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蘭上大三的時候，條件變化就大了。
先是課程的安排，主要課程基本上完成後，剩下的內容，大部分都靠自習。
除了必上的課，她盯在教室里外。再就是，到自習室和閱覽室，自主學習，打發時間。
業餘時間比想像中要大得多。先說她的宿舍，原來是六人的，突然換成了八人，很是熱鬧。
真熱鬧起來，就有了矛盾。也真巧，八個同學中，有四個是城鎮的，有四個是農村的。
城鎮的四個同學，有點瞧不起農村的。農村的四個同學，也沒有把城鎮的同學看在眼裡。
不過，她們有一個共同點是，如果周末商量好了小聚一次，那就實行AA制，誰也不欠誰的。
AA制也很簡單，就是去大學路旁邊的一個叫真好運的小餐館，每個人吃上一份米線，實在不行，再點兩個菜，這樣大家就平均起來了。
真好運餐館的小老闆叫鄧發來，一個初中畢業的小夥子，從東北來的，個頭不小，很義氣。
這幫大學生一進餐館，鄧發來就嚷嚷到：
「我這個餐館是專門給你們準備的，小妹妹們，放心吃，大膽吃，給你們管夠。」
鄧發來這樣想，主要是他也年輕，比大學生們大不了幾歲，還是有點共同語言的。
李小蘭喜歡來這裡，哪怕吃上一碗米線也好，她從鄧發來的話里，能聽到一絲鄉愁。
相互了解多了，李小蘭就知道，她與鄧發來的老家相距也就百十公里路程，說話也方便起來。
李小蘭從農村考上大學後，父親因為勞累很快就過世了，只有母親一個人帶着她和弟弟。
這種情況下，母親告訴她：
「孩子啊，我得照顧你弟弟，上大學只能靠你自己了。」
學費是她母親借的。母親的意思是，自己要學會照顧自己，我還要照顧你弟弟，擔子也不輕。
李小蘭上大學，是勤儉節約型的。宿舍裏面的同學相聚，她也是東拼西湊，勉強應付一下。
與她關係不錯的，是同宿舍的同學張小藝。
張小藝是城市的，家庭條件不錯，有時候在生活上照顧一下李小蘭。
上大學後，李小蘭沒有回家，暑假寒假都是找點事兒干，掙個零花錢。
張小藝倒是替她想了辦法：
「你可以到鄧發來餐館幫幫忙，讓他給你個學費，反正又是老鄉，這也是很正常的事。」
李小蘭覺得也可行，就跟鄧發來商量：
「鄧老闆，我到你這打打工行不行？」
鄧發來一聽，高興得不行，也巴不得這樣：
「當然可以啊，我就喜歡你這樣的大學生，你給我來打工，是我燒高香了。」
鄧發來二十八九歲，單身漢，東北人的性格與長相，說話爽快，長得高大，辦事利索，存在的缺點是沒有什麼基礎，幹不了多大的事。
他們是同鄉的因素，自然就親近多些，說話也很投緣，兩個人之間在一起少了距離。
到了節假日和假期，李小蘭沒什麼事，就跑到真好運餐館打工，閑下來就與鄧發來聊天。
時間一長，張小藝發現了端倪，就告訴她：
「小蘭，打工掙錢可以，與同鄉交往可以，但不能耽誤學習，這個是個大事。」
李小蘭本來沒有什麼可想的，但心裏可有點不舒服，憑什麼這麼去想，就對張小藝說：
「我又不是什麼壞女生，不就是與同鄉打個交道，掙幾個學費。」
有個周末，一個宿舍里的同學，在真好運餐館小聚，大家雖是簡單熱鬧，鄧發來也來湊熱鬧。
這時，有個同學把李小蘭推過去，與鄧發來撞在一起說：
「小鄧老闆與小蘭是同鄉，又像東北的一對啊！」
這句玩笑話，讓鄧發來不知所措，更讓李小蘭紅了臉，場面十分尷尬。
距離近了，問題也就來了。李小蘭不好意思再去打工，真好的餐館自然就清靜了許多。
突然間的熱鬧是鄧發來引發的。真好運餐館與幾個流氓鬧了事，被砸個稀巴爛，令人痛心疾首。
鄧發來電話告訴李小蘭。李小蘭直奔現場，一片狼藉，讓人慘不忍睹。
鄧發來喝多了酒，躺在地上，不知所措。
李小蘭把餐館收拾乾淨，把鄧發來扶起來，托着他回到宿舍，幫他洗漱乾淨。
李小蘭沒有想到，鄧發來清醒過來，而且轉身抱住了她。這讓她有過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李小蘭不知道怎麼反抗，也不知道應該不應該反抗，她只是腦子裡一片空白。
也就是如此，他們不知不覺地融為了一體，而且是很多人不可相信的結果。
鄧發來沒有自暴自棄，而是想盡辦法，重振旗鼓，真好運餐館又重新開張起來。
李小蘭懷了孕，專門休了一年的學業，回東北老家，照顧身體去了。
據知情人說，他們關係走上了正軌，應該算是婚姻關係，鄧發來只得賣命掙錢。
知道李小蘭的情況後，有人稱她為「風流女生」。
有人說，未婚先孕屬於不正常狀態，未婚先孕的女生難道稱不上風流嗎？
其實，只有同學張小藝了解她：
「李小蘭，是一個真誠的同學，她對生活的每一份謙卑，都是真實的，沒有虛假的成分。」
所以，我們對每個人的認知不能太隨意，否則會走許多的彎路，遇到許多的誤解。
生活是真實的、現實的、樸實的，我們應該接受它贈予的一切，在真誠地理解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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