兒子的變化是一種「社會建構」：他對「男孩」這一性別角色的認知，更多來自他與周圍人的互動和社會文化的影響而非天性，比如劉暢的父母帶孫子出去玩時，會更傾向於引導他注意路上的汽車和工地上的各種機械設施；兒子幼兒園裡的男孩大多是奧特曼的忠實粉絲，讓他也漸漸對各個奧特曼的人物關係和必殺技如數家珍。
對女性主義有越來越強的認同感後，青年政治學者王智涵愈發敏銳地識別出生活中的性別歧視現象。畢業多年後他回憶起，在中學時代，「大家印象中，團支書應該是個女生——女生要被分配那種更加細緻的日常性工作——班長或學生會會長應該是個男生，副會長可以是個女生。這在無形之間促成了一種刻板印象。」
李萱與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博士後、發展心理學者楊芮合作研究中國社會養育男孩的方法和理念變化，她們發現，中國社會的特殊之處在於學校往往是比家庭更重要的，形塑青少年性別差異概念的場所。楊芮曾在一項長期研究中分別在同一群青少年10歲和15歲時問了他們同一個問題：你在哪裡看到過男孩和女孩被區別對待？15歲的孩子幾乎無一例外地回答，在學校。
性別角色分工的概念其實從學校就開始了。「老師會有無意識偏見，把更多男生放在領導者的位置上，讓他們參與更多所謂的實質性核心事務，女生往往成為被照顧的裝點性角色，」李萱說，「我們當時看思想品德課的教材，女性角色都不在公共空間里出現，見義勇為的、維護國家安全的角色都是男性。」
近年來，中文媒體出現的關於「男孩危機」的討論大多關注的不是「男孩掉隊」，而是男孩的「女性化」。2021年，針對有全國政協委員提出《關於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教育部官網回應稱，將加強體育教育，更多注重學生「陽剛之氣」的培養。
雖然教育部強調倡導的「陽剛之氣」沒有男女之分，而是指向「養成良好鍛煉習慣和健康生活方式，錘鍊堅強意志，培養合作精神」，但某種男性氣概焦慮確實長期存在於中國社會的思想潛流中。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宋耕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代中國社會的男性氣概與男性形象日益多元化，除了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崇尚的「文弱書生」依然構成中國理想男性的精神底色之外，當代中國男性氣概還受到商業文化、西方和日韓流行文化的影響。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社會的男性氣概焦慮正是源於這種多元化。
博士期間，楊芮在南京參與了一項長期研究，研究者們分別於2006年和2016年採訪了同一批南京家長。楊芮注意到，2006年媽媽們對男孩和女孩的期待沒有太大區別，都把「獨立自主」作為最重要目標，到了2016年楊芮自己發起訪談時，養育目標出現了明顯的性別分化，男孩的媽媽開始強調男孩應該有領導力、能支配他人、身體強壯，有位媽媽明確告訴她，男孩子不會打球是不行的。「從培養『文弱書生』（fragile scholar）到培養『美國隊長』」——她把這個結論寫進了博士畢業論文。
男孩養育理念的刻板化讓楊芮感到憂慮。在她看來，青少年男孩和女孩在校園環境受到的區別對待固然在某些方面有利於男孩，但也在很多情況下令他們感到委屈、受傷和不忿，而這個問題很少得到關注。楊芮在訪談中發現，老師往往會當眾指責 男生，指派男生干更重更累的活，默許女生打男生卻不允許男生回擊。另外，男生並不都情願承擔領導者的重任。
從功利的角度來說，中國教育工作者和家長日益推崇培養和強化的「陽剛之氣」，對男孩的學業成績而言弊大於利。《應用發展心理學學刊》（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在2025年刊登了一篇論文，作者們考察了中美兩國七年級學生對霸權式男性氣概規範的認同程度與他們在八年級時的學業投入和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無論何種性別或國籍，越是高度認同霸權式男性規範的學生，其學業表現越差。
霸權式男性氣概鼓勵壓抑情感脆弱、迴避尋求幫助，並過度追求身體強壯以維持在社會等級中的主導地位。這種男性氣概主導了西方社會對理想男性的定義，而它具有某種輕視情感和反智的色彩。哈里王子在自傳《替補》中回憶起父親查爾斯三世在9歲時被送到高登斯頓學校讀書，承認在那裡受到霸凌——最容易被欺負的男孩往往有創造力、敏感、書生氣十足。
《混沌少年時》的男主人公傑米。（資料圖）
社交媒體的威脅
看完《混沌少年時》，杭州英特外國語學校校長龔姚東要求學校里全體中層幹部都抽空去看看。他認為，這部劇集填補了國內教育話題的空白，即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現在青少年使用手機的頻率和刷屏的時間變長，但教育界缺少及時的討論、介入，甚至是提案。十年來，每一年的兩會都會看到很多教育相關提案，但是很少看到代表和委員們針對青少年不當使用社交軟件提出有洞見的提案或建議。」
龔姚東所在的學校有手機禁令，但他也知道個別學生會在老師看不到的角落偷偷使用手機。孩子們的網絡空間經常屏蔽家長和老師，他們在社交媒體發佈一些影射同學的言語，班裡同學又在留言區選邊站隊，很容易造成心裏隔閡甚至嚴重的矛盾。龔姚東曾處理過這樣一起學生糾紛：兩名女生原本是好朋友，但因為社交媒體上的風言風語，誤會升級為友誼破裂，甚至大打出手，最後二人均以退學收場。
他深刻地感覺到，現在的孩子「心思藏得很深」，思想的複雜程度遠超21世紀初他剛剛成為一名中學教師時接觸到的孩子。「那時候很容易看到一個孩子的底，現在的孩子你是看不到底的，他們的過於早熟是被互聯網上的信息催化的，這是值得整個教育界去反思的。」
《混沌少年時》聚焦在「有毒男性氣質」和厭女網絡社群「男性圈」（manosphere）對青少年心智造成的毀滅性影響，這也是英國女性主義作家、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榮譽研究員勞拉·貝茨（Laura Bates）近年來研究的課題。貝茨走訪了英國數百所學校，注意到大量年輕男性正在被網絡上的極端厭女分子接觸並激進化，卻少有人關注。在《隱秘的角落》一書中，貝茨卧底網絡社區，通過大量訪談、真實案例和翔實數據，揭示了性別刻板印象如何污染公共話語。
貝茨也看了《混沌少年時》，她雖然讚賞這部劇集很好地剖析了男孩所承受的社會壓力、網絡極端主義與激進化的危險，以及父母在保護孩子免受這些傷害時所面臨的無力與困境，但她也對其缺陷直言不諱：
「這部劇在描繪年輕人與『男性圈』之間關係時不太真實。比如，孩子們並不會真的用『男性圈的召喚』（call-out from the manosphere）這種說法，也不會彼此深入引用非自願獨身者（incel）的意識形態。他們更有可能是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接觸到極端的厭女內容，但未必會直接使用incel這樣的術語。劇中還呈現了女孩用『incel』來嘲諷男孩的情節，並將此作為謀殺發生前的『激化』事件，這同樣不夠真實。看到這一點令人不快，因為它（諷刺地）呼應了典型的incel論調：男孩是被『厭男』情緒『逼迫』走上暴力之路的，現實並非如此。」
貝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相關研究已經反駁了「男孩掉隊」「工人階級白人男性失去工作機會和話語權」這類通常被用來解釋男性保守主義思潮興起的敘事（最近的一項研究是2022年《英國男孩狀況報告》）。在她看來，把各種背景的男性——包括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男性——推向極端厭女主義的最重要因素並非男性被邊緣化，而是算法的壓倒性力量。這些算法被有意設計為優先推送越來越極端的內容，而非高質量或有實際關聯性的內容。「看看安德魯·泰特（Andrew Tate）在TikTok上的內容單是瀏覽量就超過了110億次，我們就能更清晰地看出這種內容傳播背後的真正驅動力所在。」
「社會中真正享有特權的是女性，所有的好處都給到了她們，男性才是受害者。」——安德魯·泰特或許在中國鮮為人知，但以他為代表的這種男性論調在中文互聯網內也並非罕見。作家蕎麥長期活躍在微博等社交媒體平台，據她觀察，性別觀念的快速變化的確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男性（特別是年輕男性）的失落感和被剝奪感：「這一代年輕人十多歲的時候，男性還是被看重的性別，男孩是在一種被重視的感覺下成長起來的。當時的社會隱約向他們允諾了一些東西，但等他們長大之後，我們的社會發生了劇烈變化，他們小時候感受的世界和長大後的世界有了很大的區別。他們可能會覺得是女性主義動搖了他們主角的位置，卻很少想到，這個位置並不是一個應得的允諾。」
對於「男性身份認同危機」的問題，媒體人孟常思考了很多年，並在旅居歐洲的經歷中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中國的男子氣概本質上是你要成為一個很受尊重的養家者，是你要在金字塔的競爭序列中佔據一個更上面的位置，它本質上還是一個溫飽的邏輯，有很強的前現代社會文化烙印。在歐美社會，們不再生活在溫飽邏輯下，那麼男性的吸引力就來自性魅力、克里斯瑪（註：某種個人魅力）——為什麼體育運動這麼流行？它也是一種克里斯瑪的體現。無論在意大利、荷蘭，還是英國、美國，男性的掙扎其實是你沒有性吸引力、不夠有趣、不夠酷。」
「《混沌少年時》給我們展現的這些問題——無論是有毒男性氣質、性別教育還是網絡厭女文化——只是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我們跨過了『現代社會』這條河，解決了社會資源短缺和社會權利不公的問題，但邁向下一個階段仍然有新的煩惱。」他說。
在德國一所學校中，男孩坐在花園的長椅上看着智能手機。（視覺中國 圖）
社交媒體禁令有用嗎？
無論如何，各色各樣的偏見、刻板印象和偏激觀點如今都有可能被互聯網扭曲和放大，推送到身心皆不成熟的青少年面前。在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看來，這已經造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在《焦慮的一代》中提出一個核心論點：1995年以後出生的孩子經歷了「玩耍式童年」向「手機式童年」的轉變，他們是在現實世界被過度保護、在虛擬世界卻保護不足的「焦慮一代」。當他們的社交生活大規模轉移到線上，社交媒體會干擾他們的社交、情感和認知發展，導致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學業表現持續惡化。
海特呼籲保護性法律的出台，明確要求科技公司區別對待未成年和成年用戶，把用戶的最低註冊年齡設定為16歲。2024年秋，澳大利亞通過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全國性法律，要求社交媒體平台（包括TikTok、Facebook、Snapchat、Reddit、X和Instagram）禁止16歲以下的用戶使用。新西蘭也正在起草類似的法案。目前，在英國合法使用社交媒體平台的最低年齡是13歲，《衛報》的民意調查顯示，3/4英國公眾支持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
從家長、教育工作者到學者、媒體人，所有與南方周末記者就這一問題交換過看法的人都認為社交媒體禁令治標不治本。楊芮認為，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到青少年為何會被社交媒體吸引。任何成癮行為——即使它有傷害性——都源自鎮痛的需求。「你在什麼地方可以得到尊重和喜歡，就會去往什麼地方，這是一個永恆的定律。如果關閉線上空間，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能得到社交和尊重？從這個角度去想，我們更容易理解為什麼很多孩子會投向社交媒體。」
在她看來，與簡單粗暴地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相比，更重要的是學校、家長與社會需要共同努力，嘗試培養青少年對網絡有毒信息的免疫力。
雖然對社交媒體有所擔憂，但龔姚東對他的學生在校八小時的時間裏不會產生很強的手機饑渴頗有信心，因為他們的時間和注意力被各種各樣的信息和活動佔據。英特是一所以外語教學為特長的六年一貫制民辦中學，約85%的學生在初中畢業後直接升入高中部。較低的中考壓力意味着學校能夠得到家長和學生的支持，在常規教學活動以外開展各種創新性教學實踐，包括選修課、項目制學習和社團活動。外語節、科技節、運動會等全校師生參與的大型活動幾乎每月不斷。學校為學生創造了各種機會，與同齡人和校友互動交流。
龔姚東相信這些互動的積極意義，讓孩子未來「走進高校、走上社會，天然就有更強的應變能力和溝通能力」。他曾以浙江省教育評估院副院長的身份走訪過全省三四百所學校，深知這樣的舉措是一種「奢侈」。「我們的基礎教育以學業分數為最直接的目標，學生們彼此交流得少，被認為有助於提升學習效率。學生往往被鼓勵只跟書本、跟老師打交道，不要跟同伴打交道。」
李萱認為，雖然我們的社會非常強調保護青少年，但對青少年的社會情感能力發展缺乏實質性、系統性的關注。社會情感能力，是指個體識別和管理自身情緒、理解他人情緒並建立健康人際關係的能力，這是任何一個身心健康、能參與社會生活的人都必須具備的能力。在這一方面，丹麥是一個值得借鑒的榜樣。她注意到，小自幼兒園，大至大學，在每個教育階段，培養孩子與同伴的相處能力都是教學目標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她所在的哥本哈根大學，即使是大課上，學生之間的成對、成組深入討論都是常見且深受學生喜愛的教學活動；對於必修基礎課，學生還常常會被分派到不同的學習小組，以便他們課後能找到共同學習的組織。
海特和貝茨都相信，學校為青少年的線下社交創造有利條件對他們益處多多。海特不僅建議建立「零手機校園」，即學生在整個在校時間都禁止使用手機，而且建議增加課間休息時間，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時打開校門允許學生去操場自由玩耍，每周至少抽一天給學生提供一個全開放、混齡的玩耍空間。他援引一位採取了上述措施並獲得良好效果的美國小學老師的觀點指出，「自由自在的玩耍有助於應對，甚至可以說直接解決了孩子們的諸多問題和需求，比如交友技能的提高、同情心的培養、情緒的管理和為人處世等。」
貝茨進一步認為，開闢更多線下空間促進青少年與異性同齡人的交往，是培養青少年健全人格、抵禦互聯網有毒信息的關鍵：「很明顯，我們的社會必須整體性地採取措施，比如加大對心理健康支持與服務的投入，以及為年輕人提供線下空間，例如青少年活動中心和體育俱樂部，讓他們有地方可以感受到歸屬感、夥伴情誼、社群聯結與自我價值的肯定。」
線下社交對青少年益處良多。（視覺中國 圖）
更好地養育下一代男孩和女孩
教育是孟常近年來非常感興趣的話題。今年他在上海住了幾個月，近距離觀察了外甥在某重點公立小學上學的情況。他還組建了一個「教育群」，每天與群里的家長和教育工作者交流。外甥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孟常，他被五十歲左右的男性班主任訓斥，「怎麼跟女孩子一樣」。他還曾聽群里一位家長談起自己去學校與老師交涉的經歷，那位老師在班裡發表厭女言論，要求學生「別成為不男不女的」。
每一個中國孩子或許都會在生活中的某個瞬間懵懵懂懂地接觸到此類言論。在孟常看來，希望踐行更先進教育理念的家長在培養具有平等意識和思辨能力的孩子的過程中，需要認識到社會的平均觀念水位與他們的價值觀是有差距的。家長或許控制不了學校里講了什麼、互聯網上流傳着怎樣的信息，但家長能做的，是為孩子提供更多元的觀點，對沖和稀釋孩子在家庭外接收到的種種偏見、刻板印象和偏激觀點。
朱瀟時常看到有家長在管不住孩子的時候就拿出手機給孩子放動畫片，但她的個人原則是不讓孩子在那麼小的年紀接觸手機。她會跟兒子說，在手機上看動畫一點都不好看，不如等到晚上在電視上看。兒子早慧，三歲多開始識字，滿四歲就能夠獨立閱讀繪本。在母親潛移默化的影響下，閱讀成為了他最大的興趣，甚至會因為看書不想睡覺。朱瀟給兒子制定了晚上十點到十點半熄燈的規則，兒子睡不着時會要求她哄睡，在黑暗中講自己編的故事。朱瀟笑道，她會把這些現編的故事錄下來，將來有時間了，就整理成一本兒童文學去出版。她相信，這些方法比直接禁止孩子使用電子產品更好。
她很注意引導兒子表達自己的情緒、理解他人的情緒，認為這是防止男孩掉入「有毒男性氣質」陷阱的關鍵之一：「表達愛意、講出心裏話是男女都應該具備的能力，但男性在這方面得到的引導很少。」兒子如今特別喜歡說「媽媽我愛你」，很會表達自己的感受，令她欣慰。
蕎麥在2024年出版的非虛構作品《無盡與有限：36歲當媽媽》中記錄了自己如何實踐「去性別化」的育兒方式，包括刻意保護兒子的敏感特質（包括允許哭泣、接納不愛打鬥），反對用「男子漢」標籤壓抑其情感需求；允許兒子按照自己的心愿留長發；質疑「有擔當」等詞彙隱含的男性賦權邏輯，主張用平等的語言描述所有性別的責任等。
兒子如今已八歲，雖然已剪短了頭髮，但依然會因為長相清秀被人誤認為是女孩。蕎麥得知，兒子在學校里不太熱衷於和同學打成一片。她雖然有些擔心兒子的社交過於單一，但又覺得兒子用「溫柔」來形容自己最好的朋友很有意思。「他這麼說的時候，（講述的）是一個不一般的小男孩形象。他喜歡溫柔的人，而不是說這個人『很厲害』。」
蕎麥注意到，誇讚女孩厲害、吐槽男孩不行成為了她周圍帶娃朋友的通行話語。她一方面隱隱擔心這種很進步、很女性賦權的話語可能會從另一個角度加深「女性應該更加完美」的刻板要求，加劇女孩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壓力；另一方面，她又覺得這樣也不錯。「你們男孩真不行，女孩多厲害——這個話語的流行未必不是好事。男孩如果從小知道自己有些地方確實做得不夠好，長大了可能不會有那麼大的失落感。當我們說『男孩危機』的時候，我們還是把男孩放在主體位置上，認為他受到了挑戰。那女孩難道不是一直在危機中嗎？我覺得現在『打壓』一下男孩也挺好的，我實際上希望他們變得更溫和一點，從男子氣概的期待中解脫出來。」
王智涵身上有很多不符合「中國直男刻板印象」的東西。他留過很長一段時間長發，注重穿搭，以織毛衣為樂趣，關心性別平等問題，習慣於認真嚴肅地聆聽或討論情感話題。在高中時，他曾因為從來不打籃球而被其他男生視為怪胎排擠。回望過去，那些「成長的煩惱」已隨着時間消散，留下的，是他對「何為真正男人」的堅定信念：「你只要相信自己這麼做是沒問題的，你就不會有特彆強的男性危機。作為一個男人，意味着從不懷疑自己；但作為一個女人則意味着無時無刻不懷疑自己。」
他覺得，這個心理暗示固然是「男性的便利」，但如果一個人能夠以這種勇氣去對抗結構性不平等問題，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去捍衛那些弱勢群體和被侵害權利的人，就不失為一種「好東西」。這也是他希望教會他未來的孩子——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的一點。
「堅持自我的勇氣是所有人都值得擁有的美德。我不會說『你是個男孩，所以你要勇敢』，而是說你要勇敢地去面對這些問題。當你去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你就是一個好人，就是一個善良的人。善良的人是光明的，善良的人會得到回報。」他說。
（應受訪者要求，朱瀟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林子人
責編 李慕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