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第97屆奧斯卡金像獎榮獲十項提名最終斬獲三項大獎的《粗野派》，儼然是今年最具話題度的電影之一。
「掌管破碎感的神」——阿德里安·布羅迪，憑藉本片成功二封影帝（上一次還是2003年的《鋼琴家》）。只是在角逐奧斯卡最高榮譽的最佳影片時，「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輸給了風光無限的《阿諾拉》。
在2024年一眾先鋒題材電影的包圍之中，《粗野派》流露出罕見的復古氣質，復古到讓人有種錯覺，自己正置身於一場60年代的史詩片放映現場。
首先電影近四個半小時的片長，在短視頻主導的媒介環境之下，簡直堪稱異類；其次本片的劇情也只是講述了一位建築師為甲方打造粗野派建築的常規敘事，題材本身稱不上有突破性。
但在表層故事之下，導演布拉迪·科貝特的野心遠不止於此，他假借建築的外殼，以一個「勞資衝突」的故事作為切口，剖開了整個國家的體制性壓迫，揭露了虛幻的美國夢，並最終讓主角拉斯洛淪為了體制與信仰爭鬥下的輸家。
01
影片分為兩個章節，第一章的劇情開始於一場逃離故鄉的旅程。主角拉斯洛伴着激昂的交響樂，從混亂的船艙中鑽出，直面新世界的陽光，在和同伴的狂喜中，鏡頭拉遠，屏幕上出現了倒立的自由女神像。
拉斯洛，這位粗野派建築師在二戰結束後逃離了歐洲，並興奮地抵達美國，但這個直接印在海報上的顛倒的自由女神像，似乎反映出全片的一條暗線：那與預期相反的美國夢。
此時主角的妻子埃爾茲貝特及其侄女仍困在歐洲，未能離開，而他本人卻在美國孤身求生。投靠表兄的拉斯洛，在異國重操舊業，成為一名建築師，兩人共同完成了范比朗家圖書館的改造，但范比朗無法理解這種前衛設計，憤怒地訓斥並解僱了拉斯洛。
不久，范比朗意識到拉斯洛的創作底蘊，又請他回來負責社區中心的建造。這一項目貫穿全片，成為了拉斯洛在異國掙扎的核心線索。
值得一提的是，甲方范比朗與乙方拉斯洛的根本分歧在此已顯露無遺，范比朗將圖書館的偉大歸功於它登上了雜誌封面，而拉斯洛的視角則始終聚焦於建築美學的本質。
在這一段的相識中，導演用一句台詞點出了拉斯洛對建築的理解：「我的建築會在動蕩中屹立不倒。」
對他而言，建築不僅是工程，更是承載美學理想的化身。這種理想主義，自然非資方范比朗所能理解。這句台詞也為之後所有衝突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02
在影片的第二章，拉斯洛的妻子埃爾茲貝特和侄女索菲亞終於抵達了美國。然而，在與范比朗家族的聚會中，埃爾茲貝特察覺到了他們對拉斯洛的打壓和羞辱。
即便身為歐洲知識精英，寄人籬下的處境仍令夫妻二人對這場由財富主導的權力遊戲束手無策。
在社區中心的建造中，突發的火車事故導致工程停滯，儘管拉斯洛堅持推進，但范比朗出於對成本和聲譽的考量，強行叫停了建造工程。
數年後，當范比朗重啟項目並找到貧困的拉斯洛時，這位乙方的建築師展現了近乎偏執的主人翁意識，意圖將社區中心多快好省地建造完成，他的性格也由此變得逐漸狂躁。
從表面來看，儘管影片的全部故事都圍繞着這個社區中心的建築項目展開，全片的衝突不過是建築項目中常見的甲乙方矛盾，但深層邏輯卻是兩種價值觀之戰。這正是《粗野派》藉著建築外殼想要揭示的，美國自身制度和信仰的排他性。
以范比朗為代表的戰後美國的資產階級，始終對社區中心的建造有浮於表面的需求。從資金投入，到取悅小鎮居民，都顯示了這不過是他鞏固名譽的工具。
而以拉斯洛為代表的高知歐洲移民，則將建築視為純粹的美學任務。這也解釋了當新建築師介入工程並試圖扭轉方案時，拉斯洛不惜自掏腰包、主動降薪，也不願修改原有設計。
從更深層次來說，拉斯洛所堅持的，是超越現實利益的美學追求；而范比朗所堅持的，則是資本主義下的新教徒邏輯。
影片中，范比朗家族對拉斯洛家族的明壓暗打，實際上也是一種制度之爭。影片試圖指出，資本主義可以強暴拉斯洛所珍視的一切。
隨着劇情的推進，這種強暴的隱喻也逐漸變成了現實。當范比朗與拉斯洛為了採購建築石材而前往羅馬時，在派對中喝得酩酊大醉後，范比朗對倒在地上的拉斯洛實施了肉體上的侮辱和侵犯。
這場真實的強暴，成為了制度強暴的具體化，最終顯示出了資本主義對美學邏輯的迫害。
影片的結尾，拉斯洛因無法忍受持續的異化，決定與妻子離開美國。埃爾茲貝特最終走進范比朗的家中揭示了這場強暴，粗野派建築項目也終於就此停擺。
正如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所言，新教倫理催生了具有強烈工具理性色彩的資本主義。當價值理性喪失之後，資本主義進入了工具理性的自我循環之中。
范比朗正是這種「空心系統」的產物，而拉斯洛所代表的，是「行動本身就具有價值」的價值理性。
建築，作為經濟與美學的結合，理應象徵著永恆。但在這場爭鬥中，以范比朗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體制毀壞了信仰本身，逼迫拉斯洛離開美國。這是一場永遠無法融合的鬥爭，也是一場關於體制與信仰的決裂。
03
《粗野派》全片的時間跨度極廣，橫跨近二十年，影片選擇了大量廣播和電視畫面來表現時間和時代變化。這種宏觀的時代縮影恰巧與拉斯洛的個人生活發生交叉，呈現出了一幅從個體出發的美國近代史圖景。
當拉斯洛初抵美國時，伴隨着的是以色列建國的廣播；當范比朗找到他時，廣播展示了共和黨執政和朝鮮戰爭的新聞，而電影畫面又呈現了黑人爵士樂、毒品以及色情電影的泛濫，這都是美國50年代文化和政治的縮影。
此後電影多次拍攝了馳騁的列車、汽車的前部和一望無際的前路，這些都象徵著美國戰後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經濟以美國為原點的快速擴張。
當拉斯洛與范比朗的矛盾逐漸升級時，穿插的廣播新聞則變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試射廣播；隨着時間的推移，給移民和異見人士的寬鬆空間逐漸被麥卡錫主義和冷戰所侵佔，美國社會的急速變化僅用幾個片段的背景聲音便交代清楚。
而這些鏡頭也都幾乎明示了，本片不僅是為了講述拉斯洛的個人故事，也在闡述着美國這個國家的環境如何變得空洞、殘暴，甚至失去希望。
影片的終章定格在數十年之後，拉斯洛的作品出現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上。此時，導演才藉著展覽主持人的發言最終強調：永恆的將只有建築及其所承載的美學。
影片的開頭，拉斯洛欣喜地從歐洲逃向美國，而結尾，其榮獲讚譽的場域卻又變回了歐洲。這種迴環的設計似乎也點明了全片那虛幻的美國夢破碎的過程。
拉斯洛在美國所面對的，是一場對他既有價值的殘酷榨取和吞併，他的人性逐步被改造為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工具性。
而粗野派建築項目的流產，也成為了導演對這場鬥爭給出的最終答卷，這既可以被理解為唱衰當今的美國，也可以看作是對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否定。
而影片充滿悲劇色彩的結尾，最終也暗示了那個年輕移民所渴望的新大陸早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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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柴穎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